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凭面相抓人 特务头目害死云南上万人(图)

发表:2021-05-1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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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 康生
文革中,在江青(左)和康生的淫威下,云南省有上万人因“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事件遭迫害致死。(网络图片)

中共特务头目康生,一生害人无数。在文革期间,康生凭面相和声音,断定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并炮制出“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和“滇西挺进纵队”假案。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一伙的滥施淫威下,云南省株连大批干部群众,1.4万余人被迫害致死,打伤致残近4万人,并株连了无以数计的家属子女和亲友。

省委书记赴京 向康生反映问题

1967年,文革开始后,云南省出现了胡揪乱斗领导干部,冲击机关的情况。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以制止不利事态的发展,赶往北京,要求同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谈一谈。

2月28日晚,赵健民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干等了好几个小时,由于几天来长途奔波疲乏,不由自主地靠在沙发上朦胧入睡了。后来有人叫醒他,说康生要来了。他睡眼惺忪,赶忙起身整理一下衣襟。这时已经是3月1日凌晨1点。

待康生坐定后,赵健民忙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出来,由于是突然被叫醒,脑子还有一点迷糊,所以开始说话的语气显得沉慢一些。

赵健民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是云南现在党政机关,甚至公检法机关几乎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多数被揪斗,这样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违反中央干部政策的。这个问题中央应该从上面三令五申。

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赵健民说明,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

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问题。

康生:文革要解决走哪条道路的问题

赵健民讲述以上想法时,康生半眯双眼,一声不吭。最后,他斜着脑袋对着赵说:“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赵健民回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对赵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

“主要是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资本主义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这次赵健民跟康生的谈话内容就是如此,并且中央文革还派有专人记录。

会议变成抓“特务叛徒”会

到了1968年1月中旬,全国各地的形势每况愈下,云南也不例外,运动混乱,生产停滞,一切似乎都处于一触即爆的态势。当时,赵健民和省委、昆明军区等几位负责人一起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云南省的工作情况。

1月21日凌晨2时,赵健民等人接到临时通知,立刻赶往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

会议由康生主持,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讲话。谢富治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云南的问题。接着便称某派(当时云南省的一个群众组织)“由昆明往西打了禄丰、平浪、楚雄……到下关杀了100多人”,是由赵健民支持指挥的。

这时,康生开了腔:“赵健民,你来北京干什么?”

“汇报情况。”

“你一个省委书记,到中央来,不见你一份请示。”

康生的话又让赵健民好生狐疑,明明已经向康生和陈伯达等人写过两封信,还专门向中央写过两次报告,都通过军委办事组转上去的,他怎么不知道呢!

不待赵健民明白过来,康生又说:“你支持某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我没有出坏点子。”

“你敢写条子吗?”康生紧接一句。

赵健民心想,这有什么不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当着康生的面,赵写下了“我没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错误言论。”

康生拿起来看了看,“哼”了一声,阴不阴、阳不阳地说:“你在耍外交辞令啊。”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又咄咄逼人地说:“如果有,怎么办?”

赵健民想了想,在原条子上又加上了一句“如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言论,愿受党纪国法的处理。”

“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1936年。”此时,赵健民感到事情复杂多了,一个解决云南问题的中央会议,怎么却成了对自己的专案审查会?

只见康生那个深度眼镜后面,闪着两道阴险狡诈的目光:“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没有自首。”

“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面对康生的喝问,赵健民顶道:“我不是!”

这一下,康生咆哮起来,“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赵健民回答。

“好!你保留吧!”康生气急败坏,指着赵健民,“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徒分子混到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

听到这,赵健民百般不能理解,自己还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国民党云南特务组”。

只听得康生得意地往下讲:“赵健民,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我凭40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你投降了国民党。”

康生栽赃陷害 

面对赵健民的否认,康生傲慢地“哼”了一声,气势汹汹地说:“你去年3月和我的谈话,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你要开党代表大会把刘少奇重新选入中央,要以合法的手段把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

康生的这几句话,不仅令坐在一旁的几位省里负责人面面相觑,就连赵健民也大吃一惊,他记得那次谈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没想到康生却移花接木,拿出来任意栽赃、无限上纲了。

赵健民顶了回去:“那都是你脑子里想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当时有专人记录嘛,把记录拿出来一看就清楚了。”

康生阴森森地说:“你不要用以前的办法骗我们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你赵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鱼了。”

康生强迫赵健民在纸上写了“我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字句。条子刚刚写好,康生用手示意,只听早已凶相横露的谢富治大喝一声:“我宣布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执行!”一旁窜出两个早有准备的人,将赵健民用手一推,押出了门外。

“相面”定案 赤色恐怖株连无数人

就这样,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莫名其妙关押入狱长达8年之久,至于真正的罪名是什么,连赵健民自己也不清楚。

信口开河,四面出击,以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是康生的一贯做法。

这次诬陷事件被称为康生的一大发明——以“相面”定案。由于这个迫害狂的“相面”和“敏感”,全国有多少人无辜受到迫害呢?恐怕难以数计。

康生借赵健民入过国民党在山东省的监狱,诬陷赵为“叛徒”。而实际上,康生出身山东,又曾在山东工作多年,并主持过干部审查,对这一段历史情况是清清楚楚的,何况经过中共的多次审干,包括1957年对赵的结论。康生故意诬陷赵健民是“叛徒”,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这件事大做文章,以打倒山东地下党的一批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山东地下党人均遭到了康生的诬陷和不同程度的迫害。

最为严重的是,康生、谢富治从赵健民开刀,无中生有,制造了“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江青一伙在云南的死党据此“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残酷镇压不同观点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68年1月,云南大理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到了2月13日,中央领导接见云南代表,康生跳出来宣布某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匪帮的典型”,江青更是信口雌黄:“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了,要剿匪了。”某群众组织就这样被打成“反革命匪帮”,被编造强加一个“滇西挺进纵队”之名而剿(屠杀)了。

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一伙的滥施淫威下,“滇西挺进纵队”事件被进一步歪曲成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共在云南省扩大了打击面,不断在“划线站队”中抓“滇挺”分子。在省级机关各系统和13个专、州市、54个县(区)的中,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

共产党的赤色恐怖,造成云南省先后有14000多名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38500多人被打伤致残,无以数计的家属子女和亲友被株连。



责任编辑:岳君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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