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山东省会济南时，正赶上省里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而召开的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于是我们大家都作为出席五级干部会议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们这次下放到山东的干部分两个队，分别包了鲁西北的两个重灾县：一个是惠民县；一个是沾化县。领队的分别被任命为地委委员兼县委第二书记。我们是惠民队的，领队的任丰平是秘书处处长。他是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行政12级的老同志，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惠民县委第二书记。另一位是电务处处长张连生，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沾化县委第二书记。与此同时分配到惠民县的30多名下放干部，分别包了两个重灾区中的两个重灾公社，分别任区委委员和公社副书记以及包队（村）干部。我先是被分配到胡家集公社皂户杨村当驻队干部，后来又调到大于公社大于大队当驻队（村）干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期间，我们分别被分配到出席会议的惠民小组和沾化小组，大家见了面，并一起参加大会听报告和分组讨论。
主持大会的是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他当时是华东局第二书记，还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因为“五风”问题严重，已于10月被撤职。当时安徽的问题，特别是淮北和皖东地区的问题也很严重，死人不少，但“盖子”还没揭开，中央还认为他那里不错呢，所以撤掉舒同第一书记职务之后，就派曾希圣来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曾希圣新官上任，从安徽调集地瓜蔓等代食品来支援山东。不久，安徽问题的“盖子”揭开了，曾希圣也被免职，由山东省长谭启龙任第一书记。
五级干部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以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为中心，进行整风整社，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分别作了检讨。他们在分析全省农村形势之后，着重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危害，比较实事求是地讲了山东的实情，以及面临的严重困难。他们的检讨是绝对保密的，会上既不准作记录，也不准外传。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省委领导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今年（1960年）农业生产又比去年减产，而且幅度很大（20%—30%），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城镇供应十分紧张，不少地方已经出现脱销断粮问题。入冬以来，浮肿、干瘦病日趋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增加，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形势将更加严峻。从现在起到明春青黄不接，这段时间将是最大难关。当前一些重灾区的中心任务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社会治安。“四保”首先是保人，这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在分组讨论舒同和张新村的检讨时，我们分别参加淄博地区（后来改为惠民地区）和惠民、沾化两县的讨论。他们一方面在学习讨论中央《紧急指示信》，揭发批判省委的“五风”问题，同时联系实际揭发检讨本县、本社、本单位的问题。
惠民地委第一书记王成旺不久前才从外地调来，他向我们介绍了淄博地区情况。他说：山东是全国出了名的重灾省份之一（被中央点了名的），山东的形势不大好的地区重点是在鲁西北三个地区（惠民、德州、聊城），其中又以惠民地区尤为严重。惠民地区地处鲁北平原，北濒渤海，是个老区，抗战时期是渤海军区所在地。这里交通极为不便，全区不通铁路，甚至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经济贫困落后。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是一个纯农业区。近两三年来，山东的自然灾害频繁，惠民地区更加严重，由于引黄河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去，造成全地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在舒同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刮“五风”，反右倾搞浮夸，卖过头粮，全地区灾上加灾。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谈到惠民地区灾情严重到了何等地步时，王成旺书记引用了不久江西省慰问团来区慰问时一位负责人概括的话：“惠民地区已经山穷水尽！”的确，这句话一点儿也不过分。惠民给他们的印象是满目荒凉，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没有粮食，草根、树皮成为百姓的主要食物。代表团在访问一位老太太时，问她有多少钱，老人家摸了又摸，掏了又掏，掏了半天从腰中掏出仅有的3分钱。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闲谈时，只有两个话题：一是谈论死人的情况，不是说这家死了人，就是说那家死了人；二是谈论自己几时死，还能活多长时间，能不能过了年等。有人说，活着挨饿受罪，没有盼头，不如早点儿死了好。王成旺说：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灾情，不但没有得到控制，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入冬以来，浮肿病、干瘦和非正常死亡在大量增加……
在小组讨论中，我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以下几个片段。
惠民县北镇（惠民地委所在地）公社书记说：全公社近4万人，今年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死了1000多人，只生3个孩子（不到万分之一）。入冬以来，病号、死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看来明年春天将会更加严重。
麻店公社书记说：全公社大部分社员群众都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中青年妇女（16—45岁），有2188名闭经，占总数的47.6％，子宫脱垂的84人。他说：由于没有吃的，营养不良，3岁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仅不会走、不会坐，连头都抬不起来。很多社员群众头不梳，脸不洗，普遍感到生活没奔头，没有活下去的信心。
单寺公社高家生产队的社员说：“粮没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里黑了，哪里住，走投无路，没了办法，就等着死。”有的外出投亲靠友，有的乞讨他乡，有的卖儿卖女，有的两口子闹分家，有的妇女丢掉家里男人和儿女去改嫁。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到处是一片悲惨的景象……
几年来，年年如此，一年不如一年，没饭吃，没柴烧，地荒了，耕畜大量死亡，人们无心生产。谈到社会治安时，群众说：这几年来社会风气极端反常，好人受打击，老实人吃亏；有些地方是坏人当权，横行霸道，老百姓受气，既不敢怒，更不敢言。有的说：“三只手吃饱饭，两只手饿着干”，“共产风吹散了心，浮夸风要了命”，“受苦受难被活活饿死的都是咱老百姓，上什么天堂呀，都下地狱了……”他们在会上发言时，有的边说边流泪，有的泣不成声，会场里引起连锁反应，以至于听会的人个个泪流满面，有的痛哭失声。他们是在揭发控诉“五风”带来的灾难！“五风”刮得好惨哪！共产风把农民刮得一贫如洗，浮夸风要了那么多农民的命，瞎指挥风剥夺农民的一切权利，强迫命令风使农民成了农奴，干部特殊化风催生了一批新的统治阶层。“五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洗劫，是历史的大倒退！
有人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是从中央国家机关来的，便悄悄问我们：这些情况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不知道？他们（指地方领导）为什么不向上级报告呢？
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结合传达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主要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探索，重点讲了要弄清的五个问题：一是要弄清一大二公与一平二调的区别；二是要弄清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区别；三是要弄清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四是要弄清政治挂帅与物质保证的区别；五是要弄清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曾希圣这个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理论色彩很浓，不仅可以听，而且还可以记，会上打印出来之后还可以摘抄。在讨论中大家普遍认为，曾老的讲话很重要、很好。从理论上对农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应当说是颇有建树的。理论固然重要，但理论不能当饭吃。与会者、各级领导最关心的是眼下日益严重的灾情，救灾的中心是如何解决老百姓吃的问题。为此，曾希圣决定从安徽调点儿粮食和地瓜干、地瓜蔓等代食品给山东。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安徽的灾情并不亚于山东，安徽已经自顾不暇，无力支援山东了。
12月25日，在济南市职工电影院，山东省长谭启龙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讲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正确认识当前形势。第一，对当前全省形势要有正确的认识：既要认清大局，也要认清小局；既要认清困难，也要认清有利条件。各地都有大不好、不大好、大好的三种形势。第二，要弄清造成大不好形势的原因：山东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舒同同志的错误领导所造成的。他虽然已经检讨了，但并不等于全完了，没事了，大家还可以继续揭发批判。但对各级领导来说，这毕竟是外因，各地有各地的具体情况，各级领导有各自的具体问题。舒同同志的检讨代替不了各地的具体情况和各级领导应负的责任。第三，扭转形势的关键，是靠党的政策。既要有坚强的决心和本领，又要相信中央政策的正确性。要很好传达贯彻党中央为扭转形势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深入发动群众，政策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形势就迅速扭转过来。
二、要切实抓好救灾工作。要保证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月扭转形势”，当务之急是要搞好生产救灾工作。要抓好“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治安），其中首先是“保人”。全省几千万人吃饭活命是件天大的事，今后五个月是困难最严重的时期，要尽一切力量减少水肿、干瘦病的发展和非正常死亡。目前形势很紧张，还有30%的人口生活没有着落，有的是没有安排，有的是安排了没有落实，问题很大。这是重中之重，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地必须尽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做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冬季生产和明年的备耕工作。
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各项政策，强调：（一）领导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二）要坚决彻底兑现；（三）要彻底改正违背三级所有制的一切错误做法。
四、深入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纠正“五风”，肃清影响。强调：（一）整风整社必须围绕当前生产救灾进行；（二）整风整社必须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两头挤”的办法，要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三）整风整社要有步骤分批进行。从现在起到明年五月底分三批完成：第一批重点是三类社，用一个半月的时间；第二批重点是二类社，用一个月多点时间；剩下的是第三批，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五、制订1961年农业生产计划，争取1961年农业大丰收，扭转形势，改变面貌。明年全省粮食计划播种面积为9000万亩，产量为230亿斤—250亿斤；棉花900万亩，产量为270万担—300万担；花生600万亩，产量108亿斤；烤烟100万亩，产量110万担；麻65万亩，产量65万担。明年全省粮食征购任务为56亿斤。
从1961年1月13日至29日，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落实中央《紧急指示信》精神，进行整风整社。会议重点是：揭发批判“五风”问题，揭发批判以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为首，背离党中央指示，大刮“五风”所犯的严重错误。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半个月，我们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仍然规定，揭发的问题不报道、不外传，也不准作记录。我只是根据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在会议结束那天写了一个综合材料，记录在我的日记本上。现摘抄如下：
饿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
据各组讨论时说：去年春天这里的情况极为悲惨，人们长期吃不上饭，饥寒交迫，病的病，死的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难以为继的地步。有位小组代表在发言时说：这里的人们过日子有三种现象：一种是盼着过。他们盼着好年月，盼望着党中央和毛主席能够知道这里发生的深重灾难，早日得救！另一种是挨着过。他们对目前生活没有办法，挨过一天是一天，有了吃的就吃，没有就拉倒，挨到哪天算哪天。第三种是等着死。他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觉得没有希望了，特别是一些由浮肿发展到干瘦的病人，他们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知道自己没救了，就等着死了。
大家在发言时普遍讲到去年冬春，尤其是春节前后最惨，死人最多。过年时（春节期间）不但没有吃上饺子，而且连顿饭都没有吃上，一些人就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有的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死了人，有的人家饿死了大半，有的人家死绝了。人死了，没有棺材，没有人抬，用车推。直到现在有些人一想到当时的那种悲惨情况就想哭。去年开春以后，开始有了野菜、树叶等吃的了，特别是夏收以后情况好转了些，但秋季又减产。连续两年多了，人们元气大伤，劳力减少，体力虚弱了。入冬以来，由于吃不上饭，营养不良，浮肿、干瘦病在发展，非正常死亡又在增加。现在全县农村适龄妇女，几乎全部绝了经，部分严重的子宫脱垂，丧失了生育能力，已经基本没有新出生人口，许多农村已经是几年没有出生过孩子。
说到保畜，农民都知道牲畜的重要性。可是一讲到这些，人们就都伤心不已。这几年的共产风使牲畜遭受到严重损失，人们顾命都顾不上，哪里还顾得上牲畜。当人们对生活失去信心，特别是当他们吃不上饭的时候，庄稼人虽然打心眼里疼爱牲畜，但此时他们不是盼着牲口活，而是盼它们死，对于未来谁也不愿意去想了。本来在共产风的摧毁下，牲畜数量已经普遍大幅度下降，去年一年的时间又死了一半，有的村只剩一两头，不少村已经死绝了。
在分组讨论的基础上，李宅公社党委书记在大会上的发言，最深刻、最沉痛、最具有代表性。下面是我当时在笔记本上的记录摘要：
他说：“去年春天大部分地区都是两三个月没有吃到粮食，很多人死得很惨！全县一年的时间死了3万多人，相当于现在一个公社的人口。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死掉一个公社。各个公社的情况不同，有的公社达11%；各生产队的情况也不同，有一个生产小队160口人，死了60口。大批人员死亡使无数完整和睦的家庭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死去父母的成了孤儿，死去妻子的成了鳏夫，死去丈夫的成了寡妇。不知道有多少和睦家庭被破坏而妻离子散，有的一家人各自领各自的粮，各吃各的，多少感情很好的夫妻为吃而分家，多少翻了身的农民又回到了过去痛苦的深渊。家家庭院破落，家里一贫如洗，屋子里除了几床破被子，就是几把毛草了。院子里，甚至大街小巷到处是人粪便，妇女和小孩头不梳、脸不洗，没心过日子……人们饥不择食，只要是能解饿的东西见着就吃，甚至偷、抢，人到饥饿而不知羞耻！人，只有当他饿急了的时候，才知道粮食对人是多么重要！而今饿死的绝大部分都是老实农民，甚至是在战争年代，为我们夺取天下出生入死、立过战功、负过伤的复员转业军人……”
接着，这位公社党委书记讲了这样两件催人泪下的事例：有个生产小队干部，去年春天几个月没有粮食吃，全家五口人饿死了三口，当他娘已经奄奄一息了，还对她的儿子说：“儿呀，给娘一块干粮吃吧！”当儿子把唯一的一个糠饼子给了娘，娘看了看说：“儿呀，为啥不给娘一块干粮（粮食）饼子呢？”儿子说不出话来，哭了！娘明白了，脸上也流出伤心的泪水。在她快要咽气时，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说了最后一句话：“儿呀，千万……不要……忘记你娘……是—怎么死的……”说完，就咽了气。
还有一个生产队社员，因为抵制“五风”，被干部扣了全家五个月的口粮。为了不致全家都饿死，他动员妻子和自己离了婚，然后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嫁到前庄求生。他和妻子本来感情很好，家庭和睦，此举实属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此后，他非常想念妻子和孩子。每当看到自己的孩子，他的眼泪就没法控制，妻子对现在的丈夫没感情，非常想念他，但不敢来看他。现在他妻离子散只剩一个人，家徒四壁，不仅生活艰难，思想感情上受到很大刺激，病情严重，骨瘦如柴，给他什么吃也没用了，估计也不会活多长时间了。
大家听了李宅公社书记的揭发，感到讲出了广大农民的心里话，许多人流出了同情的泪水，会场上一片抽泣声。他们说，像这样的事例不知有多少，但过去连说也不敢说，如果不是反“五风”，这些事根本没有人敢反映，一直压在心头。这次会上揭批“五风”的发言，把大家带回到令人心寒的那段岁月，今日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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