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陆新华网〈焦点网谈〉栏目3月6日报道：进入３月份以来，返乡农民工陆续回到城市。福建省是农民工较为集中的沿海大省，随着这里的工厂持续出现“招工难”，谋得一份工作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农民工却遇上了一些“难处”，在城里的生活开销增大了，农民工打工“增收”难了；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在城里有书念了，却发现在城里的公立学校“容身”难；新一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道路上，工资报酬不高、社会保障少等仍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老大难问题。
一位自称是来自山西的农民工张可清和他的妻子在厦门市湖里区打工。近日，张可清陷入了一场两难抉择。张可清说，他们夫妻俩每月打工总收入１７００元，供孩子在厦门读书每月费用为６００元，家庭日常开销９００元左右，余下的钱还要寄一些回老家。“培训需要时间，我一旦脱产去参加培训，那我们一家的生活就很难维持下去。”近年来，随着举家进城的农民工逐渐增多，农民工在城里的生活开销日渐增大，农民工要求涨工资的愿望也在增强，然而农民工自发式的就业形态，又使得他们普遍缺乏培训，不能成为具备熟练专业技能的工人，农民工涨工资的愿望深陷于自身素质难提高的窘境。
厦门大学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一项厦门１１９０位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工技能培训很缺乏。６２.９％的农民工没有拥有专业技术证书，有初级、中级和高级技术证书的农民工人数成递减趋势，分别占２０.６％、１３.５％和３％，多数人找工作却遭遇了资质要求。农民工参加技能学习培训情况也不理想，多数人未经过正式学习培训。厦门大学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碧英教授认为，从１９９０年至今，农民工的打工收益实际上一直在下降。据厦门市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０５年数据，厦门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不包括奖金和津贴等仅月工资就达１８８１元，农民工人均全部的月收入却只有１０７６元，而这１０７６元还含有加班费等其他款项。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农民工和城镇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实际上可能相差近一倍。
而另一项在厦门市１９６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只有２４.６％的企业在员工参加培训有效果时，才会给予待遇或者职位上的提升，而６８.３％的企业则“要考虑企业和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定”。福州大学管理学院张炳光教授认为，企业雇主对农民工学习培训激励效应不强，而且，农民工学习培训所涉及到的还有费用问题。因此，由于他们收入不高，想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张炳光总结，专业技术是制约农民工向高报酬行业和岗位流动的最大障碍，低技术导致低收入，而低收入反过来又制约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此恶性循环，使农民工难以摆脱困境。如何解决，则需要政府和企业探索可行的途径和方式，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投入，帮助他们提升谋生技能。
再来说说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福州的公立学校近年来向农民工子女敞开了大门，据福州市教育局有关人员介绍，福州市教育部门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挖掘市区１８所初中、１２所小学的办学潜力，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入学方便，目前共接纳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７万多人，其中小学５．８万人，初中１．５万人。但当农民工子女幸运地走进城里的公立学校后，一些人却“心事重重”，为他们能不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公平地享受教育而担心。
１３岁的刘云峰来自四川省达州市管村区九岭乡，两年前随父母来福州，现在就读于福州市鼓楼中心小学五年级。刘云峰学习成绩很好，期末考试门门功课是优秀，但刘云峰的父亲从日记中知道儿子的心事后，很担心。他说，孩子害怕读书差了，拖班级后腿，不受同学老师的欢迎；考试考好了，也害怕在班上评不上先进，很丢脸。位于福州市台江区的第３８中也是一所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立学校，就读于这所学校的部分农民工子女同样也存在在学校难容身的感觉。３８中一位来自江西的学生告诉记者，许多老师都认为，是农民工子女在拉低学校整体的教学质量，影响了学校在全市教学质量评比中的排名，因此有些排斥。３８中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农民工子女因父母工作的频繁变动而流动很大，尽管学校接纳的农民工子女不多，但是仍然担心这部分学生会成为学校负担。这些学生来自农村，学习基础相对较差，在平时的综合科目测试中，综合成绩达到及格的不多。
一些农民工告诉记者，孩子在城里学校读书都很懂事，孩子心里害怕也不让大人担心，他们希望学校对农民工子女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学校要加强与他们联系，及时沟通学生的情况，帮助孩子克服心理障碍。
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记者采访了近日到福州市社会劳动保险公司三楼服务大厅里办事的熊光辉，他刚填完一张“退保”申请单，拿到１０００多元的退保金后，要到另一个城市碰运气。熊光辉说，他来自贵州省平塘县，今年２５岁。１８岁还未念完高中他就上深圳打工，２０岁那年到广东东莞，再一路由汕头、厦门来到福州，当过食品推销员、服装打板师、广告业务员等。在福州，单位为他缴纳了一年多的社会养老保险，当时觉得生活多了一层保障，对福州多了一些归属感。但当他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发现，他没法将养老保险账户转到另一个城市，只能选择获取账户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金额，顿时有些失落，原来自己仍未能成为城市的一分子。
熊光辉说，他很了解身边八十年代出生的“新农民工”，他们梦想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与父兄辈们的体验差异很大。尽管户口本上他们仍是农民，但多数人从未接触过农业生产劳动，甚至连自己家里有几块田都搞不清楚。他们是看着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和玩电脑网络游戏长大的，评价城里孩子的“自我”、“物质化”、“无责任感”这类标签，对他们也同样适用。他们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但正因为是农村户口，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多数人在城里“头顶无片瓦，脚底无寸土”，在城里无法安居，又不甘心回到农村，就选择在不同的城市间漫游。熊光辉还说，正如农村有股推力把农民推向城市一样，城市也有一股推力把农民工推回到农村。他的叔叔快５０岁了，现在长三角的一个大城市里打工，像他叔叔这个年纪的属于第一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业越来越困难，他们的城市生活既缺乏社会根基，又缺乏社会保障。最后，在城市里难以维持生计，只能选择返回农村。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甘满堂副教授认为，农民工的很多问题最终症结都出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上。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块。政府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城市，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严重滞后，农民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农民工也因户口问题而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新一代的农民工对城市的依恋程度明显增强，但如果现有的社会制度一直僵持不动，若干年过后，新农民工也将面临同他们的父辈一样的命运。
是啊，看看我们周围，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哪一块砖不是农民砌的；宽阔整洁的漂亮马路，哪一寸地不是农民平的；温馨舒适的个人家居，哪一间房不是农民装的。“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活、累活、脏活，他们都“义无反顾”，统统包下。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为所在城市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值得尊敬的。虽然他们造成了一些城管、市容、治安等诸多问题。但这与他们的贡献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凭良心讲，有了农民工付出的廉价劳动力，才有了我们现在坐享其成的生活。而等他们老了，干不动了，榨不出什么油水了，我们就把他们一脚踢回老家，再让他们的下一代来填补这个空缺。大陆有句俗话：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不要不敢去面对，这正是当今大陆“城里人”的真实写照。
农民工之所以这样“下贱”，归根结蒂就是该死的户籍制度。自从共匪1949年篡国以后，1951年7月，公安部发布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来客超过三日者，须向公安派出所报告。”这一条例一下子就“暂行”了几十年。1958 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其中第十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历史性的法规，彻底地把国民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序列，开始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分治”结构。尽管后来有了“农转非”的措施，但内部掌握其指标仅为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而且还有人统计过，办理“农转非”需要5份证明、9枚公章、11道手续；如果不是参军、上大学等，“农转非”简直比登天还难。就算哪个农民突破了“禁区”，侥幸“钻进”了城市，也只能是“黑户”、是“盲流”！
其实，大陆的“城乡二元结构”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自秦汉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农业社会，从来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分割与断裂。历朝统治者多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农民的地位甚至高于商人。长期采取的兵役制，使得兵、民互通；科举制又在农民与士人之间架设了桥梁，往往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是在战乱时期，人们的自由迁徙也从未间断过。
即便是在1949年以后，大陆也曾经有过短暂的自由流动，在1952-1957年的期间，就有大约2000多万农民自由流入了城市。然而，共匪的1954年宪法取消了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使一个人的出生，往往需要“撞大运”。随着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国家的各项政策，都沿着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分割体制运转，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逐步强化这种分割，为两部分居民建立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农业税制度、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最终形成了城乡之间断裂的两个社会。举个当代人都会觉得是个笑话的例子：在人民公社时期，当农村遇到自然灾害时，连农民外出要饭，都必须由所在地的公社开具证明才能出门乞讨。一句话，你要是出生在城市就占便宜；出生在农村就要吃亏，天生“注定”要当二等公民。
本来，户籍制度并不该带有强制的色彩，而是完全可以仅仅具有管理、统计等服务性的社会职能。但是在大陆，户籍制度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其具有强制性。政府利用户籍制度规定了每个公民“应当”居住和生活的地区，强制取消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将公民的迁徙置于国家的严密掌控之下。如今，共匪虽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趋于削弱，但还顽强地存在着。也就是说，要想全面地了解户籍制度产生的原因，就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更大的背景——政府对人民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之下进行考察。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社会舆论一直要求取消这个落后的户籍制度，而共匪却总是虚与委蛇的原因所在。说来说去，剥夺人民迁徙自由才是现行户籍制度的“精髓”。共匪一直狡辩人权即是生存权，而它所制定的户籍制度却从根本上侵犯了做为人的基本生存权。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城市化的浪潮。尽管大陆去年城镇人口比例为36.1%，但与世界平均的47%、发达国家的75%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现在，美国每年有20%的人口在迁移，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每年有10%左右的人口在迁移，据说大陆每年人口迁移的比例从未超过3%！可是，“稳定”的表面下却是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比如每年的春运“盛宴”。农民工——最有资格成为土地的主人，却在他们辛勤工作的城市中没有一寸属于他们土地！虽然温家宝在上个月６日下午，接见了包括农民工樊书生在内的１２位“草根”，又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的话：“加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继续解决好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可是，温总理，您不要忘了，大陆现有２亿多农民工，绝大多数是文化程度不高和专业技能不精，并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指望您手下的那帮贪官污吏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庞大人群服务，您说，他们办得到吗？
有报道说，目前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还在实行大陆这种户籍制度，另两个分别是朝鲜和贝宁。朝鲜名气“大”得很，自不必说，而贝宁恐怕没有多少大陆人知道。而我们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身边竟站着这么两个“哼哈二将”，简直是奇耻大辱！综上所述，政治原因形成的目前这种户籍制度正是大陆所有农民工一切痛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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