贛西南特委在1930年9 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文件中宣布：「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團份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一經發現「AB團」份子，下一步就是槍斃。《緊急通告》要求：對於首領當然採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份子加入AB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
贛西南特委厲行「肅AB團」，到了10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份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的堅決的開除出黨」），消滅了一千多「AB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1/4 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
在贛西南特委大張旗鼓「肅AB團」時，毛因忙於主持軍中事務，並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團」，進入10月後，毛的態度發生轉變。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採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份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
毛澤東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AB團」嗎？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後，為生存而奮鬥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剿殺的極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毛習慣對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諸如國民黨向共產黨區域派遣破壞特務，國民黨利用「自首政策」脅迫中共人員充當特務等問題上，毛看得尤其嚴重。
在激烈的國共鬥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於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級領導人當中未有超過毛澤東者。在另一方面，連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團」，毛就更沒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團」。
然而毛澤東又絕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引導，將所有公開和潛在的反側一併鎮壓下去，毛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打AB團」運動。
1930年10月，毛率紅一方面軍攻佔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引起部分紅軍指戰員不滿，軍中一時思想混亂。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定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份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4,400 餘名「AB團」份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AB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意見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團」被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參加過南昌暴動，後隨朱德上井岡山。只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一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交誼，「兩人在一起無所不談」。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他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並舉例說，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干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這位聰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直接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也大開殺戒，那麼對一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肅AB團」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隨著「肅AB團」中暴露出的亂打亂殺現象的日益嚴重，李文林的態度開始轉趨冷靜，10月底，省行委發出通告，批評「肅AB團」鬥爭中存在的簡單化錯誤，強調對工農群眾擴大自首範圍，對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謹慎，如案情重大，則必須將人犯押往省行委肅反委員會審理，解除了縣以下基層組織的處決權。令人奇怪的是，當李文林的肅反狂熱降溫時，毛澤東卻開始升溫了。
1930年11月，毛澤東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終於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
《二十一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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