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后，由于受全国性饥荒所困，一大批江苏、浙江孤儿被无奈的父母遗弃于上海，随后又被转送到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地。据保守估计，其人数至少有五万之巨。今天，他们被通称为“上海孤儿”。1980年代后，渐渐得知身世的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寻亲之旅。
刘正峡拉着两耳站在学校门口，见人就喊：“谁家孩子的耳朵上被剪了疤啊？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孩子……” 一直喊哑了嗓子。
这是2007年五一，无锡宜兴官林小学操场。由寻亲大姐吕顺芳组织的第八次孤儿寻亲会在此举行。
与去年的情形相同，往来者匆匆，没人领他回家。
47年前，不足两岁的他被人从上海育婴堂抱走，转至河南三门峡的养父家中。成年后寻找亲人，他唯一的线索是双耳的疤痕。
那是他记忆的源头。就在他被弃之前不久，生母拿剪刀剪他的左耳。一剪子下去，没剪透，他喊疼死了妈妈不要剪啊！有邻居劝妈妈住手。左耳鲜血淋漓，但没剪透。母亲又把剪刀向他的右耳伸去。咔的一声，右耳剪透了。
踏上寻亲路时他才幡悟母亲的良苦用心。因为他找遍全身，发现自己除了这双耳的疤痕，再无其它标记。
这一方式不是他母亲的独创。在耳朵上剪疤，或在身上烫疤，等等，原是苏皖一带农户为免混淆而在猪牛羊等牲畜身上作的记号。类似种种，在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被苏皖等地的数万父母淋漓尽致地用到他们所抛弃的子女身上。
半个世纪过去了，父母们带着残缺的梦老去，或逝去，他们失散的子女们带着累累伤痕，踏上返乡寻亲之途。那梦了千百回的家园，终将在依稀残梦里召唤他们一生……
【骨肉离别】
1960年4月14日，安徽无为县中医杨健安握着毛笔写下一张字条，泪珠随即打了上去。字条干了，他折好塞进 5个月大的八女儿海霞襁褓中。思量再三，又把襁褓解开，抱出瘦弱的女儿担在腿上。他握一根缝被长针，往孩子右大腿内侧柔嫩的皮肤上刺去。
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小腿挣扎起来。父亲紧咬嘴唇，还是完成了生平仅有的这一次刺字——他刺了一个杨字。他原打算刺繁体的“木易”，笔划太多，又改了简写。血水未尽之际，他涂了层墨水上去。
这项工作完成，孩子的哭声已嘶哑。他泣不成声抱住女儿亲了又亲：“你不要怪爸爸，以后爸爸一定会把你找回来！ ”
两天后，孩子被妻子抱往上海。婴儿带着疤痕，揣着父亲泣血而就的字条，躺在上海市静安区的一个角落，在哭声中等着她人生命运的一次大转折。
安徽和县乌江镇，宫秀英家的绝境来得更早些。1958年春，37岁的宫秀英将四个孩子一一看过，拉走了5岁的三女儿杨宜翠。上面两个都大了，能记事的，肯定没人要，最小的儿子刚几个月，如果必须送一个，她只能送三女儿。
她把三女儿丢到南京碑亭巷与一枝园交界处的路口，塞块饼子给她：“小翠儿，你在这等着，妈去买点好吃的东西给你。”女儿大口吞着烧饼，直点头。
她走了。几个小时后，她发现自己又转回了那个十字路口。女儿已不知去向。
五口之家仍难以支撑，几个月后，她抱着小儿子又赶往南京江浦的一个小村。
一路上，她一直让儿子含着咬着她干瘪的乳房，儿子乳牙已经长出，咬得她生疼，吸不出奶来，就放开血迹斑斑的乳头对着她哭。她手里还有一小丁糟面饼，看他哭得厉害，就抠一块放他嘴里，继而再将乳头塞进去。她看见孩子满嘴殷红，却已感觉不到疼痛。把孩子扶稳了坐在路口，她把最后一块饼塞到他嘴里，又喂了他一口血。然后转身离去。
两年后，她42岁的丈夫杨岐昆活活饿死。
宫秀英拉着小翠儿往南京奔时，无锡宜兴官林镇农妇谢秀妹正带着她的小女儿吕雅芳往上海去。35岁的谢秀妹从宜兴坐船到常州，又转火车来到上海街道，为的是给她这两岁还不会走路的小女儿，找一个不会挨饿的未来。
她把女儿丢在一家饭馆门口，转脸就走。上海会有饭吃的，上海会有饭吃的，上海会有饭吃的！她神经质般一路念叨着，回到一贫如洗的家里。家里还有三个等吃的孩子。送走一个并没能换回充饥之粮，只让她此后常从思儿的梦里哭醒。
像杨健安一样对大都市满怀期待的父母们并不知道，曾经的人间天堂早已不是他们儿女的救命稻草。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如今实现了，快活上了天。”吃食堂吃光了口粮，连粮种也成盘中餐。断粮后三年饥荒，苏皖一带饿死无数，哀鸿遍野，骨肉分离几成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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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政志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其中弃婴占98%。1959年收婴3 525人。1960年1~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1960年5~6月，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6月6日发出《指示》中称，北京存粮为7天，天津10天，上海已无存粮。
从外地急调奶粉，派人赴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动员当地群众来领养，这些都难解燃眉之急。最终经 周恩来出面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协商，弃婴们被引向一条漫长的求生路。“内蒙古草原上有牛，也有牛奶，把孤儿们接到内蒙，由草原上的牧民抚养吧！”
他们被统称为“上海孤儿”。1960年初，第一批孤儿越千里关山，坐火车到达内蒙古。至1963年，内蒙一共接收了3000余名上海孤儿。据曾参与过孤儿接收工作的乌兰夫女儿云曙碧回忆，牧民家庭最多一户收养婴孩达五六个。
很快内蒙也满了，有文献记载草原上曾出现溺婴事件。地方政府严查此事后，来自苏浙皖各地的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车轮所到处寻找其他的栖身之所。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吉林、新疆，凡有火车汽车所到处，孩子们走一路，丢一路。至今已无人说清，北上这一路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抛别家乡的哭声，事后人们估算的一个保守数字，是5万人。
至1964年，粮食短缺问题得到解决，孤儿北送工作相应停止。此后时势渐转，劫后余生的家人们投入到另一项工作去——在茫茫人海中，捞针一般去寻找当年被弃的亲人。
寻亲路上，54岁的王海庚行程最远。1958年，6岁的他是一个六口之家的长子。靠着父亲在铁路局的微薄收入，生活并不丰裕，因此当年6月2日，三妹刚生下来，就有人想来抱走。全家人都不同意。几个月后，父亲遭人诬告入狱，很快被送往青海服刑。年轻的母亲二臂伤残，无工作能力，陪她终日落泪的，是4个年幼的孩子。
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让他们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遭遇双重孤立。王母很快哭瞎了双眼。1959年春夏之际，7岁的王海庚放学回家，发现三妹没了。再问母亲，说趁着还没饿死，送到上海铁路 医院了。
痛哭并不能阻挡接下来的厄运。他和两个妹妹被寄养到淮北、上海的两处亲戚家，曾经一个温暖的家，就这样支离破碎。至1960年初，饥荒席卷城乡，亲戚家也没有余粮了。兄妹三人又回到一贫如洗的盲母身边。
在屈辱与歧视中挣扎求生的母子四人，一直没有停止对父亲与小妹的思念。有时，王海庚甚至要为小妹庆幸，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被送出的小妹从此有了个好成分，摘掉黑五类的帽子，肯定过得比他们都要好。他多少次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熬出头来，一家人团圆。
1966年文革开始，14岁的王海庚借红卫兵大串联之机取道兰州，只身前往青海寻找父亲，几经辗转八千里云月，一无所获。直至1979年春，在上海的他偶然打听到了父亲在青海曾经的劳改单位。他寄信过去，父亲回了一封，他再回了封长信，寄出第十天晚上，憔悴不堪的父亲一路找到家里来了。分别21年的夫妻相拥而泣后，父亲问：“我还有一个孩子呢？”
王海庚一边奔走为父亲洗冤，一边到处查找小妹下落。然而妹妹比父亲要难找多了，登报寻人，看别的孤儿在上海报纸登的寻亲信息，就跑到河南等地，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一筹莫展之际，他就跑到当年丢妹妹的那家医院，一个人枯坐一整天。
十多年过去，三妹始终下落不明。2001年，王父辞世，临终时双眼紧盯着王海庚，不住流泪，只等着他说，我保证会把妹妹找回来的，老人才合目而去。
寻访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了很多与他有过类似疯狂经历的寻亲者们。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导演马克宣，小妹失散 30余年后，给他的一封信又被丢失，马家8兄妹向发信地山东牟平县寄出1561封寻亲信，至今无果；
安微和县的张思清兄妹，认下了一位河南邯郸姐姐以慰二老残年，又继续背着老人四处寻找那还在人海漂泊的亲姐姐；
1957年被错划右派的沈建中老人，平反后四处寻找1959年底在上海丢掉的6岁女儿小淮，至1989年辞世时仍无音讯，临终时特意要求子女们把小淮的名字也刻到墓碑上的子女栏中……
各地寻亲活动越发频繁，而种种机缘巧合，也让一位宜兴女成为“上海孤儿”们首先要找到的人，她就是宜兴官林镇那位农妇谢秀妹的二女儿，现年57岁的吕顺芳，孤儿们叫她寻亲大姐。
20多年前起，她开始到处寻找小妹吕雅芳，在电视中看到河北孤儿郑兰芬寻亲，感觉很像，两下对照资料后便初步认下，郑兰芬跑到她家里，哭着喊谢秀妹妈妈。她们做了亲子鉴定，但结果表明，郑兰芬不是当年的吕雅芳。
节目播出后，全国各地孤儿自发找到吕顺芳，请她帮忙在宜兴一带打听，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宜兴周边丢弃孩子的家人也来找她，问有没有他们的孩子来寻亲。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她的电话成为寻亲热线，她家里堆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寻亲资料，而她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义务投入孤儿寻亲事业的民间力量第一人，她的作用至今无人取代。
妹妹吕雅芳一直没找到，由她所自发举办的宜兴孤儿寻亲会，却已成功举办了八次。她一年年自费往国内各媒体发函，打电话通知各地孤儿，为他们张罗住行，带他们见亲人，举办地点从宜兴官林汽车站门口，到官林小学校内操场上，参与孤儿与家属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但迄今为止，孤儿与家属们确认成功找对的，累计也只有200余对。
这是耗时耗财耗力的事情，每办一回，吕顺芳的嗓子都要哑上好几天。而每次寻亲会后，她都向人诉苦发誓，说“再也不办了，累死了”。可歇不了多久，孤儿来找得多了，她又忘了先前的苦，一如既往地将旁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业。但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很多时候，除了大部分孤儿与家属的理解支持，她确实孤立无援。
母亲谢秀妹走了，她剪下老人一缕头发以备将来认亲之用。她说她多少比孤儿们要好些，那么多身世飘零的孤儿，还在寻亲的茫茫大海泅渡。
泅渡
比如王艳君。
王艳君的童年很幸福。10来岁时，有同学说她是从上海抱来的，她很生气。她哭着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一把抓住她的手，就往那个同学家走去。“不要在我女儿面前胡说什么！”同学的父母不停道歉，从此再没什么人敢说她了。
上中学后，她发现同学父母都在40岁左右，且多有兄弟姐妹，而她的父母50开外，还只有她这一个女儿，她满心疑窦。有人嘻笑着夸她：“你看人家王艳君皮肤多好，像上海小姐！”她听了如万箭穿心。回家查户口本，籍贯一栏写的是“ 本市（唐山）”。想去问父母，又不忍心。母亲因哮喘夜夜咳嗽，她开始幻想将来当一名医生，治好她的病，从而感动她说出真相。然而1976年高中毕业时，高考尚未恢复，7月28日凌晨，震惊世界的唐山大 地震却爆发了。
她醒来时，房子塌了，电断了，她被压在重物下，徒劳地叫喊。不知多久，有人在她头顶扒杂物。“君，你在哪里？快回话啊！”是父亲在唤她的小名。父亲把她从瓦砾中救出，父女俩边哭边寻找母亲。没多久，幸运的一家三口都脱险了。但次年5月，母亲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王艳君失去了一次得知身世的机会。
成人之后，王艳君越发想了解身世，怕父亲也像母亲那样突然离开她。然而看着猝然苍老的父亲顶着花白头发，每天蹲在小路边等她回家吃饭，她又不忍心去问。
1985年，父亲被查出肺癌入院，她的心再度抽紧。她多希望他能在弥留之际吐露实情，然而老人只是愣愣地一直看着女儿，说不出一句话来。
1997年，有人找到一篇杂志递给她看。上面有一篇《上海22个孤儿寻亲始末》。她开始向《唐山晚报》求援，她的信被登出后，家里的电话渐渐多了起来。一年下去，已有70多名弃儿与她联系上。同时也得知，有不少弃儿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了。
2000年5月，她与另32名唐山弃儿组团从唐山火车站乘车南下，他们来到上海，在黄浦江边洒泪，看东方明珠绚烂了夜上海，都以为是回到了家乡。然而媒体报道之后，一天两天过去，没有一个人来宾馆认他们。临走之前，她才知道，原来当年的孤儿们绝大多数出生地不在上海，而是上海周边的江浙一带。由此，回家的希望也更加渺茫。
此后，她作为唐山寻亲团代表数次赴无锡宜兴，参加吕顺芳组织的寻亲会，至今无果。
也有个别幸运儿，比如徐国志。
1960年7月，他被亲人丢在上海，没能乘上北上的列车，一个多月后被在上海工作的养父母抱走，成为上海人。
徐国志很小就隐约知道身世，但他无所谓，深受养父母宠爱的他根本不认为这有什么区别。刚抱回家时，他骨瘦如柴，邻居都说养不活了，为了让他吃上鸡蛋，养父母跑到农村从农民手中五毛一个地买。他要吃 蛋糕，哪怕是冰天雪地的，养母也立马就跑到离家半小时路程的静安寺去买来。孩子长到大约100天时，已是个人见人爱的胖娃娃了。当时上海南京路有名的北京照像馆还把他的百日照片放大摆在大橱窗里做广告。
最让他难忘的，是每年夏天养母单位发冷饮，她自己不吃，用毛巾包好一路小跑送到家给他，然后擦掉满头大汗喝点冷开水就急匆匆往单位赶。他就这样在养父母的精心呵护下幸福成长着。
成年后，他突然就想要找找亲生父母。他怕伤了养父母的心，就偷偷找，四下打听，登报，可一无收获。随着年龄增长，寻亲愿望越发强烈，他小心翼翼试探养父母，养母居然极力支持：“孩子，去找吧！找到了你就有了亲妈，也有了亲兄弟或姐妹。我百年后也就放心了。”这朴实善良的话让徐国志激动地抱住了母亲：“妈，即使我找到了亲生父母，你也永远是我的亲妈！你们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怀！”
他开始积极奔走于此后的每一场寻亲会，同时也积极地参与活动担当义工，遇到有人来认他，略有相似就掏钱做亲子鉴定，几场鉴定做下来，亲人没找到，却认下了很多兄弟姐妹。
接触孤儿越多，他就越发感到幸运。这个群体中，幸运儿是少数，更多人满腹苦泪——徐国志永远记得有一40多岁的男孤儿，向他介绍自己情况时，只说了一句：“我5岁被领过去时，家里面5个姐姐。两年以后，养父母又生了个弟弟…… ”
之后再无一语，泪水悄然而下。
近20年来，数以万计的孤儿苦苦寻觅，而成功圆梦的，只是极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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