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起念想把我的右派老师赵德通的故事介绍给读者们了。过去在知音杂志作编辑时，编撰那些风花雪月的缠绵故事去赚读者们的眼泪，心中常有一种叫卖狗皮膏药样的内疚。纵然“著书只为稻粱谋”，但吃卖假药赚得的膏脂，把自己颐养得脑满肠肥，那里还敢把“良知”这样的道义概念在心灵的天平上来考虑。无奈，只好像个失忆人一样，把那一段曾刻骨铭心的往事沉埋在心底，再也听不到躺在“三不管”荒地坟茔里的冤魂那锥痛人心的哭泣声了。
来到法国以后，虽然离生养我的那方热土更遥远了，但夜静更深的时刻，仰望着天空中的一轮明月，几十年前的往事反而更清晰了。我仿佛看见了我家乡那块叫“三不管”的荒地里坟茔上的青草萋萋，耳畔又听到了那如泣如诉的啼哭声……
良知苏醒了，我感到自己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必须把我知道的这一幕锥痛人心的往事告诉给善良的人们，不仅仅是为告慰泉下有知的那个冤魂，也是为了警策后世，像“十年浩劫”这样的历史悲剧绝不可以重演！让我们这个历遭苦难的民族，别再发生那种令人心寒齿冷的事件了。
我的老师赵德通是一位颇有风度的学者，他身材魁梧，略有些秃顶，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面容慈祥，授课时总是带着微笑，让同学们感到十分亲切。
赵德通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师，他是因为什么被打成右派的，我对此一无所知。他被下放到东北，最初并没有分配到我们学校，而是在离我们这个小镇十余公里的带岭林业局接受劳动改造。后来因为师资缺乏，不知是那位有胆识的领导把他调到我们学校来当老师，才与我这个“狗崽子”有了师生之缘。
我所在的那所企业中学里没有高中班，初中班共开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政治六门主课，除了政治课之外，就没有赵德通老师不能讲授的课。赵老师来到我们这所中学后，也正是被当成万金油使用的。不论是那个授课老师缺勤，都由赵老师来代课。他虽然是个替补老师，但同学们都爱听他讲课。因为他课讲得生动风趣，深入浅出，不知不觉中，一节课就过去了。我总共听过赵老师讲授过5节课，记得最清晰的是一节物理课。在那节课上他向同学们讲述了一个小故事：说他有一次外出郊游，曾遇见上万只蝴蝶落在路面上，他经过时，蝴蝶才让出一条路让他经过，这一段蝴蝶路是他此生经过的最美丽的路。当天听完赵老师讲这个诱人神往的故事，记得我当晚也曾作了一个美丽的梦，也际遇到赵老师遇到的那样情形，数万只蝴蝶在我的身边纷飞，我恍然到了仙境……
本文要告诉善良读者们的当然不是这些能让人遐思飞翔的美丽故事，而是赵老师在那惨绝人寰的浩劫中所遭遇的不幸经历。
1966年的春天，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我们这个位于北国边陲的林城小镇当然不能幸免。我们学校里被狂热的革命情绪鼓噪起来红卫兵小将们也开始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了。身为右派的赵德通老师自然就成了一个现成的活靶子。他讲述的那个美丽的小故事也成了他“居心叵测”地向同学灌输“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的“罪证”。赵老师受到批斗，挂纸牌子游街，坐喷气式飞机等酷虐暴行。
虐待赵老师的都是些“根红苗正”的红卫兵，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家庭出身是雇农的学生，他把自己的名字改名叫“王造反”以示他对革命的忠诚。这个“王造反”极端奉行“英雄人物”雷锋的格言“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他用3股电线拧成一根鞭子。“王造反”给这根鞭子起名叫“老虎尾巴”俗话说：“老虎尾巴摸不得”，“王造反”在鞭笞阶级敌人之前偏偏要被鞭笞的人先用手摸摸这根“老虎尾巴”不可。
我亲眼见识过“王造反”用“老虎尾巴”鞭笞赵老师的惨烈情形。当时“王造反”用“老虎尾巴”肆无忌惮地抽打赵老师，却像打在牛皮上一样，倔强的赵老师硬是一声不吭，他只是用犀利得像刀子一样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也曾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那目光令人望而生畏，连我这个围观者都不忍对视了，但“王造反”的手却不软，一边狠抽，一边嘴里还骂道：“抽死你这个右派老顽固！”
与我这个“狗崽子”有关联的是以后发生的事情。1966年10月中旬，我们学校里也把“牛鬼蛇神”们统统隔离起来，这个“牛棚”的地点就是我们学校原来的工匠房。凡是有问题的老师都被勒令集中到这里反省，统一吃住，由刚刚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派根红苗壮的学生看押。赵老师当然身在其列。我这个“狗崽子” 虽然没有资格做这个“牛棚”的看守，但其中有一个看守则是我曾要好的一个同学。因此，我有机会靠近牛棚，也可以乘我的同学值班时，悄悄地给赵老师捎带点吃食。赵老师唯一的女儿叫赵经，是我妹妹的同班同学。赵老师被隔离到牛棚之后，刚刚12岁的赵经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其景况比我这个有父母庇护的“狗崽子” 更凄惨得多。她人虽小，但还是惦记被关押起来的爸爸。那时赵经被一个好心的工人家庭收养，她时常把一些吃食拿来，让我乘同学值班时悄悄地给赵老师送进去。这样的事情有过几次，赵老师便对我有了亲近感。
1966年10月26日下午3点多钟，我又在同学值班时来到牛棚。这次我并没有带什么东西，但赵老师从窗口看到我时，用目光示意我近前来，他似乎有事找我。我便凑过去，赵老师从窗口的缝隙中（因为窗子是用木条钉死了的）递出一个信封来，他在里面悄声说：“庄晓斌同学，求你把这封信替我邮了。”我环顾左右无人，便把这封信悄悄地揣进怀里。信是封好了的，也贴好了邮票。这封信是寄往北安县（当时北安市还是县的建制）红光农场的。我未加思索，当天傍晚就将这封信悄悄地塞进邮筒了。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3天以后发生的事情。1966年10月29日早上，我来到学校，远远地看到工匠房门口簇聚着一群人，我便凑近前去观看，原来这些人都是局里造反组织的一些头面人物，也有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的几个头头，还有一个是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带着宽边眼镜的中年妇女。我听见我们局里（我家乡所在地是朗乡林业局，所以人们习惯说局里）造反组织的一个头头大声说：“你都看见了吧，赵德通誓死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是自杀，这个老右派顽固透顶，死有余辜！”这个头头的话是对着那个女人说的，很显然那个女人是赵老师的亲人。
目睹此情此景，我的心里透出一股凉气，天啊！这是怎么回事？3天前，赵老师可还是活得好好的啊！那女人的脸像一块凝固的铁板，毫无表情。她只是用手托了一下眼镜，然后说：“我没有什么异议，那就给他打一副棺材，安葬了吧。”（那个时代，我的家乡还没有实行火葬）
突出其来的事件让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那时我才是一个刚满15岁的中学生，严酷的现实就让我这颗稚嫩的心灵受到了如此强烈的震撼，我受不了，当天晚上就做了噩梦。我梦见赵德通老师被几个牛头马面的恶鬼押着，还有那个王造反狰狞地挥舞着他手中滴血的鞭子……
第二天上午，我想方设法到处打听，才了解了整个事件的端倪。原来那个女人就是赵老师的结发妻子，原来也在北京的一个单位做中层干部。因为受到赵老师的牵累，她也被贬到黑龙江省北安县红光农场当了党委书记。她和赵老师已经离婚，但几天前突然接到赵老师寄来的一封信，才匆忙地从红光农场赶过来，原本想是能挽救赵老师性命的。可是她还是来迟了一步，她来到时，赵老师已经在那间工匠房里上吊自杀了。她接到的那封信就是赵老师写给她的遗书。
探知到这些消息，我的惊恐心更是倍感强烈，那封信不就是我亲手投到信筒里去的吗？想到此，我甚至有了一种负罪感。乃至天真地想：假如我不替赵老师邮那封信，赵老师也许不会死的;
或者我当时要是偷偷地看了那封信，也许赵老师还能有救。说不出的悔啊！我几乎无法原谅自己了，但这无涯的悔恨能向谁去诉说呢？无奈之下，也只能一个人悄悄地跑到东山坡上的松林里去痛哭一场。
哭罢之后，我心里似乎有了一种神圣的使命，特别想能为逝去的赵老师或者是赵老师的亲人们做一点什么。此后的几天里，我就格外关注赵老师结发妻子的行踪。当时她住在我们局招待所的203房间里，有好几次我想悄悄地敲开那203房间的门，去见见这位师母，可当时的我毕竟还是个孩子，鼓起的勇气都在凑近那房门的一瞬间顿然消失，只是经常在招待所外面徘徊，而没有勇气去面对师母，诉说自己心中的秘密。
1966年11月4日黄昏，我仍在招待所外面徘徊，突然发现赵老师的结发妻子走出招待所大门，向西走去。
当时天色已晚，她独自一人是干什么去呢？我心有疑惑便悄悄地尾随其后。
在我们那个小镇的西郊，有一个叫“三不管”的地界，这里是一片荒草荆棘丛生的坟茔。这里还有一个别名叫“乱死岗子”就是一块公用墓地，随便什么人死了都可以葬在这里的。
赵老师的结发妻子一直走到“三不管”地界，钻进荒草丛里了。我心里一悸：莫不是赵老师的坟茔也在这里？我便悄悄地随她钻进荒草丛里。
她往前走了几十米，在一座刚填了新土的坟茔前停住了，这时我猛然发现这座坟茔前还有两个人，便侧身躲进一簇荆棘里。我从荆棘枝条的缝隙中看清了，坟茔前的那两个人，一个是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周义勤，另一个是我们学校木匠房的崔殿臣师傅。
见到赵老师的结发妻子走过来，周义勤老师把一个写着“赵德通之墓”的大约有两米多高的木牌拿起来，对赵老师的结发妻子说：“这是崔师傅连夜赶制的，上面的字是我写的。你看看，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咱们就把它竖起来吧，日后也是个标记。”
赵老师的结发妻子仔细地看了看，依然面无表情地说：“这已经不错了，就这样吧。”他们三个人便开始挖坑立这块木制的墓碑。
我躲在荆棘丛里一动也不敢动。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墓碑立好了，我听周老师说：“我们就这样简单地祭奠一下吧，本来也想烧点纸，但一旦点火，很远就能发现的，还是谨慎点吧。” 赵老师的结发妻子依然没有说什么，我看见他们三人在墓碑前肃立静默了一会儿，这时赵老师的结发妻子说：“您们俩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呆一会儿。”
周老师和崔师傅最后朝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准备走了。这时赵老师的结发妻子又说：“哦，崔师傅，您等等，这里还有老赵让我还给你的四两粮票，您收下吧。”
崔师傅接过赵老师结发妻子手里的一张小纸片，叹了一口气说：“嗨，这桩小事，算了，我怎么还能收这四两粮票呢”
赵老师的结发妻子用不容置否的语气说：“不！崔师傅，这你一定要收下的，这是老赵在他的遗书里特地嘱咐我的，你不收，他在九泉之下也会不安的。”
“唉！这个老赵啊！” 崔师傅的语调都有些哽咽了，“我就知道别人借了他的钱都有好几个人到现在也没有还给他呢，可他怎么偏偏就记着还曾借了我这四两粮票呢？”
周老师和崔师傅步履沉重地离开了墓地，天色也暗淡下来了，一弯新月像柄镰刀悬挂在天幕上。墓地里悄静阴森，只有瑟瑟的寒风在悲号哀鸣。
周老师和崔师傅走远了以后，赵老师的结发妻子才像一株被寒风吹倒了的小草一样扑到赵老师的坟茔上痛哭起来……
低沉的痛哭声如泣如诉，像一把尖利的锥子直刺我心，我在荆棘丛里几乎站立不住了，泪水也无声地流淌出来，这是陪着一位我素不相识的人一起流着泪，一个15岁少年稚嫩的心也由此被洞穿，汩汩地在滴血啊！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困惑，复杂斑斓的人性真的是不可思议。人的最真挚的感情是很难从人的表情上寻觅到的。赵老师的结发妻子在人前冷漠得像一块铁板，但当她扑倒在那荒郊野外的坟茔上的时候，完全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宗教把一个温柔娴淑的女人变成了一个麻木不仁的女人了呢？这才是我一直在困惑在思索的无解现实啊！
后来，赵老师的结发妻子离开了我们那座小镇，把他们的女儿赵经也带走了。不知道她以后还去没去过我们那里，也不知道赵老师的坟茔是否还在“三不管”的荒草丛中，更不知道冤死的亡灵是否已经得到告慰，他的右派问题是否得到了平反更正。
值得交待一句的是：曾给赵老师做了那块木制墓碑的崔殿臣师傅后来也受到惨烈的批斗，罪名是“给死有余辜的顽固右派分子树碑立传。”
悠悠40多年过去了，我祭奠一下赵老师的夙愿直至今日才付诸笔端，惭愧之至，眼前美丽的塞纳-马恩省河清澈的河水里依稀还能浮现出赵老师那魁梧的身影……
2010年10月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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