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观察动向，刺探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这两个地方对人民日报似有防范和警惕，滴水不漏；有时觅得一点蛛丝马迹，又往往凭主观愿望推断，得出错误结论。
吴冷西仍同往常－样，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他有时突然召开编委会，有时从钓鱼台打个电话过来，传达一点中央精神，每一次这样的举动都在编辑部引起不同凡响：有人说“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也有人说“吴冷西是故作镇静”，其实，谁也把握不准。
这个时候，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段时间对人民日报－－实际上是对中央第一线领导的不满，给此报设置陷阱：遇事撇开《人民日报)．一切重要文章先在别的报上发表，重大决策对报社封锁。因为这样，人民日报社一度对政治动向不摸底，对中央领导意图不清楚，处境十分艰难”。(穆欣《劫后长忆》第99页)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统一部署，署名高炬、何明的文章，把主要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明攻“三家村”，实攻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两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口气很大，调门很高，充满杀机，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是他和吴晗、摩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一定不放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睛 辨明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诬蔑《前线》、《北京日报》批 “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两天后，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宣称《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涤“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北京、上海舆论同时发起对“三家村”的猛烈攻击，显然是在配合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对彭真等的批判。而挖“最深的根子”的意图也就不言而喻了。以往，像这样的重大举动，总是《人民日报》先发社论或文章．其它报纸转载。现在颠倒过来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和社论。这种怪现象，使编辑部大多数人感到吴冷西大势已去，《人民日报》已被“开除出局”，党中央机关 报的地位已不复存在。
2）
面对这种局面，报社人员开始分化，纷纷起来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敦促吴冷西作检查。编委会和党委会主要领导仍抱幻想，同群众对立。他们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组织队伍，统一思想，施加压力，搞起所谓“民主运动”，准备抓右派，目的自然是保吴冷西。1966年5月18日，陈伯达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批评人民日报一潭死水，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消息一传出，更加速了人民日报内部的分化。
领导层方面．继续保吴冷西，出了一个有名的 “保旗论”，胡绩伟说：“吴冷西是一面旗帜，人民日报在风雨飘摇中要同舟共济，保护这面旗帜。”党委会则积极组织抓右派，策划“民主运动”，提出要抓“四条黑线”：彭真黑线；邓拓黑线；中宣部黑线：资产阶级思想黑线。他们玩“引蛇出洞”老一套花招，估计“民主”一运动起来，有人就要说话，就要行动，那时 “黑线就自然出来了”。
群众方面．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有的大字报除了批评吴冷西外，还批评编委会的其他成虽，指出编委会中有人不揭发吴冷西．反而散布揭发吴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语，责问这里有没有阴谋，“如果确有策划这种阴谋的人还站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就请求中央撤换他们，不让他们在斗争中挡道”。
人民日报这潭“死水”动起来了。陈伯达感到高兴．说“大字报好，是教育自己，教育编辑部同志们的很好的工具”。他提出要批判“保旗论”，并根据大字报点名的情况．提出人民日报有一个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四大家族．鼓动人们起来把他们打倒。
陈伯达要把“死水”搞成“活水”，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夺权。所以，陈伯达要继续对吴冷西施加压力，直到把他压垮。此时，陈伯达已拥有很大权力，能够为自己制造一次次机会，搞得吴冷西寝食难安。
1966年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陈伯达当众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大权。
5 月23日，陈伯达又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
5 月31口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 (《劫后长忆》第104－－105页)
当天下午，中央在怀仁堂召开北京各报刊负责人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邓小平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党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一面批评人民日报，一面又鼓励吴冷西振作精神，好好工作。邓小平说，“人民日报跟北京日报不一样，不要自己把自己置于同北京日报一样的位置”。“北京日报出了问题好办，是北京市委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出了问题怎么办?是中央出了问题”。“首都各新闻单位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还说，人民日报的大字报乱哄哄的，以后只能在几间小屋子里面贴。
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全都出席了怀仁堂会议：他们当中一些人受邓小平讲话鼓 舞，兴奋异常，主动讨好吴冷西。W说．“你看吧，那些写大字报的都要缩回去了”。X则表示，“幸好我只发了一次言，只写了一张大字报，差一点上当了”。他们只知道邓小平在讲话中保了吴冷西，可是他们怎能知道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呢?
1966年5月31日晚，人民日报部门以上干部在三楼会议室已坐等多时，大家 相对无言，默默地静候中央工作组的到来。
6 时左右，工作组组长陈伯达带领王力、关锋、穆欣以及其他工作组成员和“记者团”来到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让吴冷西停职反省，井把他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斗，让印刷厂工人把大字报贴到编辑部楼道上来。陈伯达说：“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原来的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领导也要调整，按巴黎公社原则推选新的负责人，我们不包办，但要报工作组批准。”吴冷西要发言，刚讲两句，就被陈伯达打断了。
这时，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胡痴也赶到报社同工作组汇合。当天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新闻界宣布人民日报工作组名单中并无唐平铸和胡痴名字，他们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两个“特殊人物”的到来，立刻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相信这是陈伯达的刻意安排，他需要有懂得办报又与军方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来协助他接管人民日报。从5月31日起，唐、胡二人天天夜里来人民日报上班，深得陈伯达的赏识和器重。
后来唐平铸当上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当上新华社代社长都仰赖于陈伯达的举荐。唐平铸当上代总编后，在办公室里贴过两张陈伯达亲笔书赠的条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高名之家，鬼于其室。”据说陈伯达也送过一张条幅给胡痴，上曰：“伯达不达，胡痴不痴。”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陈伯达一举一动，无不显示出他与几个小时前邓小平讲的话针锋相对。其用意无非是要向报社传递这样的信息：邓小平救不了吴冷西。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从此陷落了。
3）
报社夜班工作主要在二楼，总编辑办公室、总编室、评论部、值班室等都集中在那里。事前，报社巳为工作组人员腾出了两间大办公室，一间更大些的是总编辑吴冷西的，另一间小一点的是副总编辑胡绩伟的。不知何故，陈伯达不进吴冷西那间，选择了小的。10几个参与社论修改、定稿的人扎在一起，显得有些拥挤。工作组另外的一些人，则在大办公室里审阅第二天见报的新闻、文章和版面。
从表面看，人民日报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内部反而显得异常平静，除了二楼走廊上多了几个陌生人影，工作气氛比往日紧张、压抑外，井无什么特别变化。自从段幕惚ā贩⒈怼镀佬卤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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