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纪念馆的扬州八怪雕塑。扬州八怪纪念馆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瘦西湖风景区。（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清朝中期，扬州地区出现了一群既活跃，又十分擅长诗、书、画、章的书画家。这些文人的作品风格鲜明、不拘泥古法，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当时以郑燮（郑板桥）、黄慎、金农、汪士慎、李鱓、李方膺、罗聘、高翔等八人最出名，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扬州八怪”。但高凤翰、华嵒、边寿民、陈撰、闵贞、李葂、杨法等人，同样被称为“扬州八怪”。只是，扬州为什么会出产了“八怪”呢？
说到“扬州八怪”，很多人会以为这八人应当是“奇怪”的很，这才得此名。其实，这扬州八怪是以儒释道三家思想做为绘画之根本，他们绘画的“怪”并非指变异的艺术，而是呈现了独特的理论、笔墨与技法。以活在清代康乾盛世的高凤翰为例来说，他博学多才，德高品洁，书画艺术能将大俗变为大雅，右手在壮岁时即废了，却反倒以左手书画，虽生涩拙拗，却达到返朴归真之意境，进而独步艺坛，跻身于“扬州八怪”之列。
《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之高凤翰像（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那么，“扬州八怪”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才出现的呢？已有研究表示，主要原因包括了：清朝的政治风气与社会风气、经济、盐商的帮助与促进、文艺创新等等。
虽然扬州距离京城遥远，当时又正值清朝初期清军遭遇重创之际，但乾隆采取怀柔政策，以拉拢汉族精英方式来缓满、汉剑拔弩张的关系。
乾隆数度下江南，都有经过扬州，并给予死守扬州的史可法高度肯定，大赞他是一代完人。这时候的扬州拥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八怪”的出现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
此外，乾隆时期除了修建书院之外，还建造了不少新书院，进一步的培养大量人才，以及提高民众的文化修养。扬州盐商随后也竞相出钱修建书院。于是，在清廷与扬州盐商的带动下，致使扬州的社会风气出现大转变，当扬州人在精神方面的追求一提高，各地艺术家便接踵而来。而在“扬州八怪”中，生长于扬州的仅有郑板桥、李鱓、罗聘、高翔等人，金农、黄慎、汪士慎、李方膺等人则是从外地来到扬州的。试想，扬州八怪竟有一半来自外地，可见若缺乏相应的社会风气及共鸣，恐无后续扬州八怪创作蓬勃发展的盛况。
再来是经济条件。
扬州，又称为广陵，公元前486年所建，有史以来便担任交通枢纽和漕运之咽喉。西汉时的吴王刘濞就利用扬州临海优势，推动盐业发展，致使扬州经济快速发展。到了元、明两朝，两淮盐场的产量已经夺下全国盐场之冠，扬州则成为盐业运营中心。即使清初遭遇屠城浩劫，碰上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等窘境，但在康熙数度整顿之下，扬州已是再现繁荣，而当时的经济实力，自是培植“扬州八怪”的良好沃土。
盐商则是促使“扬州八怪”发展壮大的关键要素，对一些文人帮助甚多。商人在历史上，位列“四民”之末，饱受嘲讽，盐商甚至被认为家财万贯却无修养，而叫成了盐呆子。盐商为提高自身地位及外界对他们的观感，特地找寻时机与文人相亲，例如：聘请名士帮忙写联子、题匾、作画。像“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就长期获得盐商李氏和祖上累世经营盐业的汪之珩的资助。除了黄慎，汪之珩还与郑板桥、罗聘、金农等“八怪”人士交往密切。《清稗类钞》还载说，马曰琯曾出钱帮郑板桥修房与偿还债务，郑板桥还因获得其他资助，终能顺利迎娶美娇娘。汪士慎亦曾长时间居住在马曰琯的房子里；在盐商的资助下，汪士慎和金农的《巢林集》与《画竹题记》等著作得以顺利刊印、发行。
除了，盐商直接的实质性帮助，他们形成的收藏文物之风气对扬州八怪同样起到间接影响。由于扬州八怪不时前往盐商家中观摩收藏物件，学习所长，因此可以说扬州具备良好的文艺氛围，提供给八怪文艺创作的空间。
最后，要来简略说说文艺创新这一条件。
“扬州八怪”的出现，跟当时书画方面出现的创新潮流存在紧密关联。清朝初期，画坛崇尚“拟古”，但受到强调独创精神的徐谓、石涛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此股萎靡之风不可长。郑板桥亦认同创新概念。扬州八怪陆续汲取徐谓、石涛、朱耷等人的理论，并形塑为富含创新精神的一群书画家。
总体来看，清朝的扬州之所以出现了“扬州八怪”，绝对跟当时的政治风气、社会环境、经济因素与文化风气等条件起着交互影响的关系。因此，我们若想进一步了解透彻，绝不可只探索单一条件，以免无法综观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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