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警察有问题可以通过正常渠道申诉，通过组织协调解决，何来生命危险？我很纳闷，但还是让朋友把联系方式留给徐健。
晚上，徐健打来电话，从急促、颤抖的声音中，我能感受到他的紧张和疲累。电话信号也不好，声音断断续续地飘在空气中。
故事大抵是这样的。据徐健称，他是河北刑警，因为不愿意掺和领导之间的纠纷而遭至报复，最后被解职开除。就在他向上级部门申诉的过程中，另一个灾难意外地落到他头上。
一位领导夫人嫉恨丈夫包“二奶”，夫妻关系已近崩溃，决定出价20万雇人杀了“二奶”。她找到了徐健。她认为这位“下岗”刑警对领导有怨恨，应该是杀手的最好人选。见面那天，徐健看到两个黑衣壮汉跟着领导夫人。他知道如果当时不答应接下“生意”，自己肯定会被灭口。两天后，徐健收到了第一笔预付款17万元和一张事成之后兑现的“3万元白条”。惊骇之下的徐健，带着钱和其它证据，连夜向有关部门举报，将自己蒙冤受屈，那位领导贪污及其夫人准备雇凶杀人的阴谋统统揭开。然而，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有人在黑白两道放出话来，要整死他。屡受威胁的徐健从此被迫踏上逃亡申诉之路。
说着说着，这个汉子禁不住呜咽起来。“电话里说不清楚，我一定要到广州，去你们报社，把录音和‘三万元白条’的证据当面给你们看。”徐健非常执拗，最后他说了一句，“你们报社是我最后的希望！”
我始终认为一家报社承载不了如此沉重的厚望和寄托，但我愿尽自己所能。我和编辑商量，先和徐健见面，等基本了解背景和相关证据后，再决定是否报道此事。
很快，徐健来到广州。当时我还在贵州出差，他便在报社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下来，每天给我发一则短信，询问我的行程安排。因为怕打搅我的工作，他一直不敢打电话。
几天后，8月的一天，我终于在招待所见到了徐健。在宾馆房门打开的一刹那，徐健探出头来，眼中闪过一丝迟疑和谨慎。直到看清我的面貌后，他才小心地取下门上的保险链扣锁。
没有想象中北方大汉的伟岸和强壮，徐健是个平顶、中等个头、皮肤白皙的中年人。他说话语速很快，思维敏捷、表达逻辑严谨，和飘忽的电话中判若两人。他说，只有在远离北方的广州，他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夜里睡得稍微踏实一点。
徐健从枕头下掏出一个白色塑料袋，打开几层包裹后，拿出一块电子表和一张边角磨烂的A4纸。徐健说，8年举报和逃亡的生活，他就靠这两个物件支撑下来。那块带有录音功能的电子表录下了那位领导夫人的全部谈话――出价20万请他去杀“二奶”；而那张纸上则是“3万元白条”，有这位领导夫人的亲笔签名。
他把两件证据分别藏于两个省。这次来广州，为了向记者证明自己的经历，他分别去两省将两个证据聚到一起。
八年中，徐健先后写过后3000多封申诉举报信，但大部分石沉大海。他也曾去公安部申诉和举报，公安部领导作了相应批示，但事情一直没有解决。徐健四处逃亡，妻子离他而去。他也从来不敢给家中老母亲打电话，因为怕电话监听暴露行踪。一位好友因执着地帮助徐建而耗尽家资，妻子气得和他离婚，徐健对那位朋友一直心怀歉疚。
讲述中，徐健的声音越来越低沉。突然，他把头高高昂起，看着天花板，试图掩饰自己发红的眼眶，但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绝望的时候，徐健曾想过与迫害他的人同归于尽，自己为自己“平反”。一位朋友甚至帮他找好了枪，但这位昔日的射击标兵还是放弃了。徐健知道，一旦跨出这一步，他一直渴望追寻的清白就永远离他而去。
不知谈了多久，我们才想起来都没有吃饭。我带徐健到报社后面一家饺子馆。一路上，他双手紧抱装着两件证据的挎肩包，眼睛警惕地扫描擦肩而过的人。他挑了一张背靠墙角的桌子坐下，吃饭的时候双眼不住地扫视挎肩包。
6个饺子，一杯茶水，徐健说他已经饱了，我不知道他是客气还是真话。他说，他的胃已经坏了，吃不下东西，“原来120斤的身体已经瘦成90多斤”。
第二天，徐健准备回北方去，他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硬座票，带着几个馒头上车。临走时，我向报社申请，给他报销了在广州的住宿费。
报社最终未做报道。通过相关渠道，报社将徐健的材料和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上去。
现在的徐健仍然四处逃亡，他变得更加焦躁了。我的手机不时收到徐健发来的短信，说最近有人放出话来，同样以20万要他的人头。说他在某个地方，每到晚上就找个浴室，在躺椅上对付一晚，那儿便宜又暖和，15块钱一晚。他频繁地换着落脚点，一个地方从不呆两个晚上。
2007年来了，徐健，你过得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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