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春节，是与“革命”紧密相连的。过年仍要“革命”，百姓也就休想轻松，而所谓“年味”，也就充满了“革命”味儿。
当时，我正在乡下务农，过了多年的“革命化”春节。年关将近，公社大队要掀起“革命”高潮，开广播大会宣传当前大好形势，或是开大会批斗“牛鬼蛇神”，把 “阶级敌人”召集起来训话，要他们在春节期间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过年贴春联，是千年的习俗，春联的内容，都是表现喜庆吉祥。当时农民虽穷，大多仍要买张红纸，请人写幅春联，贴在门上，沾点喜气。但写春联的人不敢自编，只能照抄领袖诗词和革命口号，或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或是“阶级斗争永不忘，革命江山万代红”、“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更多的则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至于什么“开门见喜”、“吉星高照”，以及“福”、“发”等字，则被当作封建迷信，一律扫除之。至于亲友见面，抱拳拱手，说“恭喜发财”，也在禁止之列。
既是“革命化”，社员也就不能在家闲着，大年初一就要出工。动静大的，要修塘垒坝，工地上红旗招展，号子连声，可谓“热火朝天”；动静小的，要积肥挑粪，挖地拓荒，田间地头，人喊牛叫，颇不寂寞。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赶上下雪，天寒地冻，队长仍催我们上工，在麦场上翻粪堆，名曰“倒粪”，其实是没活找活干，出无用工。粪堆上冻，倒起来费劲，队长也觉得这活没意义，干不多时就说：“去他奶奶的，这粪不倒了，都回家弄吃的去。”大家仿佛囚犯接到特赦令，当即发出一阵欢呼，冒雪而归。
既是春节，文化娱乐活动当然要多于平时。各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纷纷在本大队登台献艺，或是在公社巡回演出，几乎天天有戏看。宣传队的节目形式多样，有样板戏、独唱、表演唱，有对口词、相声、数来宝，不过演来唱去，内容离不开“革命”与“阶级斗争”。《白毛女》的第一场，是许多宣传队必演的节目，借此证明旧社会的人民生活多么悲惨，让百姓“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忠字舞，也是许多宣传队必跳的舞蹈，过年更要向伟大领袖献忠心。过了年初五，公社或大队，再召开一场忆苦思甜大会，强调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才算过完。而传统春节应有的欢乐、祥和，都被浓烈的“革命”气氛冲淡，甚至冲得无影无踪。
吃，是春节的重要内容，再“革命”，百姓仍是要吃的。但当时物质严重匮乏，政府用不着提倡“节约”，百姓也非常“节约”，一家几口人，买上二斤肉、几斤萝卜白菜，再加上平时攒下的鸡蛋，七拼八凑，做上几个菜，饱餐一顿，就算过了年。若是能买上一只鸡，或是二斤鱼，就很奢侈了。有一年，我父亲托人买了一个猪头（当时此物难买），八口人吃了一个年关，餐桌上有猪耳朵、猪舌头、猪头肉，配上几个素菜，再加上八角一分一斤的白干酒，觉得非常丰盛。猪头比猪肉便宜，一个十来斤重的猪头，只需几块钱，真是价廉味丰，物超所值，父亲连称：“今天这个春节，胜过往年！”家乡有俗语云：“初一扁，初二圆，过了年初三，还是原套原。”“初一扁”，即吃饺子。百姓家的饺子馅，通常是萝卜白菜加粉丝，但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顿饺子，吃起来就特别香，由于肚子里缺油水，我一顿能吃五大碗。“初二圆”，即吃圆宵。糖是凭票供应的，一人二两，数量虽少，包圆宵已经足够。由于糖难买，平时难得一吃，圆宵也是稀罕物。年初三早晨吃面条，中午将除夕的剩菜扫荡一空，至此，吃的节目就算完了。到了年初四，大多数人家的餐桌上，饭菜已如往常，该喝稀饭的，仍喝稀饭，该吃咸菜的，仍吃咸菜，故称“原套原”。只有干部与少数富裕人家，还在享受口腹之乐。
来源:梅桑榆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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