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请罪”的时候,在场的心里都想笑,但没人敢笑出来。我能记着“泡”的“请罪词”,绝非因为记忆能力尚可。(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内容:一.“打倒解放军”
看过诗人北岛一篇回忆文革的文章,标题《走进暴风雨》。文中提到1968年8月初,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入驻他当年就读的北京四中。某次军宣队组织召开批斗会,批斗对象是校长杨滨,杨滨的罪状之一是反对解放军。杨滨女性,陕北公学出身,据称认识叶群,可算得延安时期的老革命。文革中,当走资派越来越清晰地成为斗争主要目标的时候,杨滨自然在劫难逃。文革前杨滨手下的那些教师对她恭敬有加,此时人人必须忠于毛泽东。显然教师若拒绝批判杨滨,就成了对毛是否有忠心的大是大非问题。老资格的体育教师吴济民,曾是国家级篮球裁判,加之人高马大,人称“大吴”。批斗会上,大吴像其他教师一样,力求显示自己忠于毛的革命路线的态度,这也是在军宣队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要知道毛历来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而这“枪杆子”就在解放军手里,毛称解放军就是他的“长城”。
共军于1949年1月31日进入北平。(网络图片)
大吴指着杨滨先是声色俱厉地责问:“杨滨,你为什么反对解放军?”紧接着竟然鬼使神差地奋臂高呼:“打倒解放军!”刹那间全场愕然,大吴立即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当场吓得面如土色,双腿不由自主地跪倒在毛的画像前,额上黄豆大的汗珠滚下,嘴里嗫嚅着:“我该死!我有罪!我罪该万死!我向毛主席请罪……”,同时不停地磕头,乞求饶恕自己的罪行。当时没人想到,这段偶然的插曲,给杨滨提供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大吴最终的结局如何?我不得而知。
文革中的红卫兵、红二代。(网络图片)
二.“你”?还是“我”?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为掩盖大饥荒的严重恶果,高调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此灾难深重的封闭社会又添一层阴影。各大小媒体与各类学校的课堂,在大谈阶级斗争的同时,前面还要加上一个修饰语“你死我活的”。到了文革,一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成了每个人表示自己紧跟毛的口头禅,甚至社会最底层的“黑五类”与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他们在忍受批斗、跪在毛泽东画像下请罪的时候,也不得不表现出自己对毛的忠诚,表示坚决听毛的话:“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
在一些中等学校,成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师,在接受红卫兵批斗时,嘴里不得不跟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话音刚落立即被红卫兵扇耳光,甚至拳打脚踢。教师们哭丧着脸,一边抱头哀求“我该死!我有罪!”,一边又表示不知错在哪里?红卫兵大声指出:从你们“牛鬼蛇神”的嘴里说出“你死我活”,就是咒骂我们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革命派该死,让你们这些乌龟王八、阶级敌人活下去。对于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来讲,只许说“我死你活”,不许说“你死我活”!
教师们唯唯诺诺,表示虚心接受革命小将的教育。其中也有人表演过火,当即鹦鹉学舌、抢先纠正:“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我死你活的’”,结果又让在场红卫兵义愤填膺、大动肝火,由此再次遭受红卫兵的一顿拳脚,因为伟大领袖从来没说过“阶级斗争是‘我死你活的’”。在红卫兵们看来,阶级斗争如果是“我死你活”的,毛主席什么还要号召我们大搞阶级斗争呢?当然也有“牛鬼蛇神”心里很明白,无论自己怎样认罪,无论怎样糟践、丑化自己,也终将在劫难逃。
文革中,类似“你”、“我”使用的困境非此一端。那年头,北京的中学红卫兵还编了一支“牛鬼蛇神歌”,也有红卫兵称“嚎歌”,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不久,这首人性屈辱的歌就流传全国。
要让教师们自己齐声唱起“牛鬼蛇神歌”,红卫兵就必须先教会他们。教唱的红卫兵先唱一句“我是牛鬼蛇神”,再让“牛鬼蛇神”们学一句。教唱的红卫兵为了达到更好的侮辱效果,进一步作解释:“‘我是牛鬼蛇神’中的‘我’,不是‘我’,而是‘你’!是‘你们’!‘你’是牛鬼蛇神,听明白了吗?”“牛鬼蛇神”们似乎明白了,于是教唱的人下令:“唱一遍给我听,谁乱唱就抽谁的耳光”。谁承想,胆战心惊的“牛鬼蛇神”们,张开嘴的第一句,就是:“你是牛鬼蛇神,你是人民的罪人……”。
这下把红卫兵气得抓狂,结果当然又是“牛鬼蛇神”们挨耳光、挨拳打脚踢。不过教师中也有人对声乐有兴趣,嗓音也不错。每当此时,他们中有人会放声高歌“我是牛鬼蛇神……”,似乎借此获得一展歌喉的机会。他们努力调整发音状态,忘了自己忍受的屈辱,努力把“牛鬼蛇神歌”唱出艺术的韵味,似乎也忘了自己就是“牛鬼蛇神”。
其实,真正的“牛鬼蛇神”究竟是谁?
1966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红卫兵,高中生和大学生挥舞着毛泽东主席的《红色小书》,在北京街头游行。(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三.自食其果的第一代“小红粉”
“小红粉”一词,忘了形成于何时,也有人称“小粉红”,其实含义相同。文革时,从一句叫得最响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直到大跳“忠”字舞,可以视作第一代“小红粉”,当然也是“毛粉”。第一代“小红粉”狂热到何种程度?那时除了每人手上一本毛的小红书外,人人还必须戴毛像章,看起来全民都是“小红粉”,其中当然也有出于自我保护,不得不学“小红粉”样子的清醒者。从最小的像章(相当于一角硬币大小)佩戴胸前开始,到后来像章的花样不断翻新。大的毛像章,大小与大饼差不多,第一代十足的“小红粉”戴在胸前还洋洋自得的那付傻样,至今回想依然令人忍俊不禁。
尤有甚者,一部分“小红粉”不是将像章后面的别针别在上衣胸前,而是忍痛将别针直接刺透皮肤,使像章得以挂在胸前的肉体上,以此表示对毛的忠心,而且绝非个案。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对于当年如此荒诞之举,当然知道绝非天方夜谭。记得在新疆文教系统,就有这样一位穿过皮肉戴毛像章的“小红粉”。某次早晨在向毛的头像“早请示”的时候,这个“小红粉”为表现自己对毛的“忠心”程度,极虔诚地祷告:“主席在,我在;主席死,我也死……”
这个“小红粉”做梦也没想到,如此“表忠”效果竟适得其反。在场的群体“小红粉”们先是心里一惊,很快就觉得“主席死”三字不对劲。什么?主席死?我们祝主席万寿无疆,你盼望“主席死”?片刻之间群情激愤,这个献“忠心”的“小红粉”在哄闹声中,当即被群体“小红粉”按倒在地,紧接着就是拳打脚踢、棍棒齐下。“小红粉”很快就被打得鼻青眼肿、满脸流血,然后又作为“恶毒咒骂伟大领袖”的罪犯,被扭送公安机关。不久在公、检、法出面召开的公审大会上,“小红粉”被判有期徒刑14年。事实上公审大会没有“审”,更没有“辩”,就是公判大会。
按推算,这个第一代“小红粉”的刑期,当在改革开放不久结束,不过后来的消息也就中断了。如果这个“小红粉”没有被折磨至死,14年的牢狱之灾受尽酷刑虐待,不知能否让他的头脑逐渐清醒。
文革时期在天安门前照像都得拿本毛语录放在胸口,否则会被人视为大不敬。(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江浩先生提供)
四.“天上有个黑乌鸦”
文革中后期,我曾在中学当数学教师,那时一个流行的口号,是“复课闹革命”。虽然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但几年来青少年流散在社会上,整日的造反革命与“打、砸、抢”,有谁愿意安份守纪进课堂?所谓“乐不思蜀”自然不无道理,其实更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前车之鉴”的原因——当无数知识份子不得不齐刷刷跪下的时候,当“读书无用”的思潮正风行的时候,愿意进学校“复课”的学生能有几多?工宣队对学生有个绝妙主意,那就是请老工人给学生“忆苦思甜”。
“忆苦思甜”需要有即兴编讲故事的才能,就像四川那个到处宣讲“大地主刘文彩收租院”故事的女人一样。学校请来的老工人却是老实人,从苏州河边的国棉二厂退休,据说曾经与顾正红“并肩战斗”,顾正红是工人出身的“革命烈士”,又经媒体广泛宣传。这个老工人除了一句“我们敬爱的顾正红大哥光荣牺牲了”之外,就连顾正红“光辉事迹”的蛛丝马迹也没说出一句,至于旧社会“苦”更是不知所云。老人说了半天,只会不断重复一句话:“天上有个黑乌鸦”。
老人本来的意思,是想说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学生中不乏调皮滑头者,这一代人几乎是天天听着“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长大的。若是在其他场合,有人把“天下乌鸦一般黑”说成“天上有个黑乌鸦”,这些学生早就嘘声四起、哄堂大笑。然而,严肃的“忆苦思甜”当前,最蠢的学生也懂得必须收敛,因为这涉及到“阶级斗争”和“政治立场”。这一代学生打群架很勇敢,然而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让他们隐约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
“天上有个黑乌鸦”的“忆苦思甜”,大概维持半小时不到,工宣队可能也觉得离期望目标有差距,走上讲台在老工人耳边说了两句,就把老人打发走了。这次“忆苦思甜”,也许让学生永久记住一句幽默的词组——“天上有个黑乌鸦”,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当政治气氛常令人提心吊胆的时候,学生Y“提意见” 我有些吃惊,但不能显得无辜的样子,心里恨不得骂一声“小混蛋!”(网络图片)
五.令人头皮发麻的“提意见”
同样是在中学当教师不久,一次我进教室准备讲课,靠中间第三排位置的学生Y,一反常态举起右手,意思是要求发言。Y个子不高,品行也差不到哪里去,仅略显自由散漫。他一本正经的举手,让我有点意外。于是问:“什么事?”Y说:“老师,我向你提个意见”。当政治气氛常令人提心吊胆的时候,“提意见”一说听起来就有点肃穆,全班顿时一片安静,以等下文。我只能显得很大度的对Y说:“你提吧!”
Y站起来,态度很认真地说:“你没戴毛主席像章”。
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疏忽。一来我对毛毫不感兴趣,二是我刚穿一件新的涤确凉短袖衬衫,那件衬衫既得体、又轻薄,穿着时自我感觉真不错,我不想为了戴毛像章而在新衬衫戳下小孔。然而面对Y如此充满政治敏感性的“意见”,我别无选择,只能装得很诚恳的样子,说“你的意见非常好,我一定改正!”下课后我到办公室,赶紧在同事的帮助下,找了一枚最小的毛像章戴上。
这件事我以为过去了,谁知仅只隔一天,我走进课堂正准备讲课,Y又举手了。糟了!大概也是条件反射,我立即想起前天的“提意见”,只觉得头皮有些发麻,但还是必须硬着头皮,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问:“什么事?”Y依然显得很守规矩的样子,说:“老师,我再向你提个意见,你又没戴毛主席像章”。我的老天爷!我听了真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我透不出气,还担心被工宣队知道。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总会考虑自我保护最简易的方法。我有些吃惊,但不能显得无辜的样子,心里恨不得骂一声“小混蛋!”我只能大处着墨地谴责自己。身处体制内的边缘,按套路说话我也略知一二。于是我再度显得很诚恳地说:“哎呀!我怎么又忘记戴毛主席像章呢?真是实在不应该,非常感谢你,Y!我一定会改正,希望你继续督促我、帮助我!”
此后,在连续很长的时间内,我只有老老实实,每天将一枚不大的毛像章戴在胸前。心里虽极不愿意,然而不敢不戴。
六.“泡”的轶事
从前在老宅,与我的住所相距不足公交半站路程,有年龄与我相彷的朋友F。F与我同一年高中毕业,没能考进大学,只得作为知识青年赴崇明红星农场。文革中后期他常从崇明回市区,我们接识并有了聊天的机会,除了指点文革,也天南海北地胡侃,包括聊传统京戏。F谈起文革中崇明的“牛鬼蛇神”,我至今记忆犹新。是的!崇明农场的知青中,曾经也有一批“牛鬼蛇神”。
与F同在红星农场的一位“牛鬼蛇神”,其实在上海的住所离我们也不远。据说他的腿有残障,支撑身体重量主要靠左腿,右腿每迈出一步如同被身体拖着在地面画了一道弧圈。这个老兄在红星农场有个出名的浑号,浑号有点粗俗,叫“卵泡”。这个浑号的来历我不清楚,但在农场很出名,凡认识他的知青,几乎全直呼“卵泡”,以至真实姓名反被许多人淡忘。女知青不好意思也如此称,就去掉前一个字,只简呼一个“泡”字。时间一久,“泡”字好像还带一点亲切感,女知青只要一声呼:“泡”,“泡”立马应声而答:“嗳!”
“泡”怎么会沦为“牛鬼蛇神”的?据说“罪行”非止一条。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极其严重”,具体表现是在知青中大谈“女人经”——经常议论哪个女知青脸蛋如何可爱?哪个女知青身材如何窈窕?还有女人在床上价值的差异……。在那个时代,“女人经”一旦到了“阶级斗争”的台面上,就是“放毒”,就是“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当“深挖阶级敌人”的时间一到,“泡”也就无路可逃,也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罪恶滔天”,当然也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每天必须在毛的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不过与“革命群众”的“早请示”、“晚汇报”有区别——“牛鬼蛇神”必须单个跪在毛的像前“请罪”。红星农场或某个连队,“牛鬼蛇神”有多少我不清楚。“泡”虽腿有残障,跪下“请罪”也无法幸免。
“早请示”轮到“泡”的时候,“泡”的左腿向前一步,跟着右腿画一道弧圈,然后弯腰,双臂支撑地面,左腿随势跪下,接着就低下头,开始喃喃“请罪”:“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请罪!我有罪,罪该万死!昨天夜里我躺下后,脑子里没想女人,因为我想起您老人家的光辉思想和谆谆教导,知道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黄色思想’非常反动、非常腐朽,我长期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罪大恶极……”。作为间接耳闻者,我竟能大致记着“泡”的“请罪词”,绝非因为记忆能力尚可,而是因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讲话都有固定套路,包括各路“牛鬼蛇神”在内。
若干年后据F告诉我,当年“泡”向毛像跪下“请罪”的时候,在场“革命群众”——农场知青心里都想笑,但没人敢笑出来。当日“早请示”结束,大家到田间劳动,女知青们又开始左一声、右一声的叫“泡”。也许唯有此时,“泡”的心里才获得一丝慰藉。崇明各农场解体后,不知“泡”又被命运抛向何方?
责任编辑:傅龙山 来源: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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