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俞庆水我1937年生于闽浙赣三省交界之处的江西省广丰县。此地风景秀美，交通便利，文化昌盛，容易找到各种书籍。父亲自小叫我背《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大学》、《中庸》里的一些段落。我爱背书、记性好，一上学就念小学第四册，在班上年龄最小。许多知识理解不透，死记硬背对付考试，居然也考得不错。
上初中看了一本很厚的精装书《宇宙奇观》，得知丹麦人蒂谷在一个荒凉的山上进行了30年天文观测记录，他的学生刻卜勒整理这些资料，总结出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后来牛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万有引力定律——适用于天上地下的各种物体。这太神奇了，令我十分吃惊。我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学理科。于是请老师同学帮助，回过头去反复再学已经学过的数学物理，务求透彻理解。高中阶段成绩迅速提高，自学能力大为长进。已经能够看懂一些大学的物理数学课程。
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更加努力。除完成本系要求的各门课程外，还学习了要求物理系学生学习的一些高等数学与普通物理课程。
1957年在林超教师授的指导下，准备写毕业论文《泥石流的探讨》。北京西山斋堂地区就有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5月初林超和徐启刚二教授带我去进行了为期10天左右的实地考察，之后就整理记录资料，并查阅翻译有关资料。在此期间曾给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写信请教，黄教授热情回信，还寄来他自己的有关论文。
1957年5月下旬回到北大，莫名其妙地见到大饭厅周围贴满大字报。原来，是毛泽东号召大家多提意见帮党整风！我认为既然毛泽东鼓励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就应该积极参与。但平日只顾读书，对社会了解不多，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只能从逻辑推理方面做点文章。先写了篇大字报《卫道者的逻辑》，说不要把学生的意见看得太严重，有不同的想法，可以辩论，但要讲逻辑，不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另一篇大字报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说整风是为了消除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共产主义精神万岁。文章末尾都用学号5305027代替签名。除这两篇大字报外，还有三件事也成了后来把我打成右派的罪名。其一是我与被打成右派的黄万里教授有过书信往来；其二是系里刘心务老师写过一篇其实是轻描淡写的大字报，说系主任侯仁之教授入党也应开会征求大家意见。我在后面签了个学号；其三是写了封信支持谭天荣与别人辩论，并寄去1块钱。本来一心想要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没想到响应毛主席号召却惹了祸。
1957年正是我毕业的一年。本来我班29位同学相处融洽，我是班上最小的，大家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对我颇为照顾。反右运动一来，同学们欢声笑语没有了，变得冷漠了。我找人说话，同学心态不一。有人怕被说成温情主义，怕被打成右派，不敢多讲话；有人会以教训的口吻说，多想想自己的问题吧。我糊涂了，反对三害，希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自由这算问题？后来29位同学中划了五位右派。三位被分往外地，我与刘xx留在系图书馆里整理图书，每月发29元。毕业前夕连一张全班同学合影也没有照，零零散散地默默地分开。
为了写泥石流的论文，我查阅资料时，还翻译了七八篇文章（有俄文的和英文的），系里还把这些文章专门印出来。后来铁道部兰州段两位同志专门来函，要与我们合作。我划为右派，想从事泥石流的工作也做不成了。结合专业分配工作也不可能了。这时我在学校里对数学思想史感兴趣，还翻译了卢卡西维奇（波）写的亚里斯多德三段论一书中的第四章“符号逻辑的亚里斯多德系（Aristotle’s system in Symbolic Logic）。
1958年3月8日北大突然宣布，连我共12名右派按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送往大红门北京木材厂南、北两制材车间劳动。我被分到南制材车间出料组，要把四个电锯所锯下来的木板及时运出去，码垛堆放。活儿既累又紧张。
写到这里，简单地回顾一下家里的情况。
父亲俞钟发，读过一些四书五经，后学会手工裁缝做衣服。大娘张爱豚，生我姐姐。我姐姐出嫁后不久就难产去世，考虑到年老无人照顾，大娘做主让父亲再娶我母亲毛双月。父亲除做裁缝外还种点菜。大娘和我母亲都是农村妇女，手工做鞋、卖菜等等。我出生后一家四口人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
为了让我读书，他们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本来父母打算让我读完初中后跟人学铜匠（相当于钳工）。由于我年岁太小，更主要是解放后因我家庭成份是小土地出租，相当于中农，可以申请助学金，这样初中毕业后又继续读高中。
1953年10月收到北大地质地理系寄来的录取通知书。父母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又为没有进京路费发愁。后来东借西借，凑了二十多元，到南昌教育局见到王钟友同学，他又帮助我申请了20元路费，这样我才到了北京。
从1953年10月到1957年底整整四年，除了实习期间短暂外出，其他时间一直在学校。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我想回家，但无钱买车票。好不容易盼到毕业，本可回家看看，可是被划为右派，不给分配，只能在学校里等待，后来又被送到工厂劳动，暂时不能回家。1958年4月下旬，这时我刚到北京木材厂劳动了一个多月，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父亲从1953年10月送我登上离开广丰的汽车直到1958年4月，这5年日夜盼望能再见到我，孰知一直盼到死也不能见上一面。
1958年8月在北京木材厂制材车间劳动的右派教师林自立，他得过肺结核，在北大肺健会住过，身体不好，经受不起重体力劳动，服安眠药自杀。他的俄语很好，把Б еловусов写的名著《大地构造学基本问题》翻译了一半，就这样走了。陈心亥同学是地质专业二年级学生，当时只有17岁，与我同在一个出料组，经常发愣，常自言自语：“我叫陈心亥，右派，浙江天台人，我想妈妈。”约劳动了一年，北京木材厂与北大联系后，把陈送回天台老家。陈心亥，我的好兄弟，你现在怎么样了？1960年林业部想在北京木材厂办个林业部技校，让我参加建校的筹备工作，到各处查找资料，购买图书兼教书。学生招来了，后来又不办了，把招来的学生送到别的学校去念书。
1961年4月，我与另外三位北大右派被以结合专业的名义调到北京市灰石厂（地点在北京丰台区大灰厂）。让我在开采车间剥土排劳动。1961年8月我在380米高的工地上推矿车时，矿车掉道，我的下颚磕到一块大石头的棱角上，颈部大出血。两位工人从380米高的工地沿着陡峭的山路背我到240米高的大山场医疗站止血抢救，接着又抬我到厂部医院住院一个月。由于抢救及时，保住一条命。我永远记住这一些好心人，祝愿他们一生平安。
1961年底摘帽后，我就被调到矿山科成为一名技术干部，月收入加到56元。每天上山了解开采的各种事务。之后，让我设计了一条从240米大山场通往380米工地的上山公路，负责测量、计算，并参与修正处理施工中出现的问题。1964年被下放到站台运煤排，参加劳动。
1965年与上海正泰橡胶厂工人应秀梅结婚。她因为身体不好，一直留在上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9月初北京灰石厂把我当摘帽右派加以批斗，我的书被翻得底朝天。接着把我的户口从北京迁到原籍江西广丰县城，户口卡让我随身带走。发了一个月的工资56元，让我立即离京。三卷英文版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B. Russell & A. Whitehead）影印本也被人抄走了，至今无人归还。离京后我先到上海，亲友都不理解为什么摘帽右派也要被遣送。但事情到这一步也没有办法。他们表示应秀梅这边的事他们会尽量照顾。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后，回到广丰见到大娘。本来我年轻，应该是我照顾她，可是当时却反过来是她关照我。她说：“现在一下子搞得这么乱，过些时候会平静下来的。你先住下再说。你妈妈做保姆寄给我的生活费我还留了点，你吃两三个月没有问题。不过高价米4角一斤，我们买不起。你把户口报上，就可买到一角三分一斤的平价米。暂时吃饭的钱还是有的。”我当时听了这些话，乃至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时，我的眼泪就禁不住地往外流。这是我母亲做保姆挣来的钱，是寄给我大娘做生活费，又被大娘节省下来的，现在却拿出来给我买粮食，救我这个当右派的儿子的命。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由于我是十月初离开上海回广丰的，十一月妻应秀梅在她的亲友照顾下，儿子俞红生在上海出生。
在广丰与大娘一起过了四个月后，上海亲友来信说，摘帽右派可以回厂要求工作，他们也给我准备了回京的路费。1967年2月，我冒着刺骨的寒风，背着被子回北京灰石厂。晚上露宿在厂门口的石板上。办事人问我：“户口卡拿来没有？”我说：“已报到广丰了。”办事人员说：“这不好办，你先回去，把户口卡拿来再说。”当时为了不让户口流动，将户口冻结。可是我的户口在冻结文件下达前就迁到广丰，现在取不出来，工作问题一下解决不了。我必须找点事做，维持生活。这样，我就在一些亲朋好友的帮助下，逐渐学会了修理手电筒、焊补搪瓷盆、修理钟表之类的小五金业务。
1968年3月我又回了一次北京灰石厂。那时厂里发生大规模武斗，我再次被遣送到广丰。我母亲也离开她做保姆的贵溪河潭埠垦殖场回广丰，母亲、大娘和我三人住在一起。随后几个月形势非常严峻，没有介绍信，不能到外面修理小五金。为了生活，我与北大历史系右派学生吕克武开始收废品，如牙膏皮、鳖甲、废铁、破雨伞、破蓑衣、鸡毛鸭毛等。把这些废品收来后，整理分类出售换点钱，艰难地维持生活。农村收废品很苦。早上5点多钟起床，6点多吃早饭，挑着箩筐出门，带点饭。中午向别人要点水，把饭咽下，就算吃了午餐。傍晚4、5点钟回来。一天至少走二、三十里，有时走五、六十里。箩筐越挑越重，肩膀越压越疼，但我毕竟收到废品，吃饭问题有着落了。这时我常常想起白居易《卖炭翁》中的两句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农民家中，家中有祖孙二人，爷爷七十多岁，孙子十二、三岁，小名火崽。那天废品没有卖掉，碰到下雨，买米的钱都没有了。老人知道我们这种情况，主动称了十斤米给我们。遗憾的是，后来我们离开他家，转到另一个地方，废品变卖后准备还钱给老人，找了两次都没有找到火崽这家人。多好的老人啊，原上天保佑他的子孙平安。
1968年11月，广丰县城把城镇居民大量下放农村，我的关系不在广丰，便被当作无业城镇居民，下放到广丰鹤山垦殖场战坂大队汤家峰生产队当社员种田。本来大娘年老，不会下放；母亲在外当保姆，也不会回广丰。但由于我是右派，才使八十多岁的大娘与母亲被下放到农村。原大娘住的房间也被别人占用。
在汤家峰整劳力出工一天的工分记10分，我只有4分。社员看到我一家三人，一天4分，干一年也买不回三人吃的口粮，两个月后给我加到一天6分。母亲照看一条牛，记4分。他们对我家好，我也就义务给他们修理手电筒、钟表等等。后来，附近几个生产队的人都知道我会修理这些东西，鹤山垦殖场手工业联社把我吸收进去。从此我就可以在整个垦殖场各个生产队修理打农药的喷雾器，以及社员自己的钟表、手电筒之类的小五金。农忙时，抢收抢种，参加农业劳动。其他时间专门修理小五金。这样我就能够较灵活地支配时间，有空看数理化和英语之类的书。
1971年上半年大娘86岁，年老去世。1975年妈妈改嫁到上饶程姓家里。1976年妻应秀梅患结肠癌，在上海新华医院手术切除癌肿，1977年2月癌症复发扩散，在医院去世。
1977年4月，我接到北京灰石厂寄给我的，让我回厂工作的通知书，以及把户口迁回北京的准迁证。与此同时1968年从城镇下放的居民也陆续搬迁回城。我大娘在广丰的房子当时被别人占用，我们搬不回去。广丰搞房产的人对我母亲说：“这房子现有人住，他们不会搬走。你已嫁到上饶，你儿子要回北京，这房子对你没有用。给你三百元，将它卖掉算了。”母亲因经济很困难，搬家要花钱，就收了三百元。
回厂后保卫科告诉我：“你是摘帽右派，让你回来落实政策。这11年离厂，按每月56月给你补发工资。扣除在这期间你所借的钱以及为你所花费的钱（据说包括给当地的钱及遣送我所花的钱），还有5600多元。现在一次性给你，你签个字。”我回北京后，母亲到上饶程姓家里，继续帮程姓一家烧饭、看小孩、养猪，艰辛地劳动。一次摘猪菜不小心摔得很重。程姓家人为了省钱，没有让她到医院去看病。后来母亲忧郁成疾，精神痴呆，吃不下饭，腹部像门板一样坚硬。我与儿子俞红生到上饶程家连拉带拖，将她带到上海新华医院医治。板状腹治好了，能逐渐吃饭。接着我带她到北京，还在安定精神病医院住了3个多月，病情时好时坏。直到1979年8月底，母亲在北京云岗731医院去世。补发下来的钱一部分还人，一部分用在给母亲治病以及各种开支，很快就用光了。
文化大革命害了多少人。我留下一条命，可是却千疮百孔，剥了一层皮。我母亲没有了，妻子没有了，儿子得不到应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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