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员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对他说:你那也叫苦!?(网络图片)
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共有7个生产队,1900多人。在“大跃进”年代,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家庭,1户中农家庭),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组共有7个人,组长仲××,是湟原县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队员6人,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其中一位是女学生),都不是青海人;还有当地公社一位姓路的秘书、农林厅的一位方姓干部、驻军部队的沈排长。在下乡前,和所有“四清”工作队员一样,工作组7个人在西宁集中半个月时间,学习“四清”运动文件,重点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听了王昭的动员报告。通过学习,大家总的认识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不少社、队领导权被阶级敌人篡夺了,不能轻易信任基层干部。
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上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
可支部书记马××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
为了锻练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仲组长下令,把马××交给他们,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并明确表示说,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就说明你们无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时可以动武;你们自己不愿意亲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协助嘛!可是这三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和马××磨破嘴皮,他就是不认罪,堡垒攻不破,大学生们束手无策。
仲组长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把马××叫来,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
马××回答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杓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然后就不搜了,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这还不算,仲组长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才让他回家。
三个大学生目睹了仲组长的厉害,可马××仍然没有认罪。他们不愿意学习仲组长的做法。仲组长想,要攻破这个堡垒,只能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了。为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需要深入开展诉苦活动。
1964年11月19日,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活动。社员自带小板凳坐着,地、富、反、坏分子跪在一边,“四不清”干部站在一边,工作组成员面对群众,围绕一张大桌子坐在长板凳上。这是仲组长设计的场面。诉苦的社员事先由工作组确定为6个人。诉苦会进行得很顺利。先后有三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马步芳家族剥削、压迫的苦。但是,社员反映平淡,没有共鸣。接着,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说,1948年他才15岁,被马步芳军队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意,被捆绑吊打,吃尽苦头。1949年春天在兰州和解放军打仗,腿上中了三颗子弹,被俘虏。是解放军治好了他的腿,还发了路费让他回家……
韩有禄还没有诉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员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对他说: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那算什么苦?你下去听我诉。
社员对前面几个人的诉苦不感兴趣,听李秀英这么一说,跟着起哄:对,你下去,让李秀英诉苦,她家苦大仇深。
工作组员看到这场面不知如何办,因为李秀英不是工作组指定的诉苦人,怕她诉错了苦,他们看着仲组长,让他表态。仲组长也感到今天的诉苦会效果不理想,没有把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于是他挥挥手说:好!李秀英,你诉苦吧。
李秀英说: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饿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饿死在水利工地,尸体我也没见着。公公婆婆得浮肿病,卧床不起,不能下地劳动,马书记说不劳动就不给饭吃,结果3天就饿死了。我和女儿拖着浮肿的腿去拚命干活,一天才给二个糠馍,一碗像水一样的拌汤。记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吃。走到食堂,从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就不想走了,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20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给大队干部上菜,离开伙房,赶紧溜进去,看到锅里有一个大馍,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馍揣进破棉袄里。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在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馍可以,把你那尕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我说,我那尕丫头腿脚都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就饶了她吧。如果你不满意,我愿意陪你睡觉。马书记说,你把衣服脱下让我看看。我站起来,把大馍拿出来,解开破棉袄和里面破褂子纽扣,敞开胸膛让他看。马书记问,你的奶子呢?我说吃不饱饭,瘪啦!我尕丫头和我一样。马书记又叫我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我照办了。他上、下打量一会,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儿跟我差不多,放弃奸污我母女的企图,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滚!谁稀罕你的臭匹。
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女儿见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说,妈,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听,没偷到东西,还挨了打。
我摸摸胸口,那块烙馍没有带回来,放声大哭起来。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说到这,她走到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问:马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饿得不像样子,那天晚上你能放过我吗?我们全大队多少女人被你搞过,你说说!
李秀英在诉苦过程中,边说边哭,全场不少社员跟着她哭。马××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发抖。
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站起来走到马××跟前,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会场中心,罚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吆”一声,终于跪下了。
仲组长站起来说,大家可以对他批斗,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见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骂、也不踢,而是看着他。过了几分钟,她突然蹲下身,手伸进马××的腰间,双手使劲一拽,将他裤腰带拽断,右手伸进马××裤裆里,并大声骂道:“我要看看你的骚毬咋就那么坏!”……话音刚落,马××惨叫一声,歪倒在地。(总团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发现,马××的睾丸碎了,无疑是李秀英在诉苦会上捏的)
这时仲组长命令工作队员将李秀英拉下去。参加会议的社员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马××!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说他装蒜,命令他跪起来,不准躺在地上,并用脚踢他。仲组长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停止开会,马××有被当场打死的可能。于是他站起来说: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下午继续开。并故意大声对马××说:马××,你听着,回家后好好准备,明天彻底向贫下中农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彻底向群众交代清楚了,求得群众谅解,才有出路。
群众散了,工作组员走了,马××却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仲组长叫一位社员通知马的家人,将他搀回去。
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的场基旁边上的一棵榆树上。
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对他进行批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要求批斗他更强烈。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召开工作组员开会,讨论如何办。3个大学生坚决反对斗尸体;军人和农林厅干部不表态,只有公社秘书赞成。
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再说,马××确实是混进党内的坏人,全大队饿死那么多人,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生活腐化堕落,乱搞女人。这样的人死了活该,不值得同情。我们要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这可是阶级感情问题啊!
仲组长这样说,其他人不好说什么,只有公社秘书明确表示赞成批斗尸体。
但是,如何批斗呢?
仲组长说:开会时我们工作组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谁愿意扶尸体?
谁也不说话。仲组长说:小沈(排长)、小路(公社秘书),你们两个人负责扶尸体。
仲组长知道那3个大学生是肯定不会干的,只好叫他们俩。
沈排长不愿意,但是他不直接说,找借口。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报复我们。工作组只有我一个人有枪,我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让我扶尸体不合适。
秘书小路接着说,要工作组的人扶尸体不太好。斗尸体是群众要求的,应当由他们选两个年轻人来干这件事。
3个大学生随声附和。仲组长改变主意,决定选2个苦大仇深的群众来干。
人选好了。仲组长找他们谈话,说明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每人发1瓶白酒,开会前喝,以便壮胆。
开会那天,会场戒备森严,派民兵把守,不准随意中途退场。
尽管是群众要求批斗尸体的,但是真正开批斗大会时,许多人借口不来,派人催了好几次,有些人仍然没有来,来的人尽量坐在后面。
随着仲组长“把死不改悔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马××拖出来批斗”一声令下,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尸体拖出来(马××死后尸体一直放在大队羊圈里),花了一分钟时间将尸体扶起站立。绝大多数社员不敢正面看,低着头,有的用眼睛扫视一下,马上离开。有的社员悄悄站起来,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挡回。两个喝过酒、脸色通红的扶尸体的人,一边一个站着,抓住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面看马××的“尊容”。
工作组唯一的女大学生对我说,她当时非常害怕,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没有敢看尸体。她听沈排长讲,马××死后丑陋无比,舌头伸出嘴外足有半寸长,她接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老做噩梦。
工作组计划批斗会开一个小时,四个人发言,每人15分钟。可前面两个人发言,每人只用了5分钟,而且站得离尸体比较远,不敢看,对着群众讲话。
等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然后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社员们惊叫着,奋不顾身逃离会场,有几个民兵试图阻拦,被推倒在地。仲组长站起来大声喊道:大家不要走,肃静!可是谁也不听他的,只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两个扶尸体的社员由于惊吓,当晚发烧,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回家后精神恍惚,半个月后才恢复正常。
我在调查时曾单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愿意扶尸体,为什么又倒了,为什么害怕?他俩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件事,家里人更不同意他们干,可是群众选他们,仲组长找他们谈话,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他们是硬着头皮干这件事。由于多年没有白酒供应,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加上害怕,手脚抖擞,所以就倒下了。听老人说,人死了不安静就会诈尸,所以倒下后,害怕死了,赶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然后受凉发烧。
批斗尸体的场地从当天夜晚起,没有人敢从那里走;晚上社员家早早关门,工作组通知开会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顿状态。
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笔者调查时,没有见到她。
马××死时43岁,祖辈都是雇农出身。他从15岁开始,就给化隆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当沙娃(淘金沙的工人)、当长工,1948年被马步芳部队抓去当兵,忍受不了军官打骂,两个月不到,就逃跑到果洛一个佛教寺庙打杂。青海省解放后,他回到家乡,积极参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份子,1952年入党,是新庄大队最早发展的三个党员之一。先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他历史没有问题,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对象。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没有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行的。当大队书记既不是自己篡夺的、也不是坏人混进来的、更不是拉拢腐蚀上级而得到这个位置的。
据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全县在开展“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干部自杀,包括16名脱产干部。
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个县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其中县、社干部45人。
责任编辑:傅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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