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在家庭分工中是重量级的。下午放学回来，他经常从前塘挑两桶水倒进水缸，或者从邻居家借一担尿桶，从我们的破缸装上半桶粪尿肥，再到后塘掺上半桶水，去浇两片菜地。我们种的黄瓜和西红柿有一些下了小基贵的肚子，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蔬菜吃。一丁精心培育的白萝卜和塌棵菜是我们全家的骄傲，也是全村人羡慕的对象。我们全家盼望着大丰收的喜悦。日子一到，全家出动，带着一把锹、一个箩筐、一根扁担。走近菜地，突然发现我们宝贵的菜园被盗空了。地里布满了乱七八糟的菜叶和萝卜缨，好像战场上的断肢残臂。孩子们都哭了。怡楷找到老螃蟹，告诉他我们的蔬菜被人偷光了。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家家都种菜。为什么有人要偷我们的？最后他又说："如果有人偷，那一定是公路那边的生产队的人干的。你的菜地靠公路太近。你家的青菜和萝卜比我见过的都好。"他的内侄尖嘴猪却知道实情，因为他并不隐瞒他多么爱吃"老巫家又香又甜的大萝卜"那是他在姑爹家吃到的 。
这些小偷小摸的行径使我们感到气恼，主要因为它们破坏了孩子们生活中的乐趣。我们从剩下的母鸡收到足够吃的鸡蛋，从邻居家买蔬菜 。后来老螃蟹出乎意料地送还单人床，我们甚至感到和好了。我们向他致谢时，他抽着我们的烟说："没问题。老李是我妹子。这是你家的床。"他走了不久，尖嘴猪光临，一进门就说："李大妈，你家的床回来啦。你知道为什么吗？"怡楷说："这是我家的床。你姑爹跟我们借的。"这男孩小小年纪，懂的事可不少。他咧嘴笑道："我知道，我知道。其实是因为姑爹给我表哥大水子打了一张新床。李大妈，用的是你的木料。"我们觉得难以置信。尖嘴猪接着说："跟我来。我带你们到公房看点东西。"我们跟着他走进怡楷的旧家，看到一架新犁、一个新耙、还有一个新的斗形木制容器。"那是干什么用的？"我问他。我们的小向导回答说："过年时候各家蒸糯米团子用的。这些也都是用李大妈的木料做的。"怡楷恍然大悟，当初盖房子为什么老螃蟹要在他家门前施工。她沮丧地对我说"这太荒唐了！木料是公家的财产，拨给我盖房专用的。我是要负责任的。"尖嘴猪又说："还剩下整整一根大木料。就搁在我姑爹床底下。他说大水子娶亲要打家具，这根好木料正好用得上。"
除了照例的两个馒头，我们又给了尖嘴猪一把糖果，因为我们确实赞赏他在再教育方面给我们的帮助。怡楷决定她必须向大队领导汇报一下，看他们是否能帮点忙。大队副书记听了以后似乎很愤慨。"这是国民党作风，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干的事。我们研究一下，采取必要措施。"过了一些时候，小道消息传来，说老螃蟹在一次会议上受到了大队领导的严厉批评。但是他为自己开脱，说他没收我们多余的鸡、蔬菜、木料，是为了从生产队铲除资本主义。大队领导再也没理会我们。
老螃蟹继续进行他声称的"从生产队铲除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大队会议上受批评后不久，他在工间休息时在田头召开了一次"大批判"会。怡楷和我刚好路过。我们听到他提高了嗄哑的嗓门，狠批生产队里资本主义的表现："生产队有这样的人，不下地干活，却养太多的鸡偷吃公房的粮食。有人不劳动，却靠四处写几个字得工分。寄生虫！资本家！阶级斗争！" 他泄了愤，我们暗笑。
但是老螃蟹并不就此罢休。又一天，他闯进我们堂屋，在折叠桌旁坐下，随手点了一枝我们的烟。他说："老巫，给我开个代办条。"代办条是经手人出具的购物证明，在公社，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可以代替收据或发票。我常给他写，没当回事。"前几天我在西埠买了两个大箩筐，五元一个，两个粗筛子，二元一个。没别的。替我写上我名字。"我一向替他写上他的名字，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又点了一枝烟，带着代办条走了，我也忘了这回事。后来我听说孙堡街上一间公共瑙所墙上发现了一条反革命标语。公社保安人员急于破案，便要求各生产队取得可能嫌犯的笔迹。于是我给他写的代办条就被交了上去。不过，老螃蟹大失所望，因为保安人员发现我的书法和墙上的笔迹毫无相似之处。他并不死心，立即检举我在家偷听敌台广播。这次他说的倒有一点影子，因为我们确实常让一丁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节目。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大学和中学兴起了英语热，可是好的英语教师不多，公社中学尤其如此。我们觉得让一丁听听本国人的英语对话有好处。虽然这并不是犯罪行为，我们还是把音量调得极低。无奈隔墙有耳，何况是土墙。保安人员找到郭书记了解我的情况，我在安大的老上司说："告诉你吧，老巫是省公安部门批准的全省唯一可以收听外台的人。"
为了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也养了一头猪。一头混种小白猪，属于"小而圆"品种。我们的小而圆也是一丁的室友。我在前墙脚下为牠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稻草窝，和一丁的床相距咫尺。我喂牠山芋，看着牠剥了皮以后才吃，觉得很好笑。老螃蟹一下就看出问题，他认定我养的是一头资本主义的猪，因为他本人只用山芋皮喂猪。小而圆很野，常挣脱系绳往地里跑，得由小黑子和小水子两个棒小伙子出动才能抓回来。有一天，我喂牠新出锅的山芋，牠居然咬了喂牠的手。我实在应付不了，而牠又长得很慢。老螃蟹竭力主张消灭这头资本主义的猪。他订了日子，亲自出马当屠夫，我当然要付给他屠宰费。
我从来没有见过杀猪的场面。那畜牲狂乱的奔跑、那恐怖的尖叫、一把把亮晶晶的屠刀、那致命的猛刺、喷射的鲜血、死亡前的挣扎、半裸的老螃蟹不停地咒骂"你这资本主义的猪！你这资本家！"、还有看热闹的社员们的欢快，这一切为我的再教育又上了一课。在开水里脱毛之后，资本家被分解成许多块。然后屠夫到后塘去洗净脸上、手上、臂上、身上的血。他回来饱餐了新宰的猪肉，喝了大半瓶白酒，然后趔趄着走回家去，手里提着猪肝和一大快猪肉。我们从此没再养猪。
我现在是个闲人，可以读点书了。怡楷把我的书都装在几个纸板箱里，尽管当时许多同事已经把他们的的书刊都当废纸，六分钱一斤，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因为书和书生都给贬得一文不值了。箱子一打开，我们发现有些书在前一年的洪灾中被泡坏了。另一些书被耗子咬坏了，其中有那本和我共度过牢狱之灾的《杜甫诗选》，还有我在1957年动手、后来半途而废的《巴尔姆修道院》的译稿。我有点难过，怡楷感到痛心。我转念一想："可怜的小耗子！他们必定比我在1960年那个冬天还饿！"我们把书摊在屋前的空地上在太阳里晒一晒。有一些好奇的小青年路过，拣起我在曼彻斯特学院美术史课上用的课本、海伦加德勒的《古今美术》。他们看到梵蒂冈西斯廷教堂中的裸体人像，就吃吃地笑，互相用臂肘推来推去。第二天，老郭叫我到公社去一趟，因为老螃蟹检举我用淫秽的图画腐蚀生产队的小青年。老郭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不禁笑出声来，说检举我的人真是一只"无事生非的老螃蟹" 。
三
我们的确没有理由抱怨，当我们看到贫下中农，理论上也是国家的主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专横贪婪的地方干部手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老螃蟹利用每一个新的政治口号捞到好处。"在农村挖掉资本主义根子"的运动一来，他就扛着一把大斧子挨家挨户把门前的一两棵树砍倒，因为他懒得不肯栽树，又嫉妒别家门前成荫的树。高庄本来就以树少闻名，这样一来就一棵也没有了。接着他又把运动深入到社员的鸡窝里。本来有规定每户只许养四只母鸡，但并没有认真执行。蛋和鸡是他们唯一的现款来源。一天夜晚，他手提马灯，挨家挨户，查点窝里有几只鸡。他起初坚持要每家当场把超额的鸡杀掉，后来开恩让每家交一只鸡给生产队，到市场上出售。他自己家无鸡可交，他奶们子养的几只鸡早已被他宰了下酒了。十多只鸡被他捉走卖掉，但卖得的钱并没入生产队的公款。各家都养猪，一般每年要杀一头。不管哪家杀猪，老螃蟹从不错过。他一向是杀猪后的鲜肉宴上坐首席的贵宾，他一向在酒足肉饱之后回家，手提一大块瘦猪肉，外加猪肝或里肌。在每家为每个好日子举行的每次家宴上，老螃蟹也是当仁不让的首席贵宾。农业机械化的风一刮起来，老螃蟹一早带着管钱的保管员孙基文到县城去采购，晚上才醉醺醺地带着一部手提拖拉机回来。他要我给他和基文各记十五分工，外加出差费。因为社员中没有人懂得怎样摆弄这新鲜玩意儿，七手八脚就把拖拉机搞坏了。队长又得花一整天送它去县城修理。这个过程重复了好几次，直到报废的拖拉机被扔在公房外面。对于高庄的社员们，农业机械化的代价高达数百元，包括风尘仆仆的队长可观的出差费。
生产队在后高庄开队务会议由我负责记录。年底，会计员公布各家的明细帐目。每户共得工分多少，欠生产队口粮、柴草钱多少，家里有急事从保管员借了多少现款。收支相抵，盈余户可领到应得的现金，少则数元，最多的也到不了百元。至于亏欠户，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研究各户的帐目，讨论他们提出的从公积金中给予补助的申请。老螃蟹是五个亏欠户中挂头牌的。他欠生产队一百元现款，因为他向保管员借钱有求必应。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笔欠款是否可以全部或部分勾销。大多数社员一言不发，只有几个小青年发言反对免除任何欠债。最后，大队的唐大队长代表大队党支部做总结。他首先表扬李队长一年来在生产队工作的成绩，然后对他的家庭负担过重表示同情（事实上他儿子大水子已经挣全工分）。最后，出于对一个贫农弟兄、共产党员、模范党员的阶级感情，建议给他"割尾巴"，即一笔勾销他的欠债。有权有势的大队长问道："有谁有不同意见吗？"沉默。"那么一致通过。散会。"老螃蟹朝着我说："老巫，在记录上写下，生产队全体社员，在唐大队长参加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给李庭海队长割尾巴。"我再次领教了他的领导艺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