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次住院抢救的日子里，常香玉结识了后来终生厮守、相濡以沫的丈夫陈宪章，一位河南籍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喜结连理之后，陈宪章干脆辞去工作，专为常香玉量体裁衣，写作剧本。
在1947年的一次演出中，常香玉因发高烧而忘了一句唱词，成熟的艺人都有这样的本事，词忘了，就即兴编一句顶上去。常香玉这次也这样做了。那晚散场以后，常香玉对着寥廓的夜空放声大哭。陈宪章追上去，常香玉抱着他说：“真羞死人了，那一会儿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对不起观众，他们花钱买票，那票都是他们的血汗钱哪。我是个唱戏的，什么最大？戏比天大！我这一辈子，要是再有一次糊弄观众，我就去死！”陈宪章说：“我帮你，以后你每一场演出，我都坐到观众席上，挑你的毛病，回来教你改正。”
那实际上是一次对天发誓。后来实践证明，他们两个谁也没有食言。常香玉在舞台上再也没有忘过词，失过手；陈宪章也没有一场不坐在台下看常香玉的演出，他为常香玉提出的唱腔和表演方面的意见，都成了塑造一个伟大艺术家的重要“材料”。在常香玉和陈宪章几十年“妇唱夫随”的艺术生涯中，他们合作创作演出了上百个豫剧剧目。特别是被世人公认为常香玉代表作的“红、白、花”(《拷红》、《白蛇传》、《花木兰》)，有人统计过，全国有至少有三十个剧种进行过移植，真堪称舞台经典，传世佳作。
(王怀让)
戏比天大
我是个孤儿，7岁那年，是恩师常香玉满怀爱心，收下了我这个苦命的孩子，从1948年加入香玉剧社至今，我跟随了老师56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亲眼目睹了常老师用汗，用心，用血，为豫剧事业奋斗的一生。
常老师去世前曾有一段自白：“对于一个农民，什么最大？种好地最大，地比天大；对于一个演员，什么最大，唱好戏最大，戏比天大！”
常老师9岁学艺，10岁登台，13岁主演，从艺七十多年，创作演出的剧目多达上百个，在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话：“看了常香玉的戏，叫你一辈子不生气。”有时候，为了看常老师的戏，观众冒着鹅毛大雪，披着被子，深更半夜排着长队等候买票，就这样每个人还只能买两张。有时在广场演出，散戏后，光观众挤掉的鞋都能装上两三筐……
常派艺术为什么有这么巨大的魅力？十个字：“戏跟时代走，艺随精神长。”
即使是“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禁止演出，常老师对艺术的追求也没有停止过。夏天高温，她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糊上报纸，用被子蒙着头，练起了唱腔。常老师因“文革”被禁演了八年；可“四人帮”刚一倒台，她的一曲“大快人心事”，就唱得全国人民热血沸腾。
在排练《李双双》的时候，为了找准剧中人物的感觉，她梳着李双双的发型，穿着大襟衣服，腰里围个水裙，手里拿个锅拍，走着想着，想着扭着，扭着唱着，太入戏了，“噔”，一头碰到墙上，头上碰了个疙瘩，她还全然不知。有一次，我在旁边给常老师提了个建议：“演古装戏束裙子穿帔有遮头，现代戏的穿戴不遮丑，你这个进门的动作，要是侧着身，转个倒8字，就更好看了！”常老师一听，大叫一声“哎呀，我的小知音”，跑过来抱着我，“嘣”地亲了我一口，“晚上我请你的客！”
常老师经常教导我们：“戏是苦虫”，不吃苦不流汗成不了气候；台上要做到“三紧”(头紧、腰紧、脚紧)、“三白”(水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三好”(扮相好看、唱出来好听、表演让观众好受)。她教导我们：“平常要把自己当成一团面去揉，揉到劲儿，该用的时候，把你炸成麻花是麻花，蒸成馒头是馒头；就是演配角，也要演到家，叫它出彩；就是当戏补丁，也要当成金丝绒的，叫它发光。”
常老师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豫剧事业。在她去世的前几天，她的儿子陈嘉康打电话给我：“姐，老师想见你们。”我放下电话，直奔医院，看到老师正在嘱咐我的师妹王希玲：“培养学生全靠你们了。你办的戏校，要好好培养豫剧的接班人啊！”转而她又对我说：“秋，你听，我的嗓子哑了，这是我的本钱，我的枪啊！我得赶快把它治好！得唱……”
我的老师她还没有唱够，还没有唱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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