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修炼内涵，“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诲遏制不住“七情六欲万岁”的盼望。
元朝历史的内核，实可谓佛教的一场内斗：喇嘛教和白莲教的斗争。客观地说，关于元朝和明初的历史，我从国寨的教科书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远不如从金庸的《倚天屠龙记》里得到的经得起推敲。白莲（明）教成全了朱元璋的明朝，朱元璋却以理学对付明教乃至整个佛教。于是给宋朝带来无尽羞辱的理学（大名为道学）又成为治国之本。当然历经百年劫难的理学在明朝也不是宋朝的样子了。
宋明理学的官名“道学”，虽然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代的道家和道教文化有外在的关系，内在的思想来源却是儒家的礼教道统，是以“敬天哲学”为内核的新的儒家子学，敬天祭祖的传统依然，依旧以忠孝仁信为本，跟韩愈的“治心论”和“道统论”不无关系，思想渊源间接来自道士陈抟，直接来自北宋五子。
陈抟于宋朝理学新儒，犹如老子于春秋孔子性命学原儒，也是一个神奇的搭台给儒士演戏的道家导演，著作有《指玄篇》81章，今日惟有《无极图》——论证其宇宙生成和显示其修道方法的图式——刻于华山石壁上尚存。陈抟的修炼理论的要旨是：从“元牝之门”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取坎填离，最后达到“炼神还虚，复归无极”的自然境地。北宋五子周敦颐和邵雍的理学形式由此而来。
北宋五子之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依托陈抟老道的《先天图》而作《太极图说》，提出一个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解释儒家思想，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万物，“万物生生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圣人仿太极建立“人极”，即“诚”，体现“纯粹至善”的阳气，人原本是“诚”之善人，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士修养须“主 静”、“无欲”而修诚，“自易其恶，恢复善性”，使一切言行都不违背仁义礼智。太极、理、 气、性、命等概念皆由周敦颐提出，为学生二程继承并隆重推出“理”的概念为核心。
邵雍（字康节，世称百源先生），著作有《皇极经世》等，其河图、洛书也归原至陈抟，认为：宇宙的本原是不动的“太极”，即“道”、“心”；太极显发而变化出数、象和器等；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是按照“先天象数”图式展开的；人类社会是退化发展的，历经“皇、帝、王、霸”四个时期，一代不如一代。邵雍科举不第之后隐居，冬不炉夏不煽，每日诵读《周易》十遍，得以慧眼看人生，真眼看历史，翻阅人和社会在暗物质宇宙里的剧本。此后他拒绝做官，用卜卦形式扬名，留下梅花诗十首预言从宋朝到法轮功传出的历史，折射理学载道的神奇。
张载（世称横渠先生），周敦颐和邵雍同时代人，北宋五子之三。自述其志：“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论太虚：“太虚即气”，“升降飞扬，未尝止息”，万物产生；“一物两体，气也”，“有两则有一”和“若一则有两”，“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解”；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所生，仁与孝是“天地之性”，并非后天的“气质之性”；人的知识有“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类，“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张载论太虚和气，可不是国寨哲学教科书解读的什么古代唯物主义，应当属于理学“格物致知”学说中的“格物”之学，要引儒生由物理入天理，属理学先驱。
宋朝理学正式从二程（程颢和程颐）开始。二程为亲兄弟，以周敦颐为师。二程所说的“理”，总摄天地万物并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放到这个高度的目的是告诉儒生：伦理道德的纲常是天理，违背不得。在二程看来，遵守仁义礼智忠孝的道德准则，不仅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而且是老天爷给世人定的理。“理”，先秦儒家早就简述过，周、邵、张三子较多地说过。但把“理”确立为宇宙之“天理”，作为理学的核心概念，却是二程开始的。国寨学者所谓理学是“以理为最高本体的唯心论体系”的论述，是在对中华“学说美妇”进行奸尸。二程的子学含有哲学概念和思想，但并非哲学，不能纳入哲学体系去解读。硬这样做，那就是在窒息中华儒学美妇人并将她放入西方哲学的棺材里，操“唯心论”政治棍棒代中共行淫。我们不能接这根棍棒，应当还理学美妇人的活样子。
程颢和程颐主张“格物致知”是在指导儒生通过认识物体的理（格物），认识到仁义礼智忠孝等人性其实就是“天理”（致知）。由此可知，二程的理学是正见德学，是古代正人君子和国家君王正统教育的家学和国学：教人做好人、好官。程颢（明道先生），传下美言：“良知乃出于天，故明心可见性”，主张“识仁”而以“诚敬”存之和身体力行从生活中去验证；程颐（伊川先生），传下佳语：“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主张专一勤奋地修诚，穷究事物之理而知上天之理。显而易见，二程的理学是新的儒家学问，是启智益善培育君子的新学问。
宋朝推行这个作为正道学问没有错。然而，君子不是学出来的，而是修出来的（不是修炼，是修养）。先秦时代和西汉前期，儒家周游列国和著书讲学，并有道家、法家、墨家、杂家竞争制衡，过程中文质彬彬和儒雅温和的涵养就修出来了，同时也证实了性命（天赋人之社会道德本性和历史使命）的真理。所以汉武帝以后儒学为国学（教育），推广六经，从表象上看是君王统一思想的做法，深入分析能体悟到一种天意：肯定儒家从春秋到西汉前期400年的性命学修养。问题也就这样出现了。当官府设太学和民间办书院独讲儒学（以妖言排斥其他之学）时，讲学的官只能是儒生充当，教科书只能是儒家经典，授课老师只能是名儒，毕业生进入政府做官……不如此儒学无法成为官学。可是如此成为官学的儒学，也就日渐丧失了培育君子儒（文士道）的修养意义，而逐渐转向为培育士大夫（儒官）的讲学意义——老师讲儒经，学生学儒经，学成有官做。这样，是不是具有君子儒的仁义道德修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过没有、会不会讲、考官和皇帝是不是OK。由此可知，理学是个好东西，可是学出了多少个君子? 缺乏修炼内涵，“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诲能遏制住“七情六欲万岁”的世俗盼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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