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第八章 斗争年月纪事
五十六
初夏的一天，小队的男劳力都在地里锄高粱。中间休息时，人们纷纷议论着最近的斗争会上打人的情形，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在邻村张蔡庄进行了一场斗争，主要对象，一个是我村的黄继勇，另一个是张蔡庄的陶继舜，两 人都是准“四类分子”。公社书记一向讨厌这两人，横看竖看都不顺眼，早想把他俩并入“四类分子”的行列，苦于缺乏证据，实在无奈。这两人都喜欢外出，经常 往来于山西和内蒙之间，他们出去干什么，谁也不知道。王成宝书记最感头疼的，就是他一个堂堂父母官，在这两人面前竟然没有威信。黄继勇比我大三岁，是我们 村支部书记黄深海的侄儿，王成宝早想把它定为“坏分子”，填补“四类分子”的空缺，怎奈村里对此事持消极态度，一再推托。
有一次，黄继勇竟然领回一个年轻 的外地女人与他同居，王书记得知后，带了一伙人马来抓，刚到大队部，早有人给黄继勇报信，结果扑了空，书记十分气恼。后来，也就是前不久，王书记在大队部 门外看见了黄继勇，当即指定他晚上到张蔡庄参加一个大会。黄继勇本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回答说：“去就去，我又没搞什么违法乱纪的事”！言外之意， 就是看你能把我怎样。结果，在斗争会上硬要他交代流窜到外面干了些什么，他拒不交代，被一个名叫唐日新的借调干部，用刚拆下来的四棱桌腿，打得皮开肉绽， 浑身没有留下一点完好处。一直打到昏迷不醒，最后由村里的民兵们抬回，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仍然没有下地。同时被打得还有陶继舜，同样打得昏迷不醒，体无 完肤。
听说此人前几年在我村教过秧歌，人们对他好像很熟悉。年轻时演过戏，和邻村一个姑娘搞上对象，后因女方家里反对，中途拉倒，那女子嫁到山根底另一个 村里。谁想，这女子嫁的男人，在“文革”中当上那村的民兵连长，利用此次批斗会，将妻子的前任男友打了个死去活来。此事引起一些相识与不相识人们的议论， 普遍认为，这位民兵连长也太小肚鸡肠了。
人们议论着，多数人觉得，无冤无仇咋能下得那么毒的手。即使上面让打，应付着打几下算了，咋硬是往死里打，万一出了人命，可不是小事。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议 论，忽然想起夜里做的那个恶梦，便随口说道：“我夜里梦了个梦，浑身没穿一件衣服，被一群人追着打，醒来后竟出了一身冷汗”。
话音刚落，队长霍地站起身 来，指着我说：“那娃，我看你这梦很快就会应验”！声音很大，又有些激动的样子，以至于脸也发红。其他人面面相觑。随即，队长一挥手，喊了声“锄吧”，大 家接着锄地。琢磨着队长的话，是不是在提醒着什么，他是我的一位远房姑姑的丈夫，一般来说，不会和我说那些开玩笑或半开玩笑的话。一向锄在前面的吕成章， 担任小队的保管员，是我的本家四叔，比我只大三岁，今天不知为什么却落在了后面。我随口问道：“四叔是不是不舒服”？他并不回答我的问话，反而语气严肃地 警告我：“好好琢磨琢磨队长的话吧”！撂下这句话，很快又赶到了前面。开始有些紧张起来，看来要斗我了，这时节已不像前一年的批斗会，弯腰请罪只是稍带， 早已到了动真格儿的时候。但何时斗争，怎么个斗法，无从知晓，反正情况有些不妙，见机行事吧。
收工后，多数人前面走了，我还得拔些兔草。箩筐快满的时候， 从北面传来吆喊：“哎，老反，过这里拔吧，这里有一大片苦菜”！叫我的人是民兵连长曹建忠，他一向称我为“老反”，我称他“老连”。我马上答道：“不过去 啦，箩筐已经快满了”。谁知他竟放大了声音：“过来，叫你有事”！我赶忙挎着箩筐走了过去，曹建忠这才告诉我：“今天晚上要斗你，昨天公社来人定下的，要 有个准备啊”。这回，情况完全清楚了，队长和四叔的提醒正为此事。回到家里，匆匆吃过午饭，和母亲商议，还是躲一躲为好，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 为上嘛。下午便去了姥娘家里，后来又担心村里派人来找，索性进了城，躲到二表姑家里，一个谁也不会想到的一个地方。
二表姑是奶奶的二侄女，母亲的堂妹，和我同龄。小时候在姥娘家时，常常和她一起玩耍，大约由于她辈分高，虽然同龄，却处处护着我，关照我，遇有碰破手指什 么的，主动给我包扎，还经常嘱咐我不要随便脱衣服，以免感冒。正是因着少年时代的这种情谊，来到她家时，她显得格外高兴。
听过我的介绍，她说：“你想呆几 天就呆着吧，你二表姑夫也是个正气老实人，决不会嫌弃你”。天黑的时候，二表姑夫回来了，三十岁上下，中等身材，一脸憨厚相，他在一家运输社赶车。还是第 一次见到这位亲戚，他对我的到来同样表示欢迎，要我安心住几天，并特意表示：“早就听你二表姑念叨过你，她说你小时候特别聪明，学习比谁都强，谁承想落到 这步田地，真可惜呀，都是让那个家庭成分给闹的”。吃饭时，二表姑又对我说：“上个月，你表姑进来，也说起你，大家都很可怜你，你表姑还说起你妈，她受的 罪比谁都多”……说到这里，她掉下泪来，不住用衣襟擦着眼睛。真是同病相怜，因为舅爷家也是地主成分，表姑和二表姑自然常为她们的老父亲担忧。表姑和我又 是同村，自从嫁过来，和母亲一直如亲姊妹一般。
夜里，睡的正香，被一阵吵杂声惊醒，二表姑夫已经在穿衣服，我问他：“出了啥事啦？不会是有人找我吧”！他说：“不会的，我先出去看看”。这时，只听得街 外有许多脚步声，人声鼎沸，远处不断传来锣鼓声，听不清外面的人在叫嚷着什么，看来与我无关。二表姑夫出去的当儿，又响起阵阵鞭炮声。二表姑说：“这是谁 发神经啦，半夜三更的，也不知在干啥”！过了大约二十几分钟，二表姑夫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说：“听说又下了最高指示，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全城都在 迎接哩”。二表姑接过话题：“天明了干啥呀，也真是的”。于是放下心来继续睡觉。
这时，我的脑袋忽然清醒了，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前不久也曾有过一次迎接 最高指示的事情，村里的干部和民兵全都集合起来，敲锣打鼓，连夜去了公社。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捣乱，把我们学习的房间门窗全部锁上，二十个人被关了 一夜，无法出去小便，只好尿在屋里，直把那小房间弄得臊气难闻。我不知道，古时候的皇帝们颁发圣旨时，要不要满城满村的人去迎接，现在的社会确实把最高指 示看得比圣旨还重要，偌大一个国家，大家都这样折腾，真不知道要耗去多少人力和物力啊！
五十七
第二天傍晚时分，估计走到街上不会遇见熟人，向二表姑告别，打算趁这次出来的机会，前去探望一位初中时十分要好的同学雒义。她嘱咐早些回来，我说：“要是 十点前不回来，你就不要等我了”。
于是匆匆赶到北街，找到雒义的家。那时，他刚刚收工回来，包括他的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一家人热情地欢迎我的到 来，简直把我当做稀客。他的弟弟妹妹都已长大，要是走在街上，保准不会认得出来。伯父伯母还像先前那样，并无多大变化。雒义接着把他的妻子介绍给我，这是 一位面目相当和善的年轻女子，看到我和他们家所有成员那么熟悉，也格外客气。
寒暄过后，雒义领我到他的房间，一起坐在炕上谈起这些年的情况，他妻子忙着和 面做饭。不用说，他早已知道我的遭遇，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昔日的同学，哪有不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哩！记得去年一次进城，在 街上偶然遇到一位也是初中时的同学，刚问了一句话，人家便推说有事匆匆走了，我知道那是怕人看见，引起别人不必要的怀疑。从那以后，凡是见了往日的同学、 熟人，假装没看见迅速走开，再也不会主动和人家搭腔，以免给别人造成尴尬的局面，同时也可保持本人的自尊。这次出来，本不想见任何人，但还是想到了雒义， 自信他不会嫌弃我，最后还是下决心来了。他首先表示知道我的情况，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把自己的想法简要叙述过后，他摇摇头说：“还是想办法成个家才 好，以后环境慢慢宽松了，出来当个教师，无论教什么课，我想你一定会是一位优秀教师”。“还对我这么有信心”？我笑着说，“不知你是否记得，咱们在包头 时，你曾在我一本书的扉页上写过，说我是未来电力战线上的工程师，现在可真应验了，我掉进了茅坑——滚成屎了，臭气难闻啊”！连他的妻子听后也笑了起来。 雒义依旧那么自信，安慰我：“凡事都不能只看眼前，我想你不会在村里呆一辈子，将来总会有机会的”。
饭后，我们一起坐到院子里乘凉，伯父伯母也出来和我坐在一起，他们听我详细介绍了这些年的情况，大家对我深表同情，不住地叹息着，还像上初中时那样，两位 老人把我当做他们的孩子一样关心。在这冷酷的人间，真让人感动极了，他们竟然没有对眼前这个可恶的“阶级敌人”有丝毫的卑视。我们一直聊到深夜，闷热渐渐 退去，彼此余兴未尽。雒义还告诉我许多同学现在的情况。
最后我问他：“你今后还想不想找个固定的工作”？他只是摇头，然后说：“先前有人推荐我出去当老 师，我没去；郝长青、刘桂栋找工作时，我也是市民户口，同样能找一份工作，最后还是不为所动。你知道我最喜欢自由，不愿受单位那些规章制度约束，自家养着 一辆小平车，自由自在最好，虽然听起来是厾驴屁股的，但自在啊。现在名义上入了运输社，依旧半公半私的，比其他职业要自由得多，同时也挣得多，一个月还不 顶三个老师的工资”！他的想法从来与众不同，一个人一辈子从事一种自由职业，只要不贪心谋求发大财，仅仅为了养家糊口，倒也蛮轻松自在的，也不用为迟到 呀、早退呀，或者其他制度的管束而发愁，更不用时不时地开会、学习和讨论什么的。只是像我这种头戴紧箍咒的人，怕是很难有这样的机遇。
次日上午，告别雒义一家，回到姥娘家中。快到中午时，母亲派二弟来叫我，队长说啦，公社游斗团已经走了，要我赶快回去锄田，并说保准不会有事。
首次逃避斗争，就这样轻易结束了，听说别人也没有挨打。上次打了吕元喜、刘振清，刘振清至今还在养伤。这回的主要目标是我，我跑了，游斗团只好去了其他村里，暂时总算逃过一次毒打，但他们肯善罢甘休吗？
五十八
深挖“阶级敌人”的运动，在一九六八年进行的最为“轰轰烈烈”。这个七百余口人的村庄里，原有地主分子六人，富农分子五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两人，加上我共 计十四人。公社为了挖地三尺寻找阶级敌人，扩大斗争面，首先把土改时外逃到内蒙，已经在那里落户的刘高、刘振生、吕进财三名地主分子押回村里，奇怪的是竟 没有去找我爷爷，估计有我顶着，爷爷已经显得可有可无。紧接着，又把曾给日伪武装特务头子耿平当过马弁的白亮，也定为特务分子。我的隔壁，住着一位双目失 明的老年鳏夫，名叫赵世清，早年间曾参加一贯道，当过点传师。五十年代初，大张旗鼓地镇压一贯道，村里三名点传师都被抓了进去，公安人员命令他们吃狗肉， 赵世清生性胆小，不敢抗拒，吃了狗肉，表示要和一贯道划清界限。
同时逮进去的另外两人坚决不吃，因为信仰一贯道的人不吃荤，结果被枪决。而赵世清却获得释 放，回来后被吓得半死。先是两眼青晕，看不清楚，几年后便成为纯粹的盲人，在队里一直以五保户对待。如今发现了这个漏网者，被重新揪回到“阶级敌人”的行 列中，称为“反动会道门分子”。前面说过的黄继勇，因经常外流，被正式定为“坏分子”。早在一九四六年初，即土改前夕，西山上的共产党部队派了大村长范刚 来村里催要公粮，据说当时的大村长，相当于后来的公社主任，管辖二十几个村子。那时，我们村设有两个村长，由吕耀、吕濯两兄弟共同担任，他们都是光棍汉， 老大负责应付城里来的人，老二则和西山上下来的人进行周旋。范刚来到我村，住在龙王庙的厢房里，村子东边布置了岗哨，和吕濯商量向西山方面交粮的事宜，结 果竟被城里来的军队突然包围，将两人同时抓走，当晚范刚就被活埋。第二天上午，吕濯被押着向南门走去，准备到城外处决。
走到城门口时，正巧有一支小部队往 城里走，这支部队叫做挺进支队，队长吕继是我们这一辈中最年长的老大哥，看见吕濯被五花大绑着要去行刑，马上制止，表示要见上峰说情，结果吕濯被救了下 来，又关了不多日放回村里。后来被抓去当兵，五十年代初退伍回来，因为在战争中打瞎一只眼，成了二等残废军人，每年政府还发给一定数额的残废金。平时在队 里很少劳动，经营着一个代销处，和后来的小卖部一样。他本是照顾的对象，因着旧事重提，曾被吕继救过一命，公社认定为“投敌变节分子”。
只是每次“四类分 子”开会、学习，无论谁都叫他不来，他甚至破口大骂：“老子为革命打瞎一只眼，到如今连老婆都娶不过，反倒成了‘四类分子’，我肏你妈，谁再来叫，老子先 和你拼了”！公社干部也拿他没有办法，一直把他视为后备“四类分子”，准备将来有机会再收拾他。因为范刚这个旧案，还牵涉到另外两个人，他们是叔侄关系， 侄儿吕科，在南边一个公社当校长，叔叔吕潮海务农。抓捕范刚那天，叔侄俩正好进城，走到厦阁村时，据他们平日讲，恰好看见有一股城里的部队顺沟底向我村秘 密进发。往日吕潮海只是当做见闻说说，谁也没有在意，到了深挖阶级敌人的骨节眼儿上，有人怀疑一定是他俩向敌人告了密，尽管他们始终不承认，还是被强行定 为“投敌告密分子”。
随即，吕科被解除校长职务，一次带到范刚生前所住的范家岭批斗，差点被打死。而吕潮海，土改时曾担任过村里的粮秣主任，还是共产党员 哩。统购统销那年，因为没粮吃，带着女人和两个女儿流落到内蒙，两年后返回原籍，等于自行脱党。尽管如此，其后仍担任过生产小队长，他做梦也不曾想过自己 在晚年会跨进“阶级敌人”的行列。
这样，我们村的“四类分子”，便由先前的十四名，扩展到二十三名，除了吕濯和黄继勇从来不承认他们的新身份外，其余二十名，每晚都在固定地点开会、学习和 接受训话。只有我爷爷，队里也曾多次扬言，要派人去集宁找，结果每次都是说说而已，他老人家总算避开了斗争的风头。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只要有我在，谁也不 会把目光盯住爷爷，毕竟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吕元喜的父亲不是住在村里么，“四类分子”的所有活动，多咱叫过他？
暗藏的阶级敌人被深挖出来，首先需要一次集体亮相，把这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们，公开展示在每个“革命群众”面前，公社派人从城里请来了电影放映队。放映 队通过几年的“革命洗礼”，能够公开给观众看的影片，早已寥寥无几。
不过由于乡村文化生活的缺乏，过去的秧歌、道情、耍孩儿，业已停止演出，哪怕是一部老 掉牙的影片，也会吸引许多人，包括邻村的一些少男少女们。电影开映前，首先把“四类分子”们集中到饲养处的一片空地上，一字排开，包括离我村只有二里的后 村的“四类分子”，大约 三十多名。负责排练的是公社借调干部唐日新，此人个头不大，嗓门不小，一开口便有一种杀气腾腾的态势，他说：“今天把你们这些反动的家伙召集起来，让你们 在革命群众面前亮相，并向所有群众请罪，为了不出差错，先在这里进行一次演示，待会儿出去，必须按要求去做，否则严惩不贷”！接着，他把语气放缓了一些： “下面我讲一下具体要求，首先把两臂高高举起，抬起头上身后仰，接着报出姓名、身份，大声说：‘我有罪，向革命群众请罪’，然后弯腰九十度，低下头，越低 越好。什么时候让你起来，才能站立”。
说罢，目光向所有的“四类分子”扫视一遍，大声问道：“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人们齐声答应。他似乎比较满意， 从头至尾巡视一遍，特意指着我：“你站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马上站了出来，转身面对所有同类，心想，大家早已是老运动员，何必演示，纯粹是多此一举。
他示意可以开始，我从头至尾做了一次请罪的动作，唐日新转过脸问大家：“看清楚了没有”？“看清楚了”！大家齐声答道。于是，开始一一演示请罪的程序，轮 到我时，只得又做一次。然后就是我旁边一个中等身材，看上去五十岁左右的人。
轮到他时，老半天不开口，也不把手臂举起，他是后村人，经唐日新点名，才知道 此人名叫卢汉。唐日新见他有抗拒之意，走到面前，厉声喝问：“你为什么不报名”？那卢汉也不示弱，粗声粗气地说：“我是革命军人，我无罪”！“你他妈算什 么革命军人”？唐日新喝斥过后，随即命令：“马上给我报”！卢汉站在那里仍然一动不动，唐日新只得耐着性子，再次喝问：“你是什么革命军人，难道革命群众 还会冤枉你”？“我的确是革命军人，在一次战斗中，被敌方俘虏，不久带了一支冲锋枪跑了回来，公社非要定我为投敌变节分子，我一没主动投敌，二没向敌方说 过什么，冤枉啊”！卢汉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高。
话音一落，只见唐日新脱下一只鞋，劈头盖脑向卢汉打来，并厉声骂道：“你被俘后，为啥不去为革命死， 你手中没有枪吗？你打死几个敌人，和他们同归于尽多光荣啊！你怕死，你胆小，你算什么革命军人”！边骂边打，不一会，鲜血从卢汉的前额淌了下来，接着耳朵 边，脖子里到处是血，谁也不敢大声出气，唐日新仍在不停地抽打，硬要卢汉承认是投敌变节分子，卢汉就是不啃声。一直被打得昏迷在地上方才罢休，唐日新招呼 几个民兵过来把卢汉拖走，接着又让余下的人逐一进行演示。早听人说，唐日新是公社临时借调来的头号打手，人们背地里称他“唐剥皮”，先前在张蔡庄痛打黄继 勇的就是此人，今日亲眼目睹，果然名不虚传。
演示完毕，把我们一行带到临时挂起的银幕前，一字排开，高音喇叭传来公社书记的声音：“全体革命群众请注意，不要大声喧哗，在电影放映前，公社责令前村和 后村的所有‘四类分子’在革命群众前集体亮相，并命令他们向革命群众请罪，现在开始”！吵杂的放映场里顿时肃静下来，“四类分子”们，从第一个起逐一亮 相，自报家门，然后弯下腰去请罪。这当儿，又慢慢传来不大的吵杂声，大家都已司空见惯，没有人认真去看。持续了半小时左右，大喇叭传来唐日新牛吼般的声 音：“全体革命同志们，电影马上就要放映，我命令这些反动家伙，立即滚出去，并不准他们看革命电影”！听到这一“滚出去”的声音，我等如释重负，快速退 场，回到自己的家里。
五十九
深挖阶级敌人的做法，引起我一系列的遐想。首先疑惑的是，这次深挖有必要吗？一个政权，当它建立近二十年之时，广大人民早已臣服，尽管这个政权有许多不尽 人意之处，尤其使人民长期处于穷困的境地，但多数人已经习惯，不到万不得已无法活下去时，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人民由于长期的奴性教育，谁敢起来反抗？毕竟老百姓和官家对 抗，最后的结果，通常会遭到残酷的镇压。
农村里的“四类分子”，也就是土改时，稍稍富裕一些的农户，他们无一不是靠着勤劳和节俭起家，当时把他们的土地、 财产分给一些较为贫穷的农户，均贫富的政策也算做到了家，还有必要接连不断地对这些人进行压迫吗？尤其是合作化、公社化后，这些人和其他人并没有多大的不 同，一样的社员，一样的下地劳动，一样的靠分点口粮过活。
要说不同，只是比别人更加谨小慎微，大气不出，大话不说，大屁不放，简直已经沦落为奴隶中的賎 奴，让他头朝东，绝对不敢朝西。就是这样一批绵羊般驯服的人，仍然要对他们施以压迫，说什么“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思谋着“反攻倒算”，想着“变天”。 这真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呢，还是为政者耸人听闻、夸大其词的宣传呢？听听老百姓们的说法吧，他们把一次次对“四类分子”的斗争，比喻为“死狗身上放枪”，狗 已死去，还要再朝它身上放枪，显然没有必要！其次，再从此次深挖“阶级敌人”来看，仅从我们村的情况表明，深挖出来的这些人，二十多年来安分守己，从未有 过任何破坏行为，不挖是这样，挖也是这样，他们服从分配，每天照常出工劳动，还算哪些旧账干什么？况且所谓旧账，大多缺乏证据，只是推想而已，或者生拉硬 拽，故意把他们算作“阶级敌人”，以成为“一小撮”，作为“阶级斗争”的目标。
从吕科、吕潮海、卢汉、吕濯等人的事例中看到，把他们定为“四类分子”，竟 拿不出哪怕是一点真凭实据的东西，想当然轻率地认定为“阶级敌人”，容不得本人有任何辩解，一味强行压制。由此我想，当一个政权稳定近二十年，再重新翻弄 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究竟有多大意义，难道仅仅为了验证“阶级斗争”永不熄灭的理论吗？从我村的情况推想全国，大致相差无几，此次深挖，又将有多少无辜的 人被推进遭受恶斗的火坑？同时将连累多少年轻的后代呢。
这些问题常在我脑际盘桓，真不知道执政者安的是怎样的心肠！为什么如此喜欢整人？终于有一天，悟出 一点，那就是施行暴政的人心里有鬼，自知其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害怕引起人们的不满，于是在人民群众中 树起“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不明真相的人对其进行斗争，借以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人民仇恨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国家没搞好，都是他们破坏的结 果，要不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于是，领袖依旧伟大、英明，党永远光荣、正确，丑恶的理所当然是这些“阶级敌人”。愚民政策的本质就是颠倒黑白，把自己 丑恶的嘴脸掩盖起来，使尽浑身解数让人们相信其正确，而错误和罪恶，则是他们故意炮制出来的替罪羊！
一个政权，一个国家，既没有外来的侵略，又没有内部的骚乱，本是大家共同努力，搞好经济建设，使所有人民过上美好日子的最佳良机，为什么硬要将这一切置于 脑后，非要成年累月地搞什么“阶级斗争”？为什么平和的日子不过，非要自家造反，进行这场血腥气味浓厚的“文化大革命”？如果当初仅仅是怕大权旁落，要从 刘少奇等人手中收回权力，现在已经达到了目的，也该满足了，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上到下搞“阶级斗争”呢？并且声称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 讲”，真不知道执政者要把这个国家引向何处？广大人民群众，早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还要将他们置于怎样更悲惨的境地呢 ！口口声声宣称为人民服务，到头来人民得到了什么？还不是亿万人民为一个人服务！权欲熏心的暴君啊，你还要怎样奴役如羔羊般善良的人民，才能使你称心如 意？“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桂冠，不是已经戴在头上了么，你还不满足?一次一次的运动，一茬一茬的“阶级敌人”都已倒在脚下，即使最滥施淫威的人也该 有歇手的时候吧，为什么像这样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还要准备十次八次地 进行下去？别人的生命真的如草芥，一文不值，只有你们的命才是那么伟大，值得“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地活下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