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我眼前出现一幅如此不可思议的情景：两条细麻绳，死死拴住特务长杨标两个大拇指，通过小滑轮用力一拉，杨标本能地踮起脚跟，就在脚尖离地的一刻，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杀猪一般地嘶叫起来……。
１９５2年春末，土地改革斗争才接近尾声，志愿军‘抗美援朝’正处于激战阶段，国内国外，都充满浓烈的斗争火药味。一天早上，值日员吹哨子全团集合在驻地的大厅里，由团长作动员报告。团长姓林，不到三十岁，是个文质彬彬的文化人，又没有甚么架子，和大家相处颇为融洽，平常日子大家都称呼他‘阿团’，把‘团长’甚至‘同志’都免了。阿团作报告，无论是行政的还是业务的，简要明了，说完拉倒，从不拖泥带水。这次动员报告，不到半个小时。我听着有两个要点：一是根据上级指示，从今天开始，全团不放假，集中时间，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二是学习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荣誉属于谁》。
离早饭时间大约还有半小时，拉琴的拉琴，练声的练声，踢腿的踢腿，没有闲着。虽说不是科班出身，但近两年的演艺宣传生活，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我两年半前由阿团批准，到广州的一家新办的文艺学院戏剧系进修，一年前回来，立即下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复查工作，不久前工作结束才归队，对团里的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个人坐在大门口的石板台阶上，想我的史丹尼．斯拉夫斯基。
特务长杨标斜背着他那个灰蓝色帆布挂包，进进出出，帮着炊事员把饭桶和菜盆搬到大门外的灰埕上，准备开饭。我起身过去帮忙，顺口问杨标，今天加菜不加菜？杨标笑着说：才过十来天，就想吃肉了。老规矩，一月加两次菜，一号和十五号，风雨不改。
杨标年纪和我差不多，二十刚出头，但在特务长（其实是专管伙食事务的）职务上，已经闷头闷脑干了三年多。我记得到大北山游击区参加边区纵队的师政治部艺术宣传队，第一顿饭就是杨标安排的。那时是战争环境，筹集粮食相当困难，每个人行军时除自己的背包外还必须背一条约五斤重的米袋，中途有适宜的地方，杨标就指定用谁的米袋，安排炊事员埋锅造饭。一日两顿米饭，八个人共用一小盆咸菜，叫做吃大灶。有时大米不够，杨标就想法子弄来一些杂豆，煮熟了加点盐水当饭吃，极少有青菜，吃肉更是梦寐以求的事。偶然到一个大一点的村镇，杨标还真有办法，动手动脚，和炊事员同心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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