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在金朝眼中是一块迟早要吃下的肥肉,宋高宗卑屈的乞和姿态,只会更加助长金朝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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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湾总统马英九一心对中共求和的态度,曾被嘲讽是宋高宗的翻版,其所属国民党所倡议的“两岸和平协议”恐怕会重蹈宋金“绍兴和议”的下场,只能维持短暂的和平。话说以史为镜,国民党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应该引以为鉴。
金朝崛起
公元1005年,宋、辽两国签订“澶渊之盟”,互约为兄弟之国,自此之后的百余年间,宋辽两大强权不再有大规模战事,双方礼尚往来,通使慇勤,可能就像《辽史》说的,“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然而在1115年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建立金朝之后,宋辽关系开始产生了重大变化。
完颜阿骨打痛恨辽国,故于建国之后,兵分二路展开灭辽之战,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攻克辽的北方首都上京(1120年)。北方滚滚烽烟唤起了宋朝自立国以来的百年梦想——收复燕云故地,于是宋徽宗君臣不惜背弃与辽的盟约,发动“联夷制夷”联金灭辽之策略,没想到竟是弄巧成拙,自树强敌,失去半壁江山。金朝在灭辽之战中看见宋朝武备皆废,兵力松弛,故于灭辽后(1125年),旋即将手中刀锋挥向大宋,进围北宋首都汴梁。
当各地百姓听闻金兵围闭京城,皆义愤填膺,纷纷自组抗金团体,四方八方赶来勤王,其声势之浩大如东京留守宗泽所言:
“自贼围闭京城,天下忠义之士,愤懑痛切,感励争奋,故自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数千里,争先勤王……今河东、河西不随顺番贼,虽强为剃头辫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几千万人,诸处节义大夫,不敢顾爱其身而自黥面,争先救驾者,又不知几数万人。”。
不过当时宋廷中主和派势力强盛,专务讲和的大臣唐恪、耿南仲说:“今百姓困匮,调发不及,养数十万兵于京城下,财用何以给之?”又说:“今朝廷讲和,不务用兵,使金知朝廷集兵阙下,志不在和,岂不激怒。”以无力赡养数十万义军和岂不激怒金帅的理由,禁止各地军队进驻汴京,也不许义军妄动,迫使千里迢迢赶来勤王的民兵流散各地,甚至沦为盗贼。最后宋廷沦落到怎样的下场——“金人至城下,四方卫士无一人至者”。
汴京被围困四十一日后,终被攻克(1127年),金人一举掳获徽、钦二帝与一干皇室宗亲大臣,史称“靖康之难”,北宋宣告灭亡。当时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因奉诏在外,不在汴京城内,故躲过这一祸劫;为持续赵宋王朝之政权,在李纲、宗泽等朝臣的拥戴之下,以及各路义军牵制金兵的情况之下,赵构得以从容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是为宋高宗。此政权仅有原宋朝的半壁江山,史称“南宋”。
四面八方的反金义士
女真入主中原以后,华北将领粘罕和挞懒采取恐怖统治,并推展女真化运动,强迫汉人“易服”、“剃发”和采取其他女真习俗,更加激化沦陷区百姓的叛变及义军的顽强反抗。金朝为了压制汉人,在制度和政治上歧视汉人,并把大量女真族人迁移到华北地区,与当地汉人混居。到了后来,还把女真军事编制的“猛安谋克”安置在征服之地,由政府授田给他们,让他们成为地主,拥有奴隶,所纳税赋仅是汉民的四十四分之一。他们历代世袭,享受着种种特权,活得就像是欧洲中古时期的封建贵族一般,时间一久,渐染浮靡之气,失去原有吃苦耐劳、勇悍善战的精神,当然这是以后的事。
另一方面,宋朝重新立国,为巩固政权,振奋二帝蒙尘后的民心士气,“每惟和好是念”的宋高宗只得起用素有清望的主战派李纲做宰相。李纲、宗泽、张所、傅亮等人招抚与联系中原沦陷区的义军,将群龙无首的义军聚集起来,不再各据一方,各自为政。根据学者黄宽重指出,自金兵包围汴梁至宋金缔结“绍兴和议”的十六年间(1126∼1141),有名有姓且史料可考的义军领袖就有上百余人,手下之义军卒勇更是不下百余万人。这些义军领袖有的是北宋末年民变首领方腊、宋江的余党,有的是被遣散的勤王师,有的是忠义巡社(地方性民间武力组织),其他还有土豪、官吏、农民、僧侣等。他们掀起了一股浩大的抗金浪潮,于宋金开战期间,在后方牵制金兵行动,分散金兵兵力,削弱金兵税气,并与宋军互通声息,为大宋勇往直前,屡有捷报。
可惜的是组织义军工作稍有成效、亟待开展之际,就遭致主和派以“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之辞,推翻李纲匡复故土之计划,瓦解义军与朝廷的联系工作,对于中原义军的求援也不予理会。李纲于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初五任职宰相,这位被“金人所恶,不宜为相”的名臣,重整朝纲不过七十五天,便在八月十八日遭致罢相,仅剩下留守汴京的元老重臣宗泽还在苦心积虑孤独地奋斗着。
宗泽整合的义军人数名义上已达百万,且都相当有战力,他的苦心没有白费,在金人第一次进兵南宋时,北方义军如翟兴、翟进两兄弟一再挫败金兵;王彦的八字军(脸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太行山为据点,横扫河北;李彦仙收复陕州;邵兴于解州击败金兵……这一连串的牵制作用,使得金朝无法达成灭宋之目的。据说宗泽之名已令金人丧胆,私下称他为“宗爷爷”。
宗泽认为宋军实力已充沛,可以准备对金朝反击,便与几位义军领袖共订北伐大计;可惜此中兴大业被主和派阻挠,然后宗泽病逝了(1128年)。宋廷派遣一个惧战的杜充来接掌宗泽的职位(东京留守),杜充遵循宋廷“深戒妄作”之指示,中止宗泽北伐的布署,甚至视义军为盗贼,率部众围攻一二,使得两河民心士气为之一挫,令义军寒心,原本攥在一起的义军分化成许多独立的小团体,遭致金人各个击破。
宗泽一死,金朝开始第二次进兵南宋,目标是活捉高宗,大呼“搜山检海捉赵构”。高宗仓皇逃窜至杭州,为了向金人示好,竟然抑止边将与北方义军合作,还在一系列的国书中反复表示“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也就是愿意奉金朝为正统,自愿为臣属。但是,南宋在金朝眼中是一块迟早要吃下的肥肉,宋高宗卑屈的乞和姿态,反而更加助长金朝的气焰,于是金朝统军三路加大规模南侵,逼得高宗狼狈地逃到海上避难。
宋高宗在海上避难的四个月中,北方义军又聚沙成塔重新活跃起来,活动范围由黄河扩展到江淮,甚至到长江南岸,这些义军各自为战,屡屡以游击方式袭击金兵,有效地分散金的兵力。金军见后方空虚,战线漫长,又屡遭突袭,决定撤兵北返回国;途中被韩世宗截断退路,逼入黄天荡;韩世宗以八千水师战胜十万金军,后人称之为“黄天荡大捷”。逃出的金军在健康又被岳飞伏击,损失相当惨重,过此以往,金人再也不敢轻言渡江。
秦桧从北方回来了
经过几次金兵入侵的经验,宋廷才后知后觉到一向不被看重的义军其实是抗金的一股主力,若是加以整合,可以成为南宋抗金的一道防线。于是不少义军领袖被任为镇抚使,一些沦为盗贼的义军也相继受招安,编入正规军,宋朝的军力因此大幅提升。然而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回来了,当初随钦、徽二帝一同被掳到金国的秦桧“自称”逃回来了。建炎四年(1130年)秦桧于高宗召见时提出“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的南北分治方针,对心存苟安的高宗而言相当合意,主和派气势再盛,宋金双方使臣往来不绝。
宋金且战且议,可喜的是宋军与义军纷纷传来捷报,王彦、岳飞、韩世宗、解元、牛皋、徐庆等人打出一连串的胜仗,打出了可以恢复中原故土之气势。据《宋史》记载,绍兴六年(1136年),太行山忠义巡社梁兴等百余义军投奔岳飞;岳飞由襄阳派兵长驱北上,进兵至洛阳长水县,黄河北岸义军蜂拥而起,接应岳家军,于是再传捷报,收复长水县,一时北伐之声势震动天下。然而,高宗与秦桧不顾群臣反对,坚持与金谈和,双方议定: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同意归还河南、陕西旧地,以及徽宗的棺木和高宗生母韦太后等条件。
和议没多久,金朝发生政变,由主战派兀术当政,他撕毁合约,于绍兴十年(1140年)倾全国之力,兵分四路大举南侵。结果被宋军与义军战的节节败退,岳飞差点活捉兀术,金人大恐!宋军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就在这关键时刻,宰相秦桧力主退兵,岳飞被迫班师回朝,部分义军跟着南下,收复的各地又失去了。不久,岳飞被杀。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再度和议,宋接受苛刻条件: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两国国界东以淮水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史称“绍兴和议”。秦桧“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就此实现,从此北方汉人不得南逃,南方汉人也不得北上。抗金义军活动也在合约签订后渐趋沉寂。而绍兴和议也只维持了短短的二十年。(参阅黄宽重《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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