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房改建的博物馆。
征集到的各种打工证件和暂住证。
没有CBD，也没有沃尔玛。欢迎来到皮村。
距 离北京市区40公里的皮村，矗立在一片旷野中。只有一条大路从村旁经过，货车呼啸而去，尘土飞扬。村口坐着几个悠闲的商贩，街头有几只狗在游荡。因为正处 在首都机场航道的下方，皮村躲开了无孔不入的开发商，呈现出和热闹的都市反差强烈的乡土气息。过去的3年，活跃的NGO组织“工友之家”试图把皮村改造成 一个富有生机的打工者家园——皮村6000人口中，外地农民工占到5000多人，是名副其实的农民工部落。
“工友之家”在这里建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和两家二手货超市。
现在，他们又要在村里建一座农民工博物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5月1日，一个名为“打工20年”的展览将伴随博物馆的诞生同时揭幕。
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博物馆的确切位置，对“文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也并不关心。
村头摆摊修自行车的王师傅来自张家口，他笑着摇摇头：“不知道，是那帮志愿者弄的吗？那些人喜欢在村里瞎折腾。”他关心的是，同样修理摊位，他每月要交30元管理费，而10米远的那家本地人摊点却不用交钱。
飞机在头顶滑翔，几乎每10分钟就重复出现，巨大的声浪轰鸣，2米之外的人声也被迅速淹没。 “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不得不提高嗓门说：“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主流文化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声音。”
32岁的孙恒来自河南开封。 1998年师专毕业的他，本来有机会去当一名中学音乐老师，却选择来到北京。在这里，他同样找不着自己的位置，只能在地下通道卖唱，到西客站做搬运工。
孙 恒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02年，他组建了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在此基础上，依靠香港乐施会的资助，2003年成立了“工友之家”。 2005年，“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靠7.5万元版税，在皮村建立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此后，以皮村为“根据地”， “工友之家”开始壮大。
孙恒穿过迷宫般的村子，七弯八拐，来到村子东头一处大院落前，推开两扇铁门，由乡村琉璃厂工房改建的农民工博物馆展现在眼前。
废旧桌椅散乱地堆放在各个角落，这都是社会捐赠给“工友之家”的旧货。几个工友正耐心地把这些桌椅一点点肢解，然后拼接在一起做展板。
“他们很热情，好像在建造一座精神家园。”香港乐施会负责博物馆项目的工作人员王英渝说。
半年前，孙恒找到王英渝，和盘托出想建造一个主题博物馆的设想。乐施会经过实地考察，决定为农民工博物馆提供4万元先期启动资金。
王英渝说：“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历史，贯穿了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改革开放30年。现在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有2亿农民工，但是在城市主流文化中，没有属于这个庞大群体的东西，也没有人记录他们。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农民工的博物馆，讲述他们的生活历程和变化。”
不一样的“文物”
装修的甲醛味道很浓烈，充斥着200平方米的展厅。一幅大字标语悬挂在展厅的墙上：“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玻璃展柜里，已经摆放了一些展品：票据、证件、罚款单、押金条、白条、保安工服和皱巴巴的不知道从哪里搞到的红头文件。
2007年夏天开始，艺术团利用到处演出机会，开始对外征集反映农民工进城的历史展品。
一个在深圳工厂做工的工友邮寄来一张工资条，上面标明：月收入1500元，仔细一看，其中1000元收入都是在严重超时工作状态下所得；
广东一个女工友邮寄来自己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写着她的姓名，背面印着工厂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期间不准上厕所；一份刊登在2000年北京一家报纸上的北京市劳动局规定，上面是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还有超过100种行业限制或者禁止雇佣农民工。
孙恒并不认同博物馆的功能单纯是为了“控诉”和“声讨”。 “如果生活是苦涩的，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它呢？我们只是客观地展示，目的是改变它。”
也许下列展品代表了孙恒认为的“积极向上”的部分：南方打工者用粗糙的纸张印刷的“打工诗刊”，形式简单但很煽情；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用稚嫩的笔触描绘的理想家园，主题也在可以预料的范围。
“一号展品”：暂住证
事 实上，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农民流动到城市打工。头10年，主要是到乡镇企业打工，但是规模不大。 1988年前后人数开始猛增。到1992年之后，农民流动到沿海和大城市打工成为一股巨大潮流。 2003年取消收容遣返制度之后，进入城市的农民就越来越多。
没有什么展品能像暂住证一样体现这一时期的特色，事实上，博物馆收到的捐赠品，最多的就是暂住证。
“一张暂住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和农民的双重身份，时刻感觉面前立起了一面无形的大墙，它挡在路上，你想闯进去寻找发展，但是很难。 ”孙恒说。
“工友之家”的发起人之一王德志第一个捐出了自己多个版本的暂住证，这也成了博物馆的“一号展品”。
从 最早办理一个暂时证需要180多元到现在降为5元，王德志的北京暂住证也有很大的变化：C本是初来乍到，B本则是混北京已经有一段日子。在北京混迹13年 的内蒙古青年王德志，现在拿的是B本。虽然如今逢年过节还是会查暂住证，但是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王已经不用担心走在大街上会被收容遣返了。
1995年冬天，18岁的王德志沉迷于相声表演，怀揣1000元钱来到北京，下了火车就直奔央视，毛遂自荐要求上春晚。春晚当然没上成，此后10年，他一直混迹于北京街头，做的是送水工、大厨、跑堂、面包加工、业务员、发小广告的。
1998年，王德志拜师学相声，有一天去上课，骑自行车经过丰台时，结果被联防和警察截住了，要求查看暂住证。 “我随身带着暂住证，但是我不服气，要求先查看对方的证件。警察一愣，给我亮出了证件。我也拿出了自己的暂住证。结果警察告诉我，他们要验一验真假。于是 我就和一帮贴小广告的被圈在了一个小屋子里。”
有工友赠送给博物馆一本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青年政治学院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周拥平编着的《看看他们》，这本记录了100个北京农民工的口述实录，其中关于河北沧州农民工赵宏磊的经历更显离奇。
克林顿来北京访问那年，做小买卖的赵宏磊到东郊上货，几个巡警上来就问：“克林顿来了你知道吗？”赵宏磊心想，克林顿来了关我什么事呀？他们又问带没带暂住证，然后又搜身，看赵买了一箱带鱼，就让他拿带鱼到小卖部做抵押，换四盒“希尔顿”，然后一人拿了一盒才走。
赵 宏磊说：“我清楚记得，2000年9月17日，因为要国庆了，也是在上货的路上，被抓到了花家地派出所，他们先管我要暂住证、就业证，我拿出来他们就给撕 了，然后把我们一块被抓来的外地人关到一起，还把我们的皮带都没收了，蹲在那里谁敢抬头上去就抽，等凑够了人数就用车把我们送到‘八间房’，到了夜里2点 又把我们送到昌平收容所。到了天亮，就又用车把我们拉到北京站，说要遣送回家。到了家再让亲属出350元钱到当地派出所‘赎身’。刚出北京，河北的警察就 上来了。他们开始‘叫卖’，先是说给500元就能下车，我身上就有40元，连声儿都没敢吭，最先下去的是歌厅的小姐。然后是400、300、 200、100这样下来，到了廊坊我就花30元下了车，之后我就买了张5元的车票又回到了北京。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起不到整顿治安的作用，我来北京这些 年，光办证就不知道办了多少次了，好不容易挣点钱全花在这上边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问题专家韩俊认为：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就业制度，对外出就业农民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损害了进城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
三个户口本：多舛的城市梦
孙恒把征集展品的消息第一个打电话告诉了“同心希望家园”的负责人马小朵。马小朵听了很激动，决定把自己的户口捐献出来。
马小朵有过3本户口：老家江苏溧阳的农村户口、深圳城市户口和北京城市户口。为了得到这张北京户口，马小朵花了20年。
1982年，16岁的马小朵高中毕业后，离开江苏溧阳老家，来到北京做保姆。第一批进京保姆大军总共有5万人，安徽无为来了3万，溧阳来了2万，都是乡下 姑娘，主要到各级首长家当保姆。后来有一部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此为背景。而马小朵的经历和电影主人公的命运极为相似，她到了当时全国政协一个副 主席家做保姆。
“我们作为第一批5万名小保姆走入北京，实际也是发出一个信号，从此带动了农民工大量开始进入城市。”马小朵说。
根据2007年“农民工问题调研和文件起草组”的调查表明，1984年，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被广泛使用。而最初的动力，一是城市改革的深入对劳动力提出了旺盛的需求，同时，贫穷的现实使得大批农民主动挣脱土地的束缚。
“当时家里太穷了，没有希望，只有被捆绑在土地上。我拼命想离开家乡，到哪也无所谓。”1985年马小朵辞掉保姆工作，在民族大学夜大学英语，3年后拿到了大专文凭。之后，在一家出版社做临时工，月薪30元。
不久，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对方是北京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一个现实问题横亘在两人中间，男方家庭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马小朵的农村户口身份。那时侯实行票制，粮油都是跟着户口走，没有北京户口寸步难行。
外地人和农村户口的双重压力，让马小朵绝望。
1990年，她去了深圳，因为深圳的户籍制度正在松动。她应聘到深圳一家电子公司做推销员。 300元的月薪，同时3年之后，公司帮她办理了一个深圳城市户口指标。 “捏着那张户口直想哭，我不知道值不值，奋斗了半天，就是为了摆脱一个农村人的身份，可那是我的故乡。”
马小朵结婚了，1996年又 回到了北京，但还是深圳户口，女儿虽然出生在北京，也是深圳户口。 2001年到了孩子要上学的年龄，丈夫的单位论资“排队”，才有名额把自己和女儿的户口调进北京。这一折腾前后就花去了20年。此时，再面对那纸北京户 口，马小朵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 “我不感到快乐，也没有归属感。我曾经非常向往城市的主流生活，一旦真正拥有了，发现那些东西不过如此。所以我又回到了打工者中间。”
今 天的选择对马小朵而言很具讽刺意味：她曾经如此努力地想要融入城市，最终发现自己最适合待的地方还是城市边缘的打工者中间。说这话时，42岁的马小朵站在 海淀区西北角刘娘府村尘土漫天的街道上，双手沾满煤黑，正和几个工人一起从卡车上搬煤。身后，是她在乐施会帮助下创办的NGO项目“同心社区餐厅”。
“农民工和城市主流文化的对抗会长期存在。”在“工友之家”工作的NGO研究者林志斌认为，经济和文化的不平等，仍然束缚着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打工者的“新文化”
现在，孙恒很忙。
每天他在皮村穿梭，巡视着“打工之友”缔造的产业链：给正在施工的博物馆捎来铺展品用的红绒布，去二手货超市上货，然后又出现在打工子弟学校的操场上，和脸庞黝黑、嗓音常年保持沙哑状态的校长沈金花聊学校的事情。
孙恒说：“城市主流文化没有我们，又在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价值观。2亿农民工的生活前景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创造属于这个群体的新文化。”
乐施会的王英渝补充说：“提出所谓‘新文化’的概念，就是强调劳动的价值，重建这个群体的自我肯定和认同。”
作为他们反复强调的“新文化”的一部分，去年，“工友之家”在皮村、楼辛庄、马格庄等开设了4家爱心二手货超市，目前，已经有微弱的赢利。
在皮村主干道的路旁，不足10平米的爱心超市吸引了很多村里人。这些二手衣物和回收物品成色不错，关键是很便宜。一个女村民相中了一双皮鞋、一件上衣和一条牛仔裤，整个交易总共只花了9元钱。
曾经梦想上春晚的王德志，现在是“工友之家”爱心超市的店长。他仍然在发挥自己的文艺专长。 “写了好几段相声，还拍了一个DV。”这部叫《皮村》的DV短剧拍摄了包括村口修车师傅老王在内的有代表性的外来打工人，同样也被征集作为展出的“文物”。
晚上，孙恒和他的乐队出现在北京海淀区一个叫冷泉的村子。当天，一个由北京大学的社工研究组织开办的农民工餐厅在这个村子开业，邀请打工青年艺术团演出助兴。
乐 队的小伙子们很卖力，观众是来自附近一处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们。当一首描写爱情、歌颂姑娘的歌曲响起，很多人跟随着歌手加入了合唱，有人甚至兴奋地打起呼 哨。这是一首流传在打工者中间的歌曲，没有人知道是谁写的，不过打工者几乎人人会唱。演出间隙，志愿者开始给观众发放博物馆征集展品的启事。
孙恒有些兴奋，“过去总有一些抽象的理想，但是现在这些梦想已经很具体了。”
但 村民似乎不领情。夕阳下的皮村街头，下班回来的小伙子围坐在麻辣烫的摊位前。一个小伙子一边喝着啤酒，一边不屑地说：“博物馆建在这么偏的地方，有谁会来 看？反正我不会，也没兴趣看。博物馆这种玩意儿层次太高，离我们太远。”在他看来，宁愿去找个录像厅看看武打片，也比那个实惠。
然而，博物馆的开业并不如孙恒想象的容易，刚刚得到的消息让他有点措手不及。
根据规定，主管部门将对博物馆的资质进行审批，展室温度、展品数量都有明确的要求，而且，展品要有专家做出鉴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要求全部有5年以上的文博工作经验，馆长需要有大学以上学历。
这些条件，对于孙恒于他们来说显得异常苛刻。望着窗外正在劳作的工友，孙恒最后决定先不告诉他们这个糟糕的消息。
“幸好按规定还允许有一个筹备期，在这个期间可以开馆，我们会尽力想办法让它通过检查。”他想了想，“这个博物馆将来肯定是免费参观的，大不了可以把它建成村里的文化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