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群专时，全家属院老老少少百多号人，大多数人都不敢对我们表示同情。个别人甚至避之唯恐不及，怕给他们带来说不清的“划界限”问题。因为父亲不是杀人越货的土匪，不是道德败坏的流氓，不是行贿受贿贪污钱财的蛀虫，也不是买官卖官的腐败分子，而是所谓的在“解放前”向“国民党反动派”汇报过我地下党员踪迹的反革命嫌疑犯啊，在当时来说有什么罪恶比这更丑恶？有什么罪名比这更大？
只有一个叫张秋兰的妇女对我们表示了同情，使我至今对她仍心存感激。她是一个从上海来的支宁人员，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
记得我闻讯赶回家的那天傍晚，张秋兰大概想到我还没有吃饭，就端着一碗米饭走进我家。我和弟妹们都像木雕一样呆呆地在屋子里坐着，个个脸上垂泪，看见张秋兰进来，我们谁都没心情招呼一声，任她将那碗饭放在桌子上。只听她劝道：“他大姐，吃点东西吧，唉……”
我依然两眼呆滞地望着一个地方，不表示感谢，不去接那碗饭，也不回应她的劝解。她默默地走了，只留下那碗已经不冒热气的米饭。
说起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张秋兰，我还要补写一下她丈夫被打成反革命的经过。她丈夫年轻时曾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解放前”夕在青岛一家银行工作。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个小头目看中了这个精明的小伙子。但他们发展一个人加入特务组织之前要先将名单报上级批准，那个小头目便将张秋兰丈夫的名字写入欲发展的名单中，上报给他的上级。
然而特务机关还没有来得及审批发展，青岛就被共产党占领了，这个特务小头目也落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下，他交待了所有罪恶，包括仍在计划和酝酿中的罪恶，张秋兰丈夫的名字就是这样落入法网的。其实，按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规定，在上级批准发展某一个人之前，是不通知当事人的，即便批准了之后，也不是马上告知本人，还要慢慢的培养和引导才逐步发展他入伙。所以张秋兰的丈夫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已经不幸成了特务组织发展的对象。在公安部门的审问下，如坠云雾里的他当然拒不承认参加过特务组织，然而他却怎么也说不清楚那张名单，之后他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文革开始后他被遣赶到乡下，长期在杨朗公社齐家庄劳动改造。张秋兰独自一人带着几个孩子在城里苦度日月，其中还有一个女儿从小就是高位截瘫。
“反革命家属”张秋兰对我们的同情，使我的悲哀情绪更为强烈，我想，从此以后我们就是黑五类狗崽子了，你看，只有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来可怜我们了……莫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后来听我四妹说，那段时间张秋兰总是尽她自己的能力帮助我的弟妹们。那时每年都要开“三干会”（县、公社、大队这三级干部），张秋兰是国营食堂的服务员，她便利用职务之便偷出一张饭票来，让我最小的妹妹混进去吃一顿。
一九八六年，我在固原三中当语文教研组长。听说有一个半身截瘫的女孩该上初中了，但却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收她。我们语文组有个年轻的教师叫张萍，她愿意让这个女孩到自己的班级里读书。当我得知这个可怜的女孩原来就是张秋兰的女儿时，我大力支持和鼓励了张萍的这一想法，又去校长那里帮助促成了这个女孩的入学……
二○○六年八月上旬，我和四妹结伴去看望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面张秋兰。我们去后才知道，张秋兰刚发生过一次脑血栓，至今走路摇晃着，说话也含糊不清。我本想与她叙叙旧，但一看这种情形只好作罢。
张秋兰以病残之身，拿着低微的退休工资，养活着残疾女儿，所以她的家中依然是那样清贫，那样寒酸。住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房间很窄小，大白天光线也很暗，我凑到跟前才看清床上的被褥也都非常简陋。她那个高位截瘫的女儿已近四十岁了，还坐在轮椅上。但大脑却依然那样聪明，心态也很健康，待人热情，说话得体，知识面也比较宽，这让我心里更为惋惜和难过。
张秋兰丈夫的冤情也在一九七八年得到了洗刷。可叹他蒙冤半生，但总算有幸没有含冤而死，终于在有生之年等到了那早该来到的平反昭雪。现在，这不幸的人已经永远地走了，只有一张遗像挂在墙上，陪伴着他那危难中不弃不离的妻子张秋兰，也陪伴着他那残疾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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