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霖、夏楠两位律师志愿担任邓玉娇案侦查阶段的代理律师，在会见邓玉娇后曾一度失态，悲愤痛哭，其为民寻求公道的职业操守令国人钦佩有加。在他提出证据保全时引发的中共恐慌从随后的变故可以看出来：警方代替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单方面宣布和他们解除了委托代理的关系；并由张树梅清洗了他们一再叮嘱保存的关键证据；中共官方还以轻蔑的口吻指责他们偏离了委托的方向。
据夏霖律师说，官方单方面发布通告后，曾和张树梅通过一次电话，张明确说那不是她的本意。虽说下午又和夏律师通了电话，表示解除和律师的委托关系，但是，从张树梅始终未和律师见面的情况来看，张树梅的行动已经受到警方的约束，所以，这样的解除委托关系显见是中共官方单方面的意愿，从法律上来看应该是无效的。
在不说出案情就会使得邓玉娇受到不应有的加剧迫害的情况下，两位律师以无畏的人格写出了代理邓玉娇案的控告状，在交给中共官方的同时也发布到了互联网上。这是两位律师智慧和人格的见证，逼使中共官方不得不正视现实。
从事实来看，全面了解邓玉娇案的除了官方外，就只有两位夏律师了。邓玉娇的供词巴东公安是不可能公布于世的，肯定已经把它列为机密了，因为巴东政府的通报里丝毫没有被害人邓玉娇所说的关键性情节。象这样的案件，被害人的口供本身就是必不可少的证据，警方应在侦查的基础上对被害人的供词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公众看到的通报，其由来却只能是施加迫害的一方黄德智单方面的供词所改编的。已经由推倒到推坐、由特殊服务到异性洗浴了。中共官方的司马昭之心，早已是路人皆知了。
难怪律师同行为两位夏律师的性命担忧，因为他们知道的内情是现在巴东警方"做案"最为顾虑的地方。一旦遭到灭口，邓玉娇案肯定会被警方做"死"。从这个方面来看，他们的控告状本身就等于救了他们自己的命，这时如果遭到不测，对于中共官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该说的已经说出来了，而且于理于法还都说的过去。于法，张树梅的口头解除是在不能保证她本人是否受到人身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所以，委托关系仍然应在存续期间。于理，他们是知晓案情的人，当然有责任公布于众了，因为这不涉及邓玉娇本人的隐私，恰恰证明邓玉娇守护自己节操的顽强和正当防卫的必然。
两位律师丝毫没有造假的必要，还原事实真相，既能救被害人，又能救自己，这是他们必然和明智的选择。事实还原了，中共的三个通报还会有人相信它吗？这对于中共的官方不等于"一剑封喉"了吗？怎么面对被害人的控告状？还能死挺着坚持自己的单方面通报吗？
不管案件如何进展，中共如何补救，两位律师的代理控告状，已经把中共架到民意的火山口上了。
在这一事件中，剑已进喉了，中共还能得以脱身吗？试看中共如何抵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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