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土改岁月
二、忙中有乐儿女情
清溪碧波绕竹院，小桥流水湾。鸡鸣犬吠，花香十里，暮云处，村姑唱晚。地沃土肥生金果，夏凉冬又暖。谷穗拦道，麦苗障目，画中画，成都平原。
我爱成都，成都是我故乡！成都北面驷马桥乡是川陕道的起点。
驷马乡缘于驷马桥，驷马桥始于西汉司马相如赴京求官，与才女卓文君别离时留下的誓言：“如不高车驷马，决不过此桥”
驷马乡距成都北大门约五华里，是座石拱桥，现已不存在，掩盖于高楼大厦之中。当年它是川陕大道枢纽，来往车辆均由经此桥，从早至晚响着鞭捎的、载运棉花和粮食的骡车，以及“咯吱咯吱”推货的鸡公车，偶尔也有一二辆鸣着喇叭的卡车，扬起片片尘灰呼啸而过。街道两旁是零零落落的店铺，其中茶房、旅店、饭馆居多，便于南来北往的客人休息下塌。大概这儿距成都很近，故不赶场。全乡除街村外还有十八个自然村，土改团团部设在石桥左边一个绅粮（指有钱人）的院子里。此时乡农会已成为“看守政府”再没没有什么权力，仅给农民开开什么证明而矣。
我们来后，它就搬到街村一间一楼一底的房子里办公，可怜兮兮，冷冷落落，乡长、武装队长、文书，都是待审人员，去留与否要等土改结束，新成立的政府而定。这是既定的方针政策，新的运动不用老的运动留下的人，近似一朝天子一朝臣。
土改工作团长叫李捷，成都市三区的区长，山西人，抗日时期打游击的干部，是个小知识分子，喜欢学习和上进的干部。他个儿细长瘦高，走路习惯性地曲着背，对人和霭，不发脾气，腰上插只不足拳头大的美式白朗宁小手枪。
团部下设两个中心大组，各管九个村的土改工作组。李捷对我有点偏爱我，不知是我年纪小还是出身成份好的原因，他常向我说：“我参加革命和你一般大，还没有扛的步枪高。”所以一去报到，就指定我是双水碾村工作组的组长。
双水碾村位于川（四川）陕“陕西”道和成“成都”彭（彭县）道之间，深藏在翠竹绿水环绕的田畴之中。村子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很大的碾房，碾房被一条石板路一分为二：一边碾米磨面，一边榨油压枯（即榨油后剩的渣）。那両条奔腾不息的河水，从远远的西边直奔而下，冲着碾房昼亱发出“咣啷，咣啷”轰鸣声，似有万马千军厮杀。碾房老板姓李，为人厚道谦和，生意上十分讲诚信，故这里碾出的米又白又净，榨出的油又黄又澄，好得不得了，深为四乡八里的人称赞。
对着碾房有六七间瓦屋，北头三间是个店子，终日售酒卖茶，人来人去显出静中的热闹。村农会的办公室正对着榨油房的石桥边上。那奔流不息卷着浪花，发着狂吼一泻千里的清清河水，流经驷马桥，再汇集上千百条小溪，倾入九眼桥下的沱江，然后汇入滚滚长江之中。
村农会办公室正面的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像下摆放着木桌长凳，每天都有几名男女武装扛着步枪在这里值斑放哨，有时也去村里各处巡逻，如发现陌生人或认为有嫌疑的人，就要进行盘问和查看路条，以防地主和阶级敌人外逃。。
我们工作组驻扎在钟家大院子，这是座百年老院子，青砖灰瓦黑木柱，一看就知是书香大户人家。红漆大门的院子前，有上马磴下马石，三重院门的门楣上，都挂有金字匾额和楹联，巍峩雄踞，一派昔日风光犹存之状。
院子主人姓钟，弟兄三人，各住一座大院。我们来前村农会早已把他们撵在最后一座院子里，一、二重院子全归了土改工作组使用。钟家三弟兄无论老小男女，打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总是低着头，不敢正面窥视，就像监狱里的犯人看到狱警一样，只差没喊报告。
他家种着百多亩上等的田地，雇着两个一老一壮的长工。老的叫郭师，壮的叫马师。郭师一见着我们就回避，背地向人说：“怎么能去分有钱人家的田地，那是人家出汗出力挣来的呀！我帮了他们家几十年，没骂过我，也没克扣过我一年一担（十斗米计量，约合三百斤）六斗米的工钱，我为啥去闹？下辈子会遭报应的。”
马师和他恰恰相反，经常找着我们反映情况，说钟家三兄弟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恶，不给他吃好吃饱，年底还扣他的工钱，应该好好斗一斗。后来有人私下向我们说，马师经常去店子里掷骰子、玩牌九，还去嫖女人，知道他德性的都不请他作帮工，钟家弟兄看他找不到事，两年前才请了他。没想到现在却恩将仇报，老是说别人坏话。
看来农村也是个复杂天地，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也有人干，这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但贫雇农的马师当然仍是我们的“依靠对象”。
钟家大院既是工作组的办公地方，也是土改团中心工作组的指挥部。中心工作组相当于一个工作队，管着四个村的土改工作有点权力。组长叫文理阳，市长米建书的秘书，一个很历害的女强人。她行事果断，处理问题刚强，说话时从不准许人插嘴，大家有点怕，背地里叫她“文主覌”。
村工作组加中心组有近十二个人，设有伙食团，雇有炊事员。炊食员叫夏得海，一个国民党的老兵，会煮饭，会作菜，会讲笑话，文理阳叫我兼伙食团长，采购代管账。
一天，坐在一起吃饭，他忽然长长叹息一声，文理阳关心地问：怎么啦？他说：“快憋死我了。我‘下得海’，‘下得海’，成都平原没海只有河，要不，我早捉条鲨鱼给你们熬汤了。”大家哈哈大笑，文理阳却反感，说他油腔滑调，哗众取宠，对他不放心，叫我暗地监视他，防投毒做坏事。我心想，有这么严重吗？但不敢掉以轻心，常常呆在厨房看动静。
由于工作组和中心指挥组在一起，我又身兼伙食团长，双水碾村土改工作决定权，实际领导权在大组长文理阳手里，我仅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不过文大组长对我很器重，经常差我去团部领送材料，还专门给我一只“可尔特”手枪防身，总是“黄牛”前“黄牛”后地叫个不停。
我们每天上午汇报研究工作，午饭后下村访穷问苦，发动群众，收集地主分子和反动分子材料。农民不叫我们名字，统称工作队。我们工作组有三个人，一个叫杜斌，老区来的，一口山西话，土得掉渣，大家叫他杜老陕。另一个是姓罗的女同志，长得矮矮小小，说话尖声尖气，剪个男孩的短头发，我叫她罗小姑。她很不高兴，骂我是条笨牛。我说，我是条笨牛，纵碰上母牛也下不了崽。气得她向文理阳告状，说我流氓。文坦护我说：一句笑话就认真了，真小气！
土改队男男女女，均是清一色四个篼的灰制服，灰布帽，元宝胶鞋，女同志要不是胸前有两座“山峰”，几乎分不出男女。
土改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第二阶段，划分成份，分清敌我；第三阶段，斗争地主，没收财产；第四阶段，查田评产，分田到户。
斗争策略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还在工作的第一个阶段，钟家三弟兄就多次找到中心工作组长文理阳要交田契、房屋，表示向农民弟兄请罪。文大组长立着眉毛，大声呵斥道：“你们耍什么花样？，没那么便宜就过关。农民弟兄还得开你们的斗争会，评你们是不是守法地主。不守法，还得赔退哩！”
钟家三弟兄吓得浑身发抖，不断低声下气说：“我们有罪，我们有罪，请工作队宽大。”
就是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分子，纵乖乖地交出田产也不行，必须要挨斗争，必须要“触及灵魂”实际是“触皮肉”。凡开斗争会，地主没有不下跪、不挨打、不受捆的，不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土改”，工作组立场有问题，自然一顿暴打在等待着钟家兄弟。
我每天办完伙食，向夏德海安排好生活后，便下村串户了解情况。去前先到到双水碾村农会办公室坐一坐，了解了解情况。我一去他（她）们便要和我聊天，或背着枪陪我下户，说保护工作队是他们的任务。下到村里，无论任何一家农户都十分热情，送茶、打水，有的还煮荷包蛋，你若不吃，他们便拿话激你：“工作队，我们又不是地主，是贫下中农呀！毛主席派你们来帮我翻身，我们真心诚意煮碗鸡蛋都不吃，难道有毒药么？”
我们只好笑着推谢，说：“这是纪律，土改队不能拿农民一针一线。”
他们听后不依不铙说：“这不是针线是鸡蛋，违反了纪律我们说去。”
面对如此盛情，我真拗不过，有时只好吃。
下村送我的多是武装班长蓝秀琼。她家是贫农，又是军属，年铃和我一般大。她满头浓密的黑发，分扎成两条小辫子，辫稍上还系一对红蝴蝶结，老是不停地在胸前脑后飞去飞来。她有圆盘脸，一双水汪汪的眼晴，胸脯高高，显示出少女成熟的美。她总是紧跟在我后面，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一切，生怕有人对我下黑手。时间长了，难免不搭讪，只我一看她就脸红，立即把视线避开，惟恐碰上我的眼晴。
一次，她十分感慨地说：“黄工作队，我真羡慕你，这么小就参加革命了，将来一定是个官。”
我笑道：“儍姑娘，我们共产党只讲为人民服务，不讲做官挣钱。”
她愣了半天，想了想望看我问：“我儍吗？”
我不好意思笑了，真不知该怎么回答？也回头看她半天，从牙缝里冒出文不对题的应答：“挺漂亮！”
她哦了声，一抹鲜艳的红晕窜到了耳根。
在青龙乡回龙寺村有“百灵鸟”教青年农民唱歌跳舞，在双水碾村工作组其它两人都是比我还土的土包子。杜老陕粗嗓门，硬腰杆，吃橘子连皮吞的角色，甚至看电影不知把立着的椅板放平，还说“电影好看，就是椅子难坐”。先初大家不明白，后来闹清楚了，整整让人笑了三天。罗小姑左喉咙，又扭妮，出不了众，成天吱吱喳喳像只麻雀，别说唱歌，听说话也得塞住耳，不然吃不下饭。于是教歌教舞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不过蓝秀琼最乐意帮助我，更喜欢拉着我的手跳“二呀二郎山”的集体舞。
这些时候，我心中既惬意又迷茫，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一天她送我下村，见四处无人，悄悄塞了两个煮熟的热鸡蛋给我，说是她妈叫她给我的。弄得我要不是，拒不是，心里老犯嘀咕。第二天汇报工作，发现文理阳大组长老是看着我笑，我紧张极了，心想这下完了，肯定她知道了，这可是严重违犯了纪律，不记过也得挨批，定说我乱搞男女关系。
土改纪律极严格，决不允许任何人与农民有私人关系，特别是男女交往。散会后，我鼓足勇气找到文理阳说：“大组长，我犯错误了。”
她莫明其妙地看着我，愣愣地问：“你犯了什么错误？”
我本想说我和村武装班长蓝秀琼有男女关系，到口的话却变成了“两个熟鸡蛋”。
她听后哈哈大笑，笑得眼眶呛出泪水，说：“黄牛，你真有趣，热鸡蛋就吃呗！”
但没有想到五年后，我被划成右派分子，在省市委召开的千多人揭发批判我的斗争会上，她却义愤填膺地说：“黄泽荣，晓枫，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1951年搞土改时就违犯纪律，乱搞男女关系，还在一位女同志面前耍流氓（指罗小姑事）可恨不可恨？”
弄得我哭笑不得，有口说不清。其实我和蓝秀琼两情相悦的发展并不在土改，而是我回到机关以后的事情。1952年成都市组建公共汽车公司需要售票员，因她合乎招工条件，我用街道办事处主任的职权，把她介绍了去，但后来条件发生变化，有比她更漂亮的姑娘闯入我的视线，我们仅仅成为一般的友谊，不过我永远忘不了她的纯真与憨厚。
在土改工作进入到划成分阶段，我和“文主观”发生了意见分歧。她指示我一定要把碾房李老板定为地主，还要组织群众斗争。我说，他家虽有钱，土地不多，是工商户，是不是斗争过火了一点？因为，我花了几天时间去调查李的劣行，连一颗芝麻也抓不出。
她却批评我“思想右倾，立场有问题”我不服，说她“太主观，逼着牯（公）牛下儿”。于是，矛盾闹到团部去。李捷团长解决的办法，第二天调我回团部，负责成渝铁路修建的折迁工作。
驷马乡几个村都在成渝鉄路占地范围内，特别是街村要修交叉道，需得拆不少民房。工作务任重，时间紧迫，李捷区长不知为什么觉得我能胜任此一工作，借此把我留在了他的身边。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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