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灵附体 祸害中华（14）
我这里举一个湖北省汉川县（现更名为汉川市）县城内几个所谓的民主人士被折磨至死的事例：
1． 刘副县长
刘副县长在1949年前，将其在县城内的楼房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交通站，为中共地下党的发展壮大各方面出力不少，中共非法建政后，为了“统战”的需要，给了他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县长头衔，本来是一个相当有才华，能干事的人，文革浩劫前，长期有才无法用，有力无处使，郁郁不得志，在中共非法的历次运动中，提心吊胆过日子，十几年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早就后悔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帮助中共去推翻合法的国民政府，如今落到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步，文革浩劫中，一受批斗，精神上再也无法承受了，回家就自杀了，这是这个小县城内第一个自杀身亡的当权派。
2． 杨副局长
杨副局长家境殷实，在县城内是有相当资产的人家，在五十年代，中共搞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中共邪立名目，夺去了有资产的人家的财产，杨副局长当时表现积极，为了“统战”的需要，给了他一个有职无权的商业局副局长的位置，此人生性胆小，长期夹着尾巴做人，文革浩劫中，是祸躲不脱，几经批斗，自杀身亡。
3． 熊副店长
熊副店长家的商店，在中共搞公私合营时，成了中共的财产，他成了拿工资的店员，挂了个商店负责人之一的虚名，事情不能比一般店员干少，操心要比一般店员多，文革浩劫中，他也是批斗对象，这日子无法过下去了，抛下一家老小，自杀身亡。 。。。。。。。。
类似的死亡事例，在这个小县城内就不止三例，全国就更多了，
这三人一死求解脱，可苦了还活着的家人，中共对死人也不放过，宣称他们自杀有罪，是有罪之人，死者已去，活人遭罪，刘副县长当知青的女儿，就因受刘副县长的自杀之罪的牵连，受到污辱，还不能被招工回城，万念俱灰，投水自杀身亡，和其父一样成了文革浩劫的牺牲品。
这三人的其它家人也因受他们自杀之罪的牵连，在他们死后，也遭了不少罪，而心灵上的创伤则更为深重。
值得深思地是，这三人的子女中，都有人是造反派红卫兵，不知这些身为造反派的子女，如何去看待其无罪的父辈们，怎么就在他们参与的造反运动中，无端的成了罪人，死于非命的。
何止是这样的造反派红卫兵的父辈，遭此劫难，那些曾经以折磨其同辈人的父辈为乐的老红卫兵们，此时，他们自己的父辈也陷入了劫难之中。
在北京，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也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也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先“红色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新的“狗崽子”。老红卫兵们不愿坐以待毙。 在周恩来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几位老帅讲话的鼓动下，他们愤怒了。文革浩劫中，他们那以被共产邪灵附体放大加强的魔性有了新的发泄点。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决定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的前身主体是“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曾经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臭名昭彰。
“联动”分子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他们的口号是；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请读者诸君注意，许多昔日的“联动”份子，已是今日中共政权的中高级干部，他们正在以新的形式兑现着他们的誓言和曾经呼喊过的口号）。
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指使造反派红卫兵造其父母反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当时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而中央文革小组和当时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黑后台正是毛泽东本人，这回他们可捅到了马蜂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也挥向了他们，公安部对红卫兵纠察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捣毁其据点，抓其 “首恶分子”，骄横惯了的“联动”分子于 1966年 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日高呼口号，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未果。
之后，“他们臂戴红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各种口号，竭力发泄心中郁积的怨愤和不满。在老红卫兵集中的校园里，他们的情绪更是找到了发泄口：撕毁图书，砸烂教学仪器，劈掉课桌的椅子取暖，或者以各种物质修筑工事、营堡……。” ，（《红卫兵档案》）
1966年12月26日以后，“联动”组织被摧毁，骨干成员大多数被捕。并在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这个曾经因为关押了“联动”的老红卫兵们，而被人们称作“红卫兵监狱”里，上了共产邪灵附体给他们的另类教育课，
但是。作为共产邪灵附体长期培养出来的党卫军，共产邪灵附体对他们是又拉又打又抚摸，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会议室接见一百多名“联动”骨干成员的方式，释放了“联动”分子。老红卫兵们就以这种方式宣告了他们在文革浩劫中魔性表演的没落，在文革浩劫后，至今也还未清算他们所欠下的血债。许多的老红卫兵们现今还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继续干着害人的勾当。
而“造反派红卫兵”在被共产邪灵附体利用后，其下场就不那么轻松了。以下是曾经被共产邪灵附体重用过，曾经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领袖的几个人的下场；
谭厚兰：
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公社”主要负责人，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8年10月，谭厚兰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1982年11月，谭厚兰在痛悔中走完了一生。这年，她才45岁，
王大宾：
王大宾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要负责人，1971年，王大宾被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开除党籍。先被关押，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释放
韩爱晶：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韩爱晶二十岁，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目、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德怀，带头对彭德怀逼供和殴打，使彭德怀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
1990年韩爱晶对一个朋友说，他为自己参与打击、甚至动手殴打彭德怀感到深深的悔恨。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韩爱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他被羁押，后分配到湖南株州一家工厂作技术员。1971年受隔离审查，接着被监督劳动，
1979年，韩爱晶正式被逮捕。1983年6月，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86年获释。先在劳改农场，后回到原工作单位工作
蒯大富：
蒯大富是以攻击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名的清华大学学生，“井冈山兵团”负责人。，1968年工人宣传队进校以后开始受到批判，后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作技术员。1970他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1978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3年3月判处十七年徒刑，。他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1987年刑满释放。
蒯大富出狱后才结婚成家，。1993年春，他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企业，至今不敢以本名示人。文革和红卫兵经历，一直是蒯大富反复思考的事情。他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且为之悔过，但是不能接受判决书指控他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
这几个曾经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领袖的几个人的下场，颇能说明跟共产邪灵附体走的人，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这几个人的遭遇可以说是现世现报，这种现世现报可能是上苍给他们以及类似他们的一些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们从中认清共产邪灵的邪教本质，郑重声明退出曾经受骗参加过的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他们的生命就可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