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的徐术忠也曾当过风钻工，今年35岁的他，正值壮年，然而因为患上尘肺病，现在体重只剩30多公斤，日夜只能靠著医院氧气瓶生活；与他同处一室的徐瑞乃，43岁，情况更为严重，呼吸就像哮喘病一样难受。
1990年，徐瑞乃与弟弟徐瑞宝离开家乡，来到深圳当风钻工，一日的工资可达500元，在当年可是不小的金额！他们每天处在深达几十米的花冈岩地下层面，先以钻炮眼的方式爆破，形成巨大的桩孔后，再用水泥灌注打地基，工地环境尘土弥漫；徐瑞宝回忆起当年，曾有一个月天天加班，当月就挣了1万元，因为工资诱人，如果不是亲朋好友，可不会随意介绍这份"好工作"，仅徐瑞宝所知，那时后起码有200人是耒阳来的。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综合业务科主任罗孝文表示，尘肺病的发病率在我国目前是排名第一的职业病，而且治好的可能性不大，"就好像皮肤上有一块疤痕，你想把疤痕彻底去干净是不可能的"。
"如果知道干这个活儿有这么大的风险（尘肺病），说什么也不能干了"徐志辉回忆说道；因为高收入的驱使，让大家忽略了看不见的风险，他说："我们唯一的防护是戴防尘口罩，口罩戴烂了才换，一般最少戴一个月。有的口罩烂了，粘起来还继续用"，从2000年起，仅导子乡就有十多人因为尘肺病辞世。
徐志辉在维权过程中发现：最难的是鉴定！业务科主任罗孝文曾说明："患者必须出示由用工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患者和用工单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才能最终被确定为职业病。"；徐志辉以自己为例，由于他曾拿到深圳市公安局颁发的爆破员作业证，但这张证件却是他的唯一凭证，他进一步表示，还有更多的同乡完全没有证明的材料。
此外，根据一位参与维权工作的政府人员揭露，鉴定难就难在国家制度。这些风钻工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到深圳的，当时的劳动制度也不完善，许多人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没有证明材料，职业病的鉴定就没有立足的空间，徐志辉无法认同，他坚持地表示，"即使没有这些证据，只要查出有尘肺病，这留存在身体内的病痛，为什么就不能做证据呢？"
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中，工作权受到法律最基础的保障，其中包含职业病、职业灾害等的认定，都是以劳工的身体安全作为主要考量，如果国家的制度制订并不完善，便会发生所谓的"制度杀人"事件。徐志辉透露，维权的风钻工们正期望借由法律的程序获得应有的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