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用知青上山下乡的方式解决了就业问题。（网络图片）
“毛泽东时代没有失业工人”，这也是毛左人士经常引以为豪的话题。事情果真如此吗？诚然，从表面上看，毛时代确实是没有失业工人——从一九六八年开始，陆续有几千万所谓的“知识青年”被驱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这些人难道不是失业人员吗？
有些的毛粉人士却这样解释：这正是毛主席的伟大——让“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思想改造，以使他们更健康成长……”事情果真如此吗？幸好我们这些历史见证人仍在，否则，后人真会被毛粉们这些言论所迷惑和欺骗——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其实最高文凭的只有高中毕业，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的学生。有许多人年纪只有十六七岁，他们是最须要接受知识教育的年龄，然而，由于城市无法安置这些人。所以，便被一个极冠冕堂皇的借口“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驱赶到农村！除了有权有关系者之外，绝大多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少刚三五年，多则十年，长期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些“知识青年”在农村能接受什么“教育”？没有文化，思想觉悟极低的“贫下中农”，能传授给这些城里的孩子们什么“知识”？而这些城里孩子在贫困愚昧落后的农村又能得到什么“教育”？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更令人唏嘘，同时又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有相当一大部分是“文革”中曾经疯狂一时、为领袖撸到刘少奇、邓小平一类“资产阶级当权派”而立下汗马功劳的“红卫兵”！然而，当领袖的政治目的达到后，他们却被领袖弃如蔽履——当然，领袖不愧是“伟大”的——纵然，“上山下乡”，事实上是无法解决就业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但是，领袖却能为这个无奈之举冠上一个极为动听的名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时，又会有人振振有词地说：不是有许多当年的“知青”后来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名人、并叫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吗？此话不错——诚然，这几千万知识青年，确实有一些人后来成了各行各业的名人，有些人甚至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例如薄熙来等人。对这些后来成为名人，成为达官显贵者而言，农村这段痛苦的经历，难免会成为他们人生的一段“美好”回忆——尤其是面对媒体镜头之时。这就难怪他们高唱“青春无悔”的高调了。
但是，如果有人在这几千万“知识青年”作一个客观的民调，真正对“青春无悔”口号怀有同感者又有几人？——人生最美好的学习时光，被白白浪费掉了。在农村，在生产建设兵团，思想“改造”得越来越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严重扭曲了！人生美好的理想被葬送了，这些人岂能“青春无悔”？
更应当指出的是：当年绝大多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由于没有接受到应有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返城之时年纪偏大，所以，有相当一大部人返城后难以找到工作，难以结婚，因而沦落为社会边缘人……对这些人而言，“青春”岂能“无悔”？
应当承认的是：在极为动听的舆论宣传之下，刚开始“上山下乡”之时，有无数的“知识青年”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愉快地“上山下乡”的——因为“上山下乡”，是为了磨练“革命意志”，是为了“反修防修”，成为一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
然而，这些满怀革命“豪情”的“知识青年”到农村不久，或到生产建设兵团不久，他们才发现，现实与宣传竟然是两回事！这时，“知青”们纷纷产生了受骗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受骗的感觉被越强烈。于是，千方百计回城，便成了绝大多数“知青”们的共同选择。
于是，为了能够回城，“知青”们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对大多数无权无势的“知青”而言，他们的努力却是徒劳的。纵然有极少部分人能用装病等极端手段回到城里，但在那个极端贫困，专政无所不在的时代，他（她）们也付出了巨大乃至惨重的代价，这里仅举一个残酷的事实——有些女“知青”为了能返城，竟不惜用色相“贿赂”大队或公社干部，或建设兵团的领导。有很多女“知青”长期被手掌权力的人奸污乃至强奸。且看下面的一份中央文件：
（一）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1973）104号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青的通报
黄砚田，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49岁，江苏泗洪县人。43年入伍。44年入党。李耀东，16团参谋长，48岁，河北迁西人，44年入伍，43年入党。奸污、偎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被李奸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1975年4月28日转发渐江省革委“关于处理祝江就奸污迫害女知青案件的通报”
祝江就，渐江省江士县丰足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44岁，1950年入伍，1954年入党，用各种手段奸污女知青8人，偎亵8人，还奸污其他妇女8人。甚至强奸病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三）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会议简报》：
“第10团司令部参谋孙小虎(正连级)，有妇之夫，长期奸污三名女知青，并致使其中二人堕胎……
第10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20余人……”
（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映》(1973年第4号)：
“16团5营3连连长陈忠友，有妇之夫，奸污、调戏女知青11人，女知青上山割胶，听见树叶响都以为连长来了……
9营2连连长田宫成，有妇之夫，奸污上海女知青多人……”
（五）《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部分干部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调查报告》：
“8团卫生队长孙涛，45岁，河北河间县人。1945年入伍，1970年3月调入18团任卫生队长。副营级。奸污女知青11人，三人堕胎。占卫生队女知青人数一半以上……
李文峰，30岁，贵州石阡县人，18团20连指导员。正连级。奸污、调戏、猥亵女知青15名。被奸污女知青中有二人跳河自杀未遂……”
其实，上述仅是无数案例中的其中五例而已。
1978年底，云南“知青“为争取回城发起的请愿，引发了全国上千万“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并最终终结了长达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