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峡时代即将开启。
云阳新硐村一户农家大院的几户村民，在外迁江西赣江的一座小城后，又纷纷回到故乡，但故乡却不同以往，他们在去留间徘徊；留守库区的罗兴安，从奉节搬迁到万州，虽说进了城，但却无法在城市里生存下去，只能整日在乡镇间游荡寻找卖苦力的机会……他们的故事是三峡百万移民的缩影和样本，他们的命运将是“后三峡”时代重点关注的对象。
如果说当年兴建大坝、百万移民是三峡工程，那么如何解决地质、环境问题，如何让移民变成居民，“安稳致富”，就是规模毫不逊于三峡工程本身的“后三峡工程”。
2010年3月7日，重庆市云阳新城，42岁的王平站在长江边眺望故土。2002年，他随同乡移民至江西峡江县；2003年三峡蓄水，老家云阳桐村乡沉入水底；2004年他带着全家6口回到云阳新城，做了“棒棒”。没有房子、没有户口，一根棒棒挑着全家人的生活。
重庆市万州区。移民冉崇刚与妻子向存秀借款在精辉花园买下门市，两口子自己装修。
移民江西的钟厚运又回到云阳，却无法获得故乡的“身份”。
云阳老县城码头。清晨，宝塔乡的农民挑着青菜乘船登岸。
云阳老城的一家理发店，洗头理发刮脸只要2元5角。
“至少几十万人”再移民
在后续工作规划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可能涉及到生态屏障区的移民再搬迁。
对于很多原地后靠的移民而言，这将是他们第二次搬迁。
这是云阳县一个农村大院几户村民在三峡移民之后的不同人生轨迹。他们并不代表三峡移民的全貌，而只代表了三峡移民中的一个群体，和“稳得住，能致富”不同，因为各种原因，这个群体仍然没能安定下来。
令人深思的是，他们为什么仍徘徊在去留之间。
又要走了
陈朝志夫妇的房子依山而建，老房子在长江边上，早已被水淹没，每年夏天水库水线消退，他们能远远望见老房子的废墟，连屋顶都没剩下。
他们在坡上起了一栋100多平方米的新屋子，靠近马路的方向做了个门面，卷帘门的灰尘很厚实，似乎从来没打开过，因为没有商业需求，这条马路通向江岸，沿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户人家，平时一般也没什么人走这条道。
在云阳县有很多像陈朝志夫妇一样后靠的移民，他们的房子和土地都被升起来的长江水淹没。他们在山坡上盖起了新房子，守着几分土地，在每年水位消退到145米的时候用消落带的坡地种菜，虽然专家们说用坡地种菜并不好，会造成污染，或者水土流失。但江岸边的土地已经非常有限，每户人农田加坡地也只能凑够一亩，农业收入很少。除了年轻人外出打工赚钱养家，几乎没有别的生活来源。
他们很可能会被第二次搬迁。“已经登记过了”，陈朝志说，言谈中充满了期待和向往。政府派人在这一带逐户登记，征求大家的意愿，可选名单里有新县城、老县城、或者外城、外省，这位老人填的意愿是新县城，如果一定要搬，他想搬到新县城去，而不愿意去已经被遗弃的老城，他更不愿意再搬到别的地方。
迁往他乡的经历，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他的哥哥陈朝庭，当过10年兵，之前和他一起开面坊，2002年异常积极地响应号召，户口迁往江西，奔往新生活，4个月后，却和老伴雷明英、大女婿一起举家回迁。
蓄水前最后一批移民
2002年，三峡蓄水前，陈朝志所在的新硐村第一组，175米蓄水线之下，已经有几百人通过投亲靠友、自谋生路等办法，搬离库岸，当时的情况，蓄水线下还剩118人没有着落。
最初定的计划，是这118位村民全部原地后靠，在更高的山坡上修筑房屋，谋求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外迁的机会也是村民自己争取来的。
陈朝志当时直接参与了改变这个村庄命运的过程，作为这个自然村的会计，他和组长花了一周时间去丈量175米白线以上剩下的土地，发现还剩下29.8亩，但要养活100多人，人均只有两分地。
土地显然不够，村干部跑到重庆市去反映情况，据说当时一个市委秘书长亲自到新硐村考察，和县领导一起，确定了新硐村的外迁计划。
计划外迁点，正是江西峡江县周边的几个村落，峡江县是赣江边上的一座小城市。当年外迁时，新硐村曾举村考察，一家派出一个代表去探情况。和新硐村相比，峡江县的土地更多，而且看似更平整。但当地人告诉他们，这些田几年就会被赣江水淹没一次。当地人的叙述引起了新硐村村民的警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说法并非是拒绝外来者的托辞。
“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看上了”，陈朝志说，“隔壁茅坝村乡党委书记也去峡江看了，那个书记就没看上”。
但新硐村的搬迁仍然势不可挡，陈朝志的哥哥陈朝庭，就这样成为了三峡蓄水前新硐村外迁的最后一批移民，和陈朝庭同一个院子的钟裕根、明平秀两位老人，连同二儿子夫妇，也是和他同一批户口迁往峡江。
这个院子一共有6户人家，都是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甚至在移民前还有的家庭没分家，兄弟几人共同侍奉双亲，一个家庭往往能达到十多人的规模，比如陈朝志，移民之前，他家共有13口人，和亲戚朋友相互交通往来。
这种院子在川江地区还有很多，往往是同一个村民小组，一家挨着一家的墙搭建起来，在农村，人际关系并未退化得如同城市那样简单，社区居民互通有无、守望相助。同一个院子的关系非常好，邻家小孩往往叫隔壁叔叔“二爸”、“三爸”，是模仿亲戚的喊法。
断裂的社会关系
这种于农村而言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很快在搬迁的过程中断裂了。最后一批去峡江县的新硐村移民有112人，陈朝志曾经计算过，有68人来自新硐村一组。这68人曾经希望能聚居在一起，但这个要求很难得到满足。他们被分散在三个不同的乡。
有的村民虽然在销户合同上面签了字，但并不愿意离开，比如钟裕根、明平秀夫妇，他们心里想的，还是留在原来的地方，和没有外迁的女儿住在一起。钟裕根曾经去过一次江西，办理残疾证，结果发现在当地喝水也要拉肚子，蚊子太多，水土不服，他便不愿意再走。
而他的小儿子钟厚运夫妇则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举家迁往江西。钟厚运1974年出生，是很典型的川江人，善于言谈且吃苦耐劳。他在2003年和妻子一起把所有重要的家具搬上了乡政府欢送移民的卡车，虽然有搬运物品体积的限制，他们还是把几个泡菜坛子搬上了车。泡菜坛子是巴蜀人几乎每家一个的物件，于每天的饮食非常重要，而且盐水越陈越香。钟厚运搬上泡菜坛子，是想踏实在江西过日子的。
但两周后，他就和同一个院子的张家一起回了云阳。钟厚运回家，倒不是因为水土不服，或者单纯的思乡心切。他当时花钱从当地村民那里买了两亩田，但后来发现都是最差的田，收购的旧房也不过50多平方米。
在当地语言不通，原有的朋友又很难联络。比如钟厚运要去找年龄相仿，同个院子长大的李大新兄弟，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可能就要坐上两三个小时的车。
更现实的是，钟厚运发现附近没地方打工挣钱。而之前他们所在的新硐村靠近云阳老县城，找工比较容易。
几乎是事事不顺心，所以在孩子要开学之前，钟厚运两口子便急匆匆赶回了云阳。本来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但试验几乎是溃不成军，除了水土不服带来的异乡人感觉，家乡也似乎有更多发展机会在召唤着他。他回到云阳，就赶上这个新的移民城市建设得热火朝天，他和也从海南迁回的哥哥一起跑起了运输。
回迁的选择
钟厚运走了不到4个月，一个院子的陈朝庭、雷明英夫妇也走了。
这个村小组留在峡江县的人，只剩下李大新两兄弟。旁人都说他们是为照顾孩子读书。
虽然在长三角一带有很多成功的移民安置范例，但新硐村的移民安置显然并不能算作成功。在村民的考察和适应过程中，这个新的居住地被遗弃，人们纷纷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有的人则根本没离开过——— 亲人去打了头阵，回来诉说异乡生活之苦，他们便打消了搬迁的念头。
对大多数人而言，回迁并非是情感的牵绊，而是一种理性选择。如果迁入地的条件好，还是能够留下，雷明英说。她是住了4个月才离开，很不方便，买药坐车要1个多小时，一天进城还只有两班车，而她的老伴陈朝庭，又是常年疾病缠身。之前他们住的地方，走半小时就能找到买药的小商店。
移民款跟着移民走，在安置过程中，一部分用来购买当地的田土，还有一部分用来买房屋。最后每个人领到的只有8000多元。
和别的回迁移民一样，钟厚运带着一家三口的钱，回到云阳，重新白手起家。现在他和哥哥合伙开一辆面包车。他买了自己的房子，孩子读上了当地的小学，和返乡的哥哥共同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
回迁群体的思虑
虽然从表面上看，钟厚运的家庭和别的云阳家庭没什么区别，两兄弟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每隔一周去看看住在新硐村的父母，送瓜果补品。
回迁移民在云阳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相互保持着往来，邻居之间互通电话，互相串门。
这些都是最真实的生活，但钟厚运觉得这种生活中也有某种欠真实的成分。比如他就不能购买当地人都能买的养老保险，针对移民的养老保险，当地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可以免缴之前的余额，每个老人只需要花1万多块钱就能办好，可以在 60岁之后开始拿“工资”。之前哥哥钟厚生拿出一万多块钱，让弟弟去江西给父母办养老保险，但发现根本办不了，他们被告知不同地方政策不同。
这个时候钟厚运就想不通了，他不明白有什么不同。
不久前，钟厚运又托人去问，户口能不能迁回来，他在云阳已有房产，房产证上也是自己的名字。
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又失望了一次。孩子和他一样是江西户口，将来读中学，会多交一笔为数不少的补充学费，麻烦的事还很多，比如孩子将来高考是不是还要去江西找个中学。
经济上，重庆市政府出台的针对移民的优惠政策，钟厚运的家庭户口既然已经外迁到江西，自然一条都享受不到。
虽然同样是移民，但他的所有户籍关系已经离开重庆。而事实上，他的所有社会关系还在云阳。
钟厚运时常忧虑，自己的未来怎么办。他研究了劳动法，发现外出打工企业可以帮忙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能不能十多年都在外面打工，退休了就能拿退休金，不成为儿子的负担。
他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并和妻子讨论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他又思考，户籍制度将来有没有废除或者改变的可能。
妻子没有考虑这些看起来异想天开的问题，她担心的是，会不会有人把他们遣送回江西去。
在云阳县，类似新硐村这个院子这样的回迁村民，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群体，缺乏归属感成为这个群体普遍面临的问题。还有的从江西或者海南返回的移民，在新县城买了房子，却不敢用自己的名字登记。另一个买了几套房子的回迁移民则反复询问记者，未来是否有可能把户口迁回来。
走和留的矛盾
除了不谙世事的小孩，焦虑在这个群体中普遍存在。
张丽也在云阳的这个院子里出生，说到自己的未来，她眼圈突然红了。其实她才20岁，无论年龄还是穿着打扮都像个女学生，应该还不到为归属感焦虑的年龄，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
但每次电视上放三峡移民的时候，她都会偷偷回避，她会哭，这是一种旁人很难理解的感情。虽然在搬离云阳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但她已下定决心，要回到云阳。
她在上海务工，她会有机会遇到很多别的三峡移民。每次和别人谈这个话题，都会增加她的挫折感。比如迁到上海松江和崇明的移民，一般在当地就能找到工作，生活状态也更好，对迁入地比较有归属感。
而她一点也不了解自己户口上标注的那个地名，峡江对她而言仍然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想回到云阳，但不知道如何回去。
她的姐姐不久前刚做了“云阳人”的媳妇，但还是没有办法做回一个真正的云阳人。云阳民政部门告诉她，户口从江西迁不回来了，凡是外迁移民，户口都不能迁返。
钟厚生钟厚运兄弟出钱，在新硐村山坡上为父母钟裕根、明平秀修的房子，已经成了无主房，原来是用他姐姐的宅基地修的，但现在姐姐户口也去了海南。老人住在里面，用儿子买的手机和外界保持联系。
虽然搬迁已经八年，新硐村一组几十位移民仍没有真正安定下来。回迁造成了身份认同上的错位，而原地后靠的移民，则等待着新一轮以生态避让为主旨的搬迁。虽然何时搬迁、往何处搬迁还不确定，但在新硐村，已经有人来挨家挨户了解，登记村民意愿。
对这样的登记，村民往往抱有矛盾的态度，未来充满了不可知性，但同时又是一种改变生活的机遇，比如陈朝庭的弟弟、老人陈朝志，他再也不愿意守着一亩地，每年在江水消退的库岸边上种菜。
老云阳，放弃和留守
有的人想回来，又有人想走出去。城市的历史不会因为废弃而荒芜，人们总是在寻找或者坚守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即使这里已不复当日风光。
新硐村一组距离老城不过两三里路，曾经享受过老城带来的方便。但现在，云阳老城已经成为历史，或者说是废墟。坐在快艇上路过老城，那景象就像看到地震之后的遗址，你以为没有人居住了，但似乎还有车子在废墟中穿行。终于走到废墟了，才看清老城，废品被堆成一座小山，触目惊心地堆积在路旁，似乎这座城市昨天才萎缩。
比库区里别的老县城幸运的是，云阳老城还有最顶上的一条街没被淹没，它现在变成了一个镇，其实还不如镇，没有专门的公共汽车到这里，只有在岔路口拦截经过别处的车子。有两三个小面馆，一个规模已不算小的农贸市场，一个派出所，承担着云硐乡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功能。
老城已经被抛弃。如果问云阳人老城好还是新城好，大部分人会觉得这是个多余的问题，包括为移民身份发愁的钟厚运，因为答案实在太过明显。老城很狭小，云阳人夸张地说，抽根烟就能从城头走到城尾。
而新城蔓延在长江边上，一眼望不到边，拥有最繁华的中环路，上面还有重百，有大型连锁家电超市，新房子，“随便哪一栋，最差的，也比老城好”。从雕花的路灯到宽阔的岸堤，一切都是按照一个中型城市的气派和档次来建设的。
但老城还在，虽然只留下了冒在水面上的一段，仍然在忠实地履行它的社会功能。甚至它已经被废弃的老码头，也在发挥作用。虽然大段向水的阶梯已沉入水底，露出水面的部分，被瓦砾覆盖，令人很难想象当时的盛景。
现在它显然退却了，人们却没有忘记它。还是在这里搭船，慢船在这里会停，从云阳老城到新城，足足要走三四个小时，船夫沿途带人装货，船装得很满，在从前，长江还是一条湍急滚动的河流时，这是不可想象的。
留守移民：困窘谋生致富难
罗兴安是这个世纪初，从奉节搬迁到万州的三峡移民，他用补助的移民款在移民安置区买了套房子，户口挪到万州，就这样进了城。但他却无法在城市里生存下去，城市不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除了种田之外，没有其他技能，又年届不惑，罗兴安很难找到工作。他不得已又和妻子一起回到了奉节，在农村租了间小房子，整日在奉节和云阳之间的乡镇游荡寻找卖苦力的机会。
三峡移民中，只有十万去了外省市，还有近百万留在了库区。走出去的十多万移民，背井离乡，经历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自然痛苦，但更困难的，恐怕还是某些留下来的移民。通常，人们会更关注背井离乡的外迁移民状况，对库区内安置移民的关注则相对较少。
南都记者在万州、奉节、云阳等地采访时，发现留守库区的移民返贫现象较为突出，其中部分移民难以适应城市生存环境，只能进入城市生活的最底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