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强
一
如果说开国者的事业是生死搏斗、流血牺牲的事业，那么，争夺王位的斗争则是呕心沥血的事业。在这场严酷的、不动声色的意志与心力的较量中获胜的，往往不是那些最有学问、最有魄力的政治家，而是那些集无耻、阴谋和背信弃义于一身的野心家；当然，这些成功者还首先应该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必须能熟练地扮演各种角色：谦虚的、道德高尚的人；有能力、而又能为国家利益鞠躬尽瘁的人；一个宽容的、最无锋芒的人；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特别成功地扮演成一个忠实的继承人。
1924年，列宁病故，由谁来填补列宁留下的权力真空，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一次巨大的命运挑战。
在一个伟大的领袖身后，通常会出现人才的断层；因为一个伟人所需要的，仅仅是照章办事的庸才，而不是具有同样独立思考能力的伟人！然而，列宁身边却有一大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人物－－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到列宁比其他政治伟人英明之所在－－在这批革命家中，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托姆斯基；还有斯大林……
我们说还有，是因为在当时，斯大林与这些领袖人物在党内和人民中的影响、地位根本不能相比；尤其托洛茨基，是公认的十月革命的领袖之一，是红军的创始人、是着有数十卷著作的革命理论家；而斯大林，却是一个既没有理论修养，又没有才智的人，他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中，唯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缺少口才，谈吐拘谨，语言乏味；他是一个平庸的政论家，他写的文章平铺直叙，作结论一板一眼……托洛茨基称他为“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庸才”. 尽管斯大林于1922年被任命为书记处总书记，但当时的书记处归政治局和组织局领导，它无权干预政府和军队的大事，而只是处理党内的一些技术性事务；它甚至无权监督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高经济委员会以及外交、国际共运、国民教育等重要部门……
托洛茨基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的意志力看起来也不亚于列宁的意志力”；“但是，他的智力只有列宁的智力的１０至２０％。同样，在理智方面斯大林也不成比例：实际洞察力和机智非常发达，而概括能力和创造性想象力则很低下。促使他当革命家的主要动力，始终是对有钱有势的人的憎恨，而不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却使列宁的人道风貌变得如此高尚和亲切感人。同时，列宁也善于憎恨。”托洛茨基把列宁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看作最崇高的品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只有憎恨的政治家，即使他具有野兽般的意志力，也只能为利己的目的行动，而他的行动中只会有攫取、残忍和复仇；只有爱才可能使一个革命家，把自己的革命行动规范在人道的准则之下，把“一切为了人”，写在革命的旗帜上。
二
1924年的斯大林不仅不具备其他领袖人物的智慧力量，而且列宁的遗嘱对他非常不利－－列宁在遗嘱中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处于总书记的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处于劣势的斯大林表以极大的谦卑，迅速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三人帮”的政治联盟－－以抵制最具有继承人资格的托洛茨基；他同时谦虚地向所有可能的继承人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的身份继承列宁的事业，列宁的位置必须由集体来继承……
斯大林这种反个人专权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没有锋芒的政治姿态，使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俩位资历很深、却又犯过错误的革命领袖，不遗余力地为挽救斯大林的政治生命而行动起来－－列宁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俄共“十三大”前夕，斯大林推举季诺维也夫为大会主要报告人，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答应全力保住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
决定斯大林和半个人类命运的一刻，是1924年4 月21日：苏共在"十三"大前夕，召开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
加米涅夫宣布开会，并宣读了列宁遗嘱：“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次会上，斯大林沉痛地表示，为执行列宁的遗嘱，他愿意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动员一些中央委员却说服斯大林收回辞职要求；季诺维也夫还就此问题发言，很庆幸列宁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党的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分裂。因此，他建议中央委员会，仍由斯大林担任书记处总书记……
此时，会场一片沉寂。斯大林绷着脸，面色阴暗，两眼直望着窗外，等待着对他的命运的裁决……
斯大林的总书记被保住了。
斯大林一贯是默默无声地进行战争的。他从不急于公开的进行反击，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常常是无声的观察着，即使在他受到批评时，他也很少公开还击，这种时候他会离开会场，躲到克里姆林宫的某一个角落里。
斯大林的这次无声的、也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战斗，给他带来的胜利并不算大，但却使他向权力的巅峰迈出了第一步。
狡诈、工于心计、善于掩藏自己的内心世界、善于组织和利用各种政治力量，是斯大林取胜的主要因素；但是，在1924年的这场较量中，另一方的重大失误，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否则我们便不能解释，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政治较量都能靠狡诈和背信弃义取胜。
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上的短视，他们只看到了托洛茨基的专横，而没有看到斯大林更加冷酷无情的残忍本性。十三年后的1937年，他两在斯大林的监狱中，已经明显的临近死亡的边缘时，还对斯大林可能发发善心抱有幻想、而不断地给斯大林写信，并在斯大林指定的认罪书上签了字。所有的这一切绝望的努力都没有能挽救他俩免于枪决的悲剧。
其实，他们即使不能在1924年识破斯大林的本性，至少在2926年以后便不应该再对斯大林抱有任何幻想……
1926年，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当作"托洛茨基分子"而开除出党时，季诺维也夫曾经痛苦地回忆起1924年挽救了斯大林政治生命的那次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并质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斯大林的回答是，“我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
三
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短视和失误外，斯大林能获得胜利，还在于他的另一个对手托洛茨基的更加重大的失误－－对阴谋诡计的藐视。
在1924年决定斯大林命运的那次中央全会上，尽管也有托洛茨基派的人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提案，不同意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但作为这一派的首领托洛茨基本人，却对“三人帮”十分露骨的表演，保持着顽强的沉默，他以对这场喜剧的藐视来保持自己的自信和自尊。这等于放弃了对他来说不费力、对历史来说则十分重大的战斗……
托洛茨基的自信、自负、清高，对作为学者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他为此放弃过许多次机会和战斗－－1924年4 月，苏共"十二大"即将召开，当时，列宁已经很难从脑溢血的后果中恢复健康，因此不能参加代表大会。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应该由谁来取代列宁、代表中央为大会作政治工作报告？
当时，托洛茨基是公认的仅次于列宁的领袖人物，于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托洛茨基准备政治工作报告。然而托洛茨基拒绝了，他发表了叫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声明，说“如果我们之中有谁企图由个人来代替患病的列宁，党将会感到不痛快……”若干年后，托洛茨基曾经为此加以解释。他说：“我极力回避斗争，因为最初这种斗争具有毫无原则地反对我个人的阴谋性质。我很清楚，这种斗争如果爆发，就必然及其尖锐，而且在革命专政的条件下，有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托洛茨基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是，他没有认识到夺取权力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反而以此为耻，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
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后，斯大林便开始向托洛茨基发动直接的攻势－－他们的手段是，极力否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以剥夺他对红军的领导权。
由季诺维也夫所领导的列宁格勒党委会发出呼吁，要求开除托洛茨基党籍，撤消其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按说，这么重大的问题只能在定于1925年1 月17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解决，也就是说托洛茨基完全有时间、有机会在中央全会上为自己辩护，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然而托洛茨基又一次放弃了这一次对他的政治生命生死攸关的斗争。他竟然在这次全会前，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申明，要求解除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还保证，他将“根据中央的委托，在任何岗位上和不在任何岗位上，即不言而喻是在受到党的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来完成任何工作。”党慷慨的地满足了托洛茨基的请求－－1925年1 月17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在谴责了他的反党言论后，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继续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已不可能了”；同时，党还慷慨的保留了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并给他任命了好几个新的职务：电工技术管理局局长、科学技术局主席、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
在以后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始终保持着消极的态度，甚至当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联盟产生裂痕，而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时，托洛茨基仍然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有时，他居然在政治局会议上阅看法文小说，而不介入那种被他认为属于低俗的喜剧……
托洛茨基是一个公认的革命理论家、是最出色的革命宣传者、鼓动者，然而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最终为自己的清高、自信和藐视政治手腕的书生气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927年11月，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和他的政治对手、斯大林的前盟友季诺维也夫被同时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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