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车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让孩子把频道调到新闻。在连孩子都必须交5元钱才能进入的带空调的候车室里，已经只剩下5个人。我们父、子共2票。这样的选择没有遭到谁的反对。我闭目仰卧在长沙发上。电视里开始播发当日的“殃视”新闻，耳朵里却一条也没有听进去。从中午12点开始，我们在这个屋子里整整呆了7个小时。眼看马上就要上车，我却为上车后孩子没有座位操心。我是有意选择在孝感站买票上车的，没想到却买不到座位，父、子二人全是站票。站在车上如何可以度过一夜呢？以前乘列车，因是公费出差，全是买的硬卧。这次我们是自费旅行，头天晚上8时从孝感站出发，到第二天早上7时半到北京西站，只11个小时多，一觉醒来就到了，如果能买到座位，克服一下并不很难。我没乱花钱的习惯，更不想在孩子面前作大手大脚的示范，尽管钱带得非常充足，还是想在旅途开始时尽可能节约一点，把钱留给在北京多玩几天或多买点书等等。大约7时10分，我正在盘算着过了郑州后如找不到座位就设法补一张卧铺。一个熟悉的声音却在耳边响起来。我睁开眼，看见身前和后面站着我单位里的一、二把手，稍远几步，还有三个人。看了一眼就知道是国安的。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
“导斌，起来收拾一下，跟我们回去，住队的地方明天要开会。”
刹时，我已经明白了。
我不紧不慢地站起来，对孩子说：
“我们走吧，北京去不成了。”
孩子已经12岁了，非常聪明而且精明，是班长，是全优生，是常务第一名。孩子赢得了我几乎全部的爱，以往的假期里，我曾带他自费到过庐山等地旅行。这一次，离开学读六年级只有一周，我安排了和他一起到北京去看看他心目中的长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毫无来由地，他的北京之梦就被人摔到地下，破碎了。孩子好像明白了什么，可能什么也没有明白。他没有说多余的话－－但24日他告诉了我，当时他就知道来人不是公安、就是国安，没有抗议，也没有吵闹，无声无息地跟在我后面，坐进了公安的车子里。
在回蒲阳的路上，我问孩子：
“有什么想法没有？”
孩子没有作声。来“接”我的公安的聂队长接过话头说：
“这次去不了，今后机会还多嘛。”
是的，今后机会肯定还多得很。只不过，孩子这一次的希望是破灭了，被一些披着执法机关外衣的人们极为无理地撕破了。
愤怒
谈话（实为审问）是在我们单位的会议室里进行的。
自称为聂队长的（国保大队？）用很温和的语气，边做记录、边提问道：“北京给你安排住处的是谁？”我在车中无意中说出了必须给北京打电话，告诉哥们不能去了，并且退掉为我预订的房间。没想到这信息马上被他当情报抓住了。
“本来告诉你们也没有什么，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我今天不能告诉您。朋友是好意的，主动为我安排住的地方，现在我告诉你们，他被你们缠住，心里烦不烦我？太不够意思了。我不能这样做。”我知道他们既然能够通过往来的电话侦知我去北京的消息，肯定已经“侦察”（实为非法窃听）到我朋友的电话和姓名。但窃听是他的“权力”，我如果讲出，却无异于出卖。
“你这次到北京去是干什么呢？”
“我去北京目的有三点，一是旅游，让孩子看看长城、故宫等，他一直想看看的。二是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三是会会朋友们，我有许多疑问想向一些教授先生们请教。”
“准备多长时间回来？”
“没有一定，但孩子9月1日上学，必须回来。到那里再看，朋友们热情、事情多一点，就多呆几天，也可能3、4天就回。”
……
谈话在一种我单方面很合作的气氛中进行一大约半个小时。念及去“接”我的他们都还没吃饭－－虽然错不在我，但客观上却也可说是因为我，单位里的同事连带得休息日不得安宁－－，我心里有些不安。我摧促他们赶紧吃饭。在谈话快结束时，他们却又一次提到了我的妻子，意思是要通知我的家属来将我领回去。我一直克制着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为什么要通知她来？实话说，你们上次搞到她单位里去，我就很有意见。你们有什么权利去找她？有什么道理去找她？你们还当着医院院长的面败坏我的名声。对她今后在医院里做事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孟德斯鸠早在200年前就讲过，专制政府维持统治的办法是恐怖。我当然知道他们找我家属的用心所在。他们这是见影响不了我，便企图通过向她施加压力，来造成我家庭内部的紧张和冲突增加，以她来拖住我，消耗我的精力，让我无暇它顾。这些小小的技俩能逃过我的眼睛？
为了打消他们的这个念头，避免今后这些麻烦一再被他们当法宝使用，我补充说：“我的事我负责。我是有自己独立思想和勇气的人，谁能影响我？你们以为我怕老婆吗？我像个随老婆意志左右的人吗？希望你们今后再也不要跑去找她了。”
谈话是以训话结束的。大概是公安，也许是市委安排，训话由我仍在领薪的单位的一把手进行。她是位女的。我们年龄相当，很久以前就在一起工作过，私人关系总的来说还不错。用她的话说，就是很欣赏我。我们是姐弟、朋友加同事。没想到她竟然比公安的还公安，严词训斥。末了，还要我与海外网站斩断一切关系；要我承诺，在10月1日之前，不得离开蒲阳。我知道，她不过是在转述上面的话而已，在这种场合，与她论理是没作用的。
24日是周日，清晨8点刚过，我通过电话与她讲清了当时强行忍辱负重而没有讲的话：“他们这是在违法，在公然干涉我的旅行自由。我犯了什么错？要这么声势浩大地去把我给押解回来？我只是去旅游，一不是上告，二不是去参加集会，三也不是法轮功（即使是上访集会又怎么不可以？法轮功有什么大不了的罪恶？），我与您和市委市政府都没有过结，到底害怕我什么？凭什么拦住不让我去北京？凭什么剥夺我的行动自由？”
悲哀
我知道，我的抗议无论在当场、还是在后来、或者在车站，都没有什么意义。我必得回来，也必不能随便出去。他们人多势众，掌握着暴力机器。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宪法权利不宪法权利。宪法在他们眼中不值个屁。我为这样的宪法而悲哀，也为这样的国家而悲哀，更为我自己和孩子而悲哀。这悲哀从脚底窜升上来，覆盖了所有的无奈和愤怒。
◆他们是如何得知我的北京之行的呢？正是考虑到他们会无理阻拦，我没有请假，也没有与第四者事先讲过要出去。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住队实行的是目标管理制，每年只需要为所住的村子做一件实事就算圆满完成任务。平时下去太多，下面反而不好招呼，是增添负担。开始住队的这么些天来，我事实上一直在家读书、写作。我这位副组长主动与小康工作队的队长和组长联系过，得到的回答是在家等下去的通知。可以预料，近期并没有十分紧迫的工作任务需要我为每月120美元而不停地努力。如果不是被他们盯死了，我出去10天、半月的，根本不会有人追查。即使追查也不会一下子准确无误地追到孝感火车站。因此，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我的往来电话被人窃听了。一个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利就这样遭到粗暴的侵犯。
◆我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只是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指责并命令我不得继续，是对这一宪法权利的干涉和剥夺。谁曾被赋予违反宪法规定行事的权利？
◆我的旅行自由为什么遭到强行中止？我在旅途中被押解回家的经过情形与绑架何异？
◆我的公权并未被任何公正的审判所剥夺，行动自由为什么要遭到限制？这与软禁有什么区别？我一个赤手空拳的书生，到处走走，散散心，会会朋友，对现政权真的有迫在眉睫的威胁吗？以这样的方式显示专制机器的强有力，到底说明了国家政权的强大、还是做贼心虚？
◆我的孩子何其无辜？他小小的年龄，却已经尝到了专制横行的苦果。他的梦想为什么如此容易破灭？他对这个国家的信任如何可以重建？这些问题齐集上来，缠绕成一个圆圈状的悲哀。这悲哀使得我失去了一一自寻答案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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