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Ｏ年大饥荒来临时，我还是个上初中三年级的孩子，内心还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雪莱的名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然而春天给我们家带来的却是天塌地陷的灾难。
天塌地陷
大年初三我便要启程返校。父亲出去给我借学费，我跟父亲出门，母亲也随着送我到了村子中间。父亲不知从谁家借来了钱，交给我，我正要动身，母亲却突然放声哭了起来：“乖儿来，你下次回来不知还能见到你大大（方言，爸爸之意）你娘不……”
我积压在心里的痛苦一下迸发，“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父亲一边催我走，一边责怪母亲：“孩子该走了，你又说这些，叫孩子难过……”
然而母亲的话一语成谶，一切正不幸被母亲言中：这一别正是我与父亲的诀别。
我便投入了紧张的初三总复习，饿着肚子背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政治教义，背人民公社的十大优越性……我们的早餐是用笼蒸熟的红芋片外加一碗红芋片面糊，中午和晚上是一个红芋粉面做的窝窝头和煮的烂白菜之类。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起父母亲和爷爷刀削一般的面孔，耳边就响起小侄女的哭声，我就无法下咽我的那一份窝窝头，便悄悄地掰下一块放在我的书桌里。三两天后，我便吃每顿掰下来的有点发霉变质的窝窝头块块而省下一个整窝窝头。吃饭时，我都是把窝窝头捧在手心里吃——可能掉下来的每一小块馍渣对我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一个星期下来我就能省出三个窝窝头来，于是两个星期回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带六个窝窝头回去。
那年的春天特别寒冷而漫长。数以千万计的人没有等到夏天，没有等到麦子成熟，便在饥饿中倒下去了。
我们的教室搬到了校门里边第一排教室的最西面的一口，紧挨着校门和传达室。同学中不断家里有凶信传来，时常听见传达室的王焕章喊同学接电话，不时看到哭着回家奔丧的同学从我们教室门口经过。我们每天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生怕家里来人送信或传达室里叫接电话。在那个时候，真的如一句英语谚语所说：No news is good news（没有消息便是好消息）。
然而消息还是来了。1960年3月7日傍晚，我们刚刚吃过晚饭，我正蹲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刷牙，听见王焕章的声音：“李世华，电话……”一种不祥的预兆像过电一样传遍全身，我的全身发颤，头发梢好像都竖了起来。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进传达室，用哆嗦的手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大哥低沉而缓慢的声音： “咱大大没有了，你回来一趟吧。夜里十点钟有一班车，我叫岳习武去李庄车站接你。”我没有多问，只是边哽咽边“嗯嗯”地答应着。
接完电话我已是一个泪人。同桌翟素霞得知此事，她瞪着两只眼呆呆地看着我，虽然已遭到丧母的打击，一向乐观的她好像不相信她所听到的事，不相信同样的不幸也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更不会料到更大的灾难正在向她一步步走来。我赶紧找班主任赵耀久老师请了假，背上盛着我省下来的窝窝头的小书包，借了一把油布雨伞，准备启程回家奔丧。李乐银、唐恩成、王明义等几个好友一起陪护我上了路，翟素霞没有和他们一起，而是站在走廊下目送着我。我边走边哭，他们几个同学便一路劝慰着我。走到县城东关一家饭店门口时，他们担心我耐不住一路的饥寒，请我吃了一顿饭——两个红芋面窝窝头和一碗稀饭。我至今不知他们中的那一位掏的钱、出的粮票。他们看着我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说了一串宽心的话，便与我告辞了。
一生最寒冷的一夜
到李庄车站下车，已近夜里11点钟，天正刮着风下着雨，雨点在站台上的灯光中飞速地划出一条条寒光。我一下车就四处寻找来接我的岳习武，可是这冷清清的月台上哪里有人影？我顶风冒雨沿着月台边走边喊“岳习武”的名字，可是来来回回跑了四五趟，直到火车消失在夜空里、提着信号灯的工人也进了站台，月台上只剩下我一个孤零零的孩子，我才失望地出了站。后来我逐渐悟出岳习武那天晚上压根儿就没有来——虽然岳习武与我们是近邻，但在那个年代，他哪里有力气跑这20里夜路？
从候车室望出去，但见无边的黑暗，不见一点亮光，雨打在地上发出“哗哗”的声音。在这漆黑的雨夜里我一个人是绝对找不到回家的路的，犹豫了片刻，只好决定躲进候车室暂过一夜。我打量了一下这个候车室：屋顶上吊着一个电灯泡，在昏黄的灯光照耀下可以看见这个空荡荡的被称作候车室的大屋子里摆着七八条长座椅，墙角里蜷缩着几个外出逃命却又买不到车票的农民（那时候，为了防止“流窜”，买火车票一律凭证明），两扇门被寒风刮得来回摆动，咣当咣当作响。
我在一条长座椅头上坐了下来，怀里抱着我那盛着窝窝头的小书包，把雨伞放在一边，开始了我一生最寒冷最漫长的一夜。我上身穿着一件夹衣，下身穿着一条单裤，光脚着一双旧布鞋。按节气刚刚过惊蛰，正是春寒浓重的时候，又遇上这个雨天，我那么一身穿着怎么能抵御住寒冷？冷风已经把寒气灌满全屋，整个候车室变成了一座冰窖，躲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避开寒冷。无奈，我随便拣了个座位坐下，把双膝紧紧地搂在怀里，后背紧贴在长椅的靠背上，全身在瑟瑟发抖。
正在这时，一个人对我走过来。我辨认出站在我面前的是后村的一个初小同学。
“你往哪去？”他问。
“回家，”我答道。
“回家干啥？”
“我大大死了，”我平静地说。
“…………”他没有说任何表示同情或安慰的话，可能他已目睹了村里人的太多的死亡而变得麻木了。
“能把你的学生证借给我买张票吗？”他突然换了个话题。
“不能，”我很果断地拒绝，“我刚才在砀山买票回来时已经盖了章，我明天回去还要用。”
他什么也没说就回到他的墙角了。我知道他正是想外出逃命而又买不到车票的。
就在去年的春天，本村的儿时同学李忠良找我借学生证买火车票，我借给他了，但他不知在什么地方被火车站发现了破绽，人被当作“流窜”遣送回了原籍，我的学生证被火车站扣住交给了学校，我被因“帮助流窜犯”给予记过处分。那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不良记录。处分的通告就贴在布告栏里，每经过那里都给我一个刺激，恨无地缝可钻。后来我申请取消，经受了几个月的考验，学校又在那个布告栏里张贴了给我取消处分的通告。我要记住这次教训。
我无法睡着，内心的痛苦已经被寒冷掩盖，脑子里空空的，只想找一块相对暖和的地方。如果我吃点包里的窝窝头肯定会给我点热量，但我不舍得 ——那是我带给母亲的救命粮。我已经失去父亲，我不能再失去母亲。我就那样双手搂住双膝一秒钟一秒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挨，那一夜竟是那样的漫长，那样的寒冷，似乎黎明和太阳永远不会来到……
亲戚都爱莫能助
窗玻璃上终于露出一点亮色。我走到门边往外看，在暗夜里已经可以依稀辨认出一条发白的线。我不能再在这里等了，挎起书包，撑开布伞，迎着风顶着雨上了路。
自我考上中学，三年来我从这条路走过许多次，然而不知是因为天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出了火车站我竟找不到回家的路。眼前是一条未挖好的河，横在我面前的都是挖出来一滩滩的烂泥，这显然是去年冬天兴修农田水利留下来的。眼前哪里有路？只有深深浅浅的脚印若隐若现，我只有循着脚坑深一脚浅一脚地挣扎着往家的方向走，每一脚踩下去都溅起一股泥水。裤子早被泥水打湿，脚在灌满了泥和水的鞋里打滑，手里的雨伞也随着东倒西歪。这时我已不觉得冷，背上反被扭出些汗来。
姨妈家和舅舅家都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到姨妈家所在的村子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用簸箕簸杨树花，显然是想用来作食用的。看见我，姨妈放下手里的活，放声哭了起来，断断续续语无伦次地说：“你再也见不到你大大了……你大大咋想起来走这条路？咋想起来上吊死啊？害一天的病死了，咱们也不亏……你娘糊涂，明知道他不想活了，还不看住他……好人哪，没有比您大大再好的人了……正领家过日子，他走了，你娘咋领着你们过呀？……”
我这时才确切知道父亲是上吊死的。我什么都说不出，双手抱着头蹲在她老人家旁边呜呜地哭。
姨妈有两个儿子，孙儿孙女有好几个，但空落落的院子里我只见到姨妈一个人，可能其余的人都外出逃命去了。
我擦着泪上路继续往家赶。再走三四里地便到了舅舅家。 舅舅是个老绳匠，纺制犁耙、车马、牛驴所用的粗细不等各种各类的绳子和赶牲畜的鞭子。舅舅终生未娶，终生伴着一架纺绳的车，单身一人守着一间堆满各种绳子的小屋。逢集的时候，舅舅便双肩搭满绳子赶集摆摊卖绳子。入了人民公社，他就专门给大队里打绳子，曾经被集中到唐集大队部旁边的作业组居住，大队食堂里管他吃。现在，大队的食堂散了，没有人管他吃了，他只好仍旧回到自己的那间小屋。屋门后边的角落里支着一只小锅，锅门口便是一张用绳子攀的小软床。床的上方斜跨屋角扯着一条绳子，搭着舅舅一年四季的衣服，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此时舅舅正蹲在锅门口烧锅，锅里不知煮的什么野菜。
我喊了声：“舅。”
舅舅抬头看见了我，说：“三儿回来了。唉，你大大没了，唉……你娘这几天带着小运（我的侄子）在这里捡烂红芋，哪里想到……唉，你先回去吧，我孬好吃点啥就去。唉……”
我什么也没有说，流着泪听着舅舅一声接一声地叹气，然后继续往家赶。
入了村子，我的眼泪就刷刷地往下淌——这是我的父亲活动了一辈子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块地方都留着父亲的足迹，都浸着父亲的汗水。
一进家门，我便放声哭了起来：“大大，娘……”
母亲从屋里迎出来，一把鼻子一把泪地说：“我的儿啊，天塌了啊……你再也不能看见你大大了……”哥哥嫂子闻声带着侄儿侄女从东厢房里哭着出来，他们都穿着孝服。全家人都在等我了。这时我看见满屋子地上铺满了麦草，朝着房门放着一口“棺材”，我认出那是母亲陪嫁的嫁妆——岁月的剥蚀已变得油漆斑驳的柜橱。父亲的脸上盖着黄表纸，身上仍然穿着那件破旧的棉长袍，因为柜橱太短，父亲的两只脚露在外边。
见父亲最后一面
母亲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双用大针脚缝了白布的孝鞋让我穿上，又给我披上一件白孝袍，我跪倒在父亲的“棺材”前的麦草地上，以头撞地大放悲声。全家人也随我齐声哭了起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这样的场面，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悲哀。我的快乐的童年不存在了，我的曾经被人羡慕的家破碎了，我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先前看见那些失去父母的同学我曾经无限悲悯地想过：人没了爹娘怎么活呢？他们心里该多难过呀？……现在轮到我了，我和他们一样了。
不大会儿，连长欧儒存来了。父亲生前与他都是村里的干部，因为父亲年龄比他大，凡村里的事他都来我家与父亲商量，每次进门便喊“传先哥”，因此我们都叫他“儒存叔”。今天显然他是来帮助办丧事的。我赶紧跪地给他磕了个头。
儒存叔说：“三儿回来了，你过来再见你大大一面吧。”说着，他一手拉着我从地上站起来，另一只手掀开父亲脸上的黄表纸。
我向前靠了靠，弓下身子，伸头往“棺材”里看。父亲的脸比我一个月前上次分手的时候又瘦了很多，凸现出颧骨，嘴微微张开，两只眼睛紧闭着。
我知道这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着我的大大了，他没给我留下一句话，甚至连能给我们以回忆的一张照片也没留下。我“呜呜”地哭着，大声地喊着：“大大，我是三儿，您睁开眼看看我呀……”父亲静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一任我哭天喊地。我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掉，白色的孝袍上湿了一大片。
与此同时，大哥、二哥、嫂子和侄儿侄女也一起起身与父亲告别。
除我们全家外，舅舅是唯一来向父亲告别的人，我的爷爷和叔叔、婶婶都没有来，更不用说其他的亲友邻居，包括店里的叔叔婶子。他们当然都知道我们家发生的一切，但他们本人都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着，全然顾不得别家的事了。
当时村里已没有年轻人，多数“流窜”到外地逃命去了，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都被编进了“稻改队”、“拖拉机队”等军事化组织而集体住在外村。也就是说，村里连能帮助安葬父亲的人都找不到了。在我们跪在麦草地上哭天喊地的时候，儒存叔就近从油坊找来了几个年轻人，其中有岳习武、王作军。我们当地的规矩，自己的长辈去世了，凡是来帮忙的，不论大小长幼，孝子们都要给他们磕头，所以人们说“孝子的头不值钱”。我们一边对着父亲哭，一边不时地回头给来帮忙的人一一磕头。
等我们都与父亲告了别，儒存叔招呼我们后退，他们要封“棺”了。
此时是真正与父亲永别的时刻，从今以后连面也见不着了，我们又爆发出一阵捶胸顿足的哭声。
年轻人乒乒乓乓把承载着父亲尸体的柜橱的门钉上，用绳子把“棺材”两头栓起来，再在绳子中间穿上杠子。
儒存叔招呼一声：“发丧吧。”四个年轻人便架起“棺材”两头的杠子，擡了起来。一个橱柜加上父亲几十斤干瘦的身躯不会很重的，四个年轻人虽然已饱受饥寒、当时可能还空着肚子也并不显得太吃力。儒存叔招呼我们弟兄几个和我的侄儿侄女依次排好。他走在最前面，四个年轻人擡着父亲的“棺木”跟在后面，我们一行披麻戴孝、手拄裹了白纸条的柳树棍子哭着随在棺材后面，一边走一边不时地跪地磕头。这是一只孤立的送葬队伍，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亲戚，没有人围观，只有我们的哭声和几个年轻人踩在泥泞的路上发出的“啪哒啪哒”的脚步声。我随送葬的队伍走着，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悲哀。当我偶尔擡起头的时候，我还看见父亲露在外面的两只脚在“棺材”的后头摆动。
入了人民公社之后，我们再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擡“棺材”的年轻人也没有力气把父亲送到更远的地方，所以事先他们已决定了坟地的位置：村口的高头，昔日的防洪坝、今日的荒滩高坡上。我们一行随着“棺材”来到这里的时候，已有人挖好了墓穴。我们依次在墓穴前跪下后，儒存叔就吩咐下葬。我们全家一起跪在地上，拄着柳棍头贴在地上哀哭，他们把一锹一锹的泥土砸在父亲的“棺木”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他们是在把父亲埋入地下、送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与我们阴阳两隔的世界。
不大会儿，他们就把“棺材”埋上了。当时并没有筑起一个坟顶。按当地的规矩，死人下葬当天只是把棺材埋下地，入土为安；三天后再筑起坟头，叫“园坟”，送亲人上天。我们把柳棍插在父亲坟前，一行人低着头躬着腰缓缓地往回走，把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那荒滩上。
母亲仍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门口的那根树干上一把鼻子一把泪地哭，村里连个来劝慰的人也没有。
母亲许是哭累了，也许是心疼我，收起哭声止住了眼泪。她拉着我回到空荡荡的家，张罗着做点吃的。这时我才意识到，从昨晚七点钟左右在县城东关饭店那几位同学请我吃的那顿饭后，一个漫长的寒夜加上一个上午，我已有十七、八个小时没吃过任何东西了，其间我还走了20里泥路。后来想起来我真感到奇怪：我那时对饥饿的耐受力怎么会那么强？生命力有时表现得那样顽强，有时又是那样脆弱。
午饭仍然是一大锅红芋叶子，里边已经没有了过年时夹杂的黄豆粒。这是没有父亲的全家人吃的第一顿饭。大家都在大口地默默往嘴里扒着碗里的红芋叶子，没有人说话。没有父亲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避开家里其他人，我把从学校带回的省下来的红芋面窝窝头偷偷交给母亲。家里还有弱小的侄儿、侄女，他们都是我不愿意失去的；但是在这时候，我必须尽全力保住母亲——我不能再失去母亲，她是我生命的依靠和支柱。
雪上加霜
天黑了，我们全家老小默默地围坐在铺满麦草的地上，没有点灯，也没有人说话，等待着未知的命运。
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我们又仔细听了听。
“是咱婶子，八成咱叔不行了。听说早几天叫人家斗得很厉害，还吐了血，”嫂子说。
像是一声命令，母亲立刻起身，顺手拿起一把烧纸，领着大哥、嫂子、二哥和我一起去了叔叔家。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婶子正在叔叔床前“我的爹啊我的娘”地哭，看见这个情况，母亲也坐到在叔叔床前跟着哭了起来：“我的兄弟啊，我的好兄弟……你咋该走的？……亲弟兄两个一个头（一）天（走），一个第（二）天（走）……”边哭便点燃手里的烧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