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年（八一五）三月，柳宗元远放至“去国六千里”的柳州担任刺史。挥别永州十年投闲置散的岁月，在瘴雨蛮烟之地跃升为方面大员，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说柳宗元坚定表达一展抱负的决心：“是岂不足为政耶？”因此刚上任就大修孔子庙，振兴教育文化；重建大云寺，以佛教佐理王化，并分别写下〈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与〈柳州复大云寺记〉。
大云寺是逐神祠巫教于隐远而取其地，所以耗时两年余才竣工；新修孔庙是庙屋毁坏，就地补葺，所以两个多月便完旧益新，但碑文最末云：“丽牲有碑，刻在庙门。”却颇费人疑猜。
“丽牲”即是拴系祭祀用的牲畜，难道柳宗元特别立一块碑来绑牲畜，而他的文章又另刻在孔庙门上吗？这与篇题“新修庙碑”，明白指出碑有铭文，似乎相抵触？
按照古代碑制，宫庙之碑，是用以测日影，祭时用来系牲口；冢圹之碑，则是葬时用以下棺。
下棺之碑，原本用木柱，在木柱当中安放辘轳，以方便引棺，后来子孙就在木柱上铭记功德。秦汉之际，开始有刻石记事，求其不朽。
宫庙之碑，据《仪礼．聘礼》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礼记．祭义》说碑在庙内：“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
至于唐代碑铭实已脱离测日影、系牲畜的功能，专用来称颂功德，铭记盛事勋绩，具有旌表宣化意义，如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十记载颜真卿任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亲书，一立于郡门内；一立于郭门西；一镌刻东方朔庙碑。
但是“丽牲”的传统用途，在唐人碑记仍频频出现，以中唐文人的作品为例，权德舆〈薛公先庙碑铭〉云：“丽牲有碑，乃琢乃镂”；韩愈〈袁氏先庙碑〉云：“唯敬系羊豕幸有石”、“刻诗牲系”；白居易〈李公家庙碑铭并序〉云：“书于丽牲之碑”；刘禹锡〈彭阳侯令狐氏先庙碑〉、〈许州文宣王新庙碑〉云：“丽牲之石，宜有刊纪”、“遂铭于丽牲之碑。”
所以柳宗元的文章也应如此，上下文意就是刊刻碑石，立于庙侧。观其〈湘源二妃庙碑〉云：“立石于庙门之宇下”；〈南岳弥陀和尚碑〉云：“刻石于寺大门之右。”意思都一致的，由于〈新修庙碑〉文句稍有变化，倒令人起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