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杜甫
翻杜工部诗集，《江畔独步寻花》跳到眼前：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这是杜甫少有的欢愉之作。最后一句中，“恰恰”两字用得简直太美妙了。
这首诗写于公元760年，饱经战火离乱的杜甫，生活总算暂时安定下来，他终于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把几间草堂建成，再也不必东奔西走风餐露宿了。人一旦有了固定的屋子，将身体安居下来，心境也会变得明朗开阔一些。我想象着，杜甫站在自家草房前，远观平畴野畈，都是一派澄和闲美之象吧，不由得他不快乐起来。春天的时候，人快乐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走出家门，踏青，寻芳……于是，当杜甫独自经过一名姓黄的婆娘家门口时，覆满小径的繁花简直挡住了诗人的去路，那花丛里起舞的蝴蝶，以及高树上好言相和的黄莺，一齐将诗人的情绪送达了顶峰。黄四娘家的盛春之景惹得他诗意狂泄，一举写下这么一首美且欢愉的诗篇。有时，美的东西，并不欢愉，比如悲剧之美，破碎之美。但像杜甫这般既美又欢愉的，就难得了。
我在合肥零下八度的罕见低温里一遍遍温习着这首《江畔独步寻花》，郁滞烦躁也随之解除一些，即便我家阳台上那些热带植物一夜间被冻死了大半。想着来年开春重新繁育，何尝不能“千朵万朵压枝低”呢？
然而，从小到大，杜甫在我眼里，是一直作为一个悲痛沉郁的诗人形象而存在着的。就连他的《秋兴八首》表面上读来那么酣畅豪气，可若细究起其写作背景，不免让人唏嘘。他那时一心往长安赶着，身未到，人就死在路上了。
可能是我一边在读他诗集的同时，一边穿插着读陶渊明的缘故，这就不能不拿他与陶作比。这一比，就觉出他的愚来，干嘛几次三番地追随别人而行？怎么就不学学陶渊明服食菊花吐出文字？一心一意做一件事情，也很好。可见他还是相当入世的，时时想着有一番作为，而写诗不过是他抒发感情的一个出口或工具罢了。
最近，困在家里把陶渊明的饮酒诗、乞食诗看得津津有味。陶，他不是没有过彷徨徘徊，只是，慢慢的，这个“隐”的身份渐渐地被自己认同起来了，也就不再惧怕了，哪怕遇着荒年旱稻歉收连酒都酿不起了。在南山附近，陶写过好几首美丽的“诗经体”,四言，读起来就像抚过明亮的繁露，又像深冬的朗月，有一股席卷一切的清气和冽气。可见，并非菊花和酒以及农事成全了陶渊明，是他自己成全了自己。甚至他的叔父陶淡比他走得更远更孤绝，一辈子不娶，只养鹿为生，碰到偶尔有朋友去看望，索性躲到山里不见。
话说回来，我总在想，若杜甫稍微学一点陶渊明，少经历一些悲酸辛苦，也不至于早死。他的死，跟他的几次三番地辛苦奔波是有一定关联的。他若一直住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何至于死得这么早？他的悲剧就在于他的看不透。古人总是要三立--立功、立德、立言。立功是排在第一位的。许多士大夫的悲剧就断送在这第一位的“立功”上。庄子一辈子蔑视官职权位，却以他的思想（立言）得以永恒；孔子年轻的时候驾一辆马车，上面堆着绫罗绸缎，一国一国地游走、送礼，心心念念一个“立功”的权位，结果大败而归，总算彻底想通了，想起来跟弟子们一起整理诗三百，然后搞对话体《论语》，也获得了永恒。
不过，杜甫也是永恒的--以他的情怀，以他的诗篇。只是，他的这种永恒里夹杂着不为人道的辛酸悲苦--所以，我不快乐的时候，就总是想去翻翻《杜工部诗集》，在文本的一次次阅读里，获得了诠释的意义，一如写作，赋予生活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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