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历生一九三四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家庭妇女。王蒙家和孙历生家是邻居。王蒙的妹妹和孙历生从小是同班同学。因为这种关系，王蒙了解孙历生的故事因而写进了小说《蝴蝶》。
十八岁嫁高干于光远
一九四九年时孙历生是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接触了共产党，很快成为第三女子中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五二年孙历生高中毕业，留校工作。共产党员高级干部于光远来这所中学宣传讲话，认识了孙历生。孙历生那年十八岁，和这个比她年长二十多岁的高级干部结婚，很快有了两个女儿。一九五六年，她被保送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她正在党校学习，她说了一些批评上级烦导的话。那时候她的丈夫于光远在苏联访问，因此她被蒙在鼓里，没能了解鸣放是个引蛇出洞的阳谋。由鼓励“提意见”突然转向，把提出批评的人统划成“右派份子”。孙历生不例外，划为“右派份子”，被开除出共产党。
孙历生被划为“右派份子”后，她的高级干部丈夫按照共产党组织的决定和她离婚。在决定离婚到正式签字期间，她怀孕了。她是大着肚子去签离婚证书的。离婚后，于光远在“组织”的安排下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
孙历生被送到“天堂河”农场“强迫劳动”。这是北京远郊区的一个劳改农场。孙历生的第三个女儿出生在一九五九年一月，是在“劳改”时出生的，那时她已离婚，这个孩子也就一直没有父亲。她的三个女儿，包括没有父亲的最小女儿，都被迭到孙的母亲家里，以后就由她的母亲带大。
孙历生在劳改农场得了心包炎，两年以后被允许回到女三中。一九六一年是大饥饿最严重的一年。她在学校的地窖里种蘑菇。当时饥饿如此严重，学校必须设法生产食品以自救。她在“摘帽”以后，才到学校的资料室工作，直到文革。
在劳改农场，孙历生认识了一个男右派份子聂宝绚，那个人和孙历生同岁，也是个中学教员。孙历生第二次婚姻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孙历生回到女三中工作后，和她的丈夫以及第四个女儿住在一起，离她母亲不远，聂宝绚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工作。
脖子上挂着砖头在玻璃渣上爬
文革开始，北京的市民被动员招待外地来的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佳木斯第六中学红卫兵吃了孙历生母亲蒸的菜肉包子以后，抄了孙历生母亲的家，他们搜出了孙家的房契，说是“变天帐”。他们把孙历生母亲的头发全剪掉了，又打她，还把孙历生从女三中揪来一齐打，红卫兵说要搜查私藏的黄金。他们砸碎了孙家的家俱，又把天花板全部捅破，接着又掘地三尺。孙母被打得不能走路。
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恐怖中，孙历生所在的女三中虽然是女校，但是该校红卫兵打人非常凶猛残酷，校长被打死，还有校外的“牛鬼蛇神”也被抓进学校里打死。校长沙坪挨毒打致死过程中，孙历生一直被陪斗。红卫兵曾经把一根细铁丝两头都拴上两块砖头，挂在孙历生的脖子上，他们还打碎玻璃瓶，把玻璃渣铺在地上，强迫脖子上挂着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和别的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扎进他们的膝盖和手掌，鲜血淋漓。
虽然孙历生熬过了红八月恐怖，但最后死于文革的第二轮迫害高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孙历生再次成为运动对象，她被关在学校里，不准回家，进行“隔离审查”。
一 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孙历生吊死在女三中校中，校革委会说她自杀，但是不见孙历生留下自杀遗书。
孙历生的母亲一直对女儿的死怀有疑问，孙历生死亡的前一天，曾经悄悄离开学校，来到母亲的家中，她和母亲有过一场短促的谈话，然后匆匆离开，回到学校。那天孙历生告诉母亲，她在学校中被整得很厉害，整她的人是学校里的同事，以前是她的好朋友，现在这个人很得势，在革委会里面，拼命整她，揭发她，她是很难逃过了，她还告诉母亲，她的同事方婷芝老师，已经撞在公共汽车上死了。
一九六八年吊死在牛棚窗户上
孙历生从隔离室跑到母亲家和母亲谈话的那天，她的第三个女儿在场，她缩在床上，假装睡着了，片片断断地听到了母亲和姥姥的谈话。她记住了方婷芝的名字，另外，她记得妈妈提到她家门口的石榴树。那时候她九岁。妈妈离开后，她在被子下面悄悄地哭了。
孙历生死亡的时候，已经在学校里被关押“隔离”了很久。期间曾经有一次被允许回家。可能是回家取粮票。她和第二个丈夫以及他们的女儿住在一起。那也是她最小的女儿最后一次见到她。小女儿记得妈妈回家的时间很短，爸爸为地做了鸡蛋炒饭，装在一个铝饭盒里，让妈妈带到学校去。
那时候北京一般市民的生活都很苦，孙历生那个年龄的教员工资很低，加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右派份子”，境况更差。鸡蛋炒饭要算是很好的食品。在短促的回家时间中也只来得及做鸡蛋炒饭。
孙历生的前三个女儿也说，继父对待母亲很好。两人都是“右派份子”，都受到外界迫害，但是家里面没有问题。这也是她们不认为她会自杀的一个理由。
然而，尽管有种种怀疑，在一九六八年，孙历生的家人不可能调查她的死亡。当时，孙历生的父亲也被“隔离审查”，她的母亲是个老年家庭妇女，她的最大的女儿只有十四岁。她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前夫于光远也被关了起来。她的第二次婚姻的丈夫自己也是教员和“右派分子”，也在被整。
孙历生死后，尸体火化了。对自杀的人，当时称之为“对抗运动”“死有余辜”，不准留骨灰。孙历生的丈夫偷偷抓了一把骨灰带回家中，保存起来，但是，不久以后，他也去世了。孙历生的骨灰不知所终。
孙历生死亡一个月之后，她的妹妹的丈夫高经国也死了。他是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被“审查”的时候坠楼死亡。
对孙历生之死，许多年来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在文革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七年孙历生被划成“右派份子”，罪状之一是曾经说过陆定一“作风粗暴”。在她，大概只是批评一个丈夫的同事，但是在一九五七年被认为是“反党”。陆定一为此向孙历生的女儿道歉。没有任何女三中的人来道歉过。那些在一九六六年给她头颈上挂砖块强迫她在玻璃渣上爬行的人，那些在一九六八年把她“隔离审查”致死的人，都没有来向孙历生的家人道歉过。
(载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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