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独眼井的小煤窑，投资 400多万元，2002年 3月刚刚试生产。5月4日，是它正式生产的第一天。
事故发生后，矿长张顺和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直到第14天，这起特大透水事故的真相才逐渐被揭露出来。
水未落而石先出
怎么也不能将这两者联系起来－－5月4日，黄河岸边的煤井中，两个躲过井下大水的逃生矿工，正朝着高高井口的那一点光亮拚尽全力爬行。
这是关于此次事故报告的一个时间表：
4天后的5月8日下午 3点，山西省煤矿安全生产监察局接到国家安监局电话：有群众举报，5月4日，山西运城富源煤矿可能发生透水事故。山西省煤矿安监局马上通知驻临汾办事处，得知该处于5月8日上午１０时已接到运城市有关部门电话，并立即派人前往出事现场。
5月5日晚上10点左右，运城市安监局接到电话举报，富源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5月6日下午 3点左右，河津市安监局接到运城安监局的事故举报电话。与此同时，运城市安监局派员赶赴河津了解情况，并于 7日到煤矿实地调查，认定这是一起透水事故且坑口有燃烧迹象。
5月7日晚，由运城市安监局、河津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组成的“落实富源煤矿举报事故调查组”成立，开始对事故进行调查。
5月8日晚，临汾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人员赶到现场。
5月9日下午，富源煤矿抢险指挥部成立，办公地点设在距出事地点约20公里的陕西省韩城市桑树坪煤矿。
5月12日上午山西省安监局正式上报国家安监局，并同时向山西省政府汇报：位于乡宁县境内的运城富源煤矿于5月4日上午10时左右，发生特大透水事故，井下至少9名矿工被困。
5月17日上午，记者电话采访了山西省安监局长巩安库。巩局长介绍说，煤矿发生事故后的上报程序应该是这样的：矿长或相关人员向当地行政管理部门汇报，然后由当地行政管理部门向省安监局汇报，矿长也可以直接向省安监局汇报。
而此次事故上报却是一个“倒流水”程序：国家安监局向山西省安监局通告，山西省安监局又要求下属机构和当地政府汇报，如此类推。于是，富源煤矿5月4日发生的透水事故，到 5月12日才正式向国家安监局汇报。这时，出事矿井已经在真正的水深火热中煎煮了一周多时间，20名矿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记者从巩局长的嘴里知道，造成此次事故上报迟缓的主要原因是，矿长一心想隐瞒不报，即使是被拘留后，这名矿长还是铁嘴钢牙一口咬定当时井下只有 2名矿工在放水，事故发生后已经生还，目前井下并没有被困人员。
据了解，富源煤矿只是在１９９８年取得了采矿许可证就私自开工建设，没有生产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和矿长资格证，属于非法开工建设、非法生产、违规操作的乡镇煤矿，但省安监局现在对煤矿的隶属关系至今没有搞清。
据了解，富源煤矿位于临汾市乡宁县境内的枣岭乡北桑峪村，而资源批给了运城市。2001年运城市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领导组下发文件，决定对该矿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将煤矿移交河津市。2002年5月8日，即事故发生后的第４天，河津市煤矿专项整治领导组行文报运城市煤矿专项整治领导组，提出不能接受对包括富源煤矿在内的４个煤矿实行“属地管理”的决定。于是，一个“怪现象”就出现了：一边是抢难救险，一边是围绕归属权喋喋不休的争吵。
事故发生第十天，富源矿中的水位比事故刚发生时仅下降10米。
名单应由谁提供
5月14日，记者接群众举报赶赴出事现场。几乎所有的救援人员和在场的矿工都对记者保持高度警觉。他们的回答几乎众口一词：不知道。
经过费尽周折的调查，一张遇险者的名单，由遇险者家属、来自湖北郧西县夹河镇卫生院的张振银于16日晚郑重交给了记者。名单上，5月4日在井下工作的23人赫然在目。名单的最后两人是最幸运的，他们在那天水火夹攻的事故中，奇迹般地生还；而列在他们之前的21个名字，一人已告死亡，另外20个人，在高浓度的瓦斯中，身被大水包围，生还的可能近乎为零。
这张名单，是忍着在事故中失去一个侄子痛苦的张振银，在与别的遇险者家属相遇时，一个一个反复登记、核对出来的。身为中医大夫、有文化的张振银，在名单上不但列出了遇险者的姓名、年龄，还清清楚楚地列出了遇险者原来居住的省、县、乡和村。从这张名单上，人们第一次确切了解了事故发生时遇险者的人数、身份，还知道了他们的籍贯：湖北14人，河南5人，陕西1人，山西1人。
这是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张详尽而有说服力的名单。为搞清它，张振银偷偷地避过矿上监视人员的眼睛，来回寻找居住分散的家属，足足用了十几天。
这张名单，本不应该由遇险者家属向记者提供。事故发生后，如果以政府的名义调查两位幸存者、遇险者家属和当时在井上带班的人员，以及矿方的管理人员，遇险者的情况就会清清楚楚。
然而，直到记者发稿时，主要处理事故的河津市政府尚没有对家属和事故的幸存者予以正式调查，除了一次被动地应付哭喊着要到井口看看亲人的遇险者家属外，河津市政府尚未与幸存者和遇险者家属正式对话，更不用提遇险者名单了。
张振银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5 月13日，自称为河津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李振林和自称是河津市刑警队长的王建军，来到遇险者家属聚集的陕西省韩城会见众家属。张振银说，这两个人首先介绍了一些事故的情况，然后说，矿长经济困难，最多每人赔一万多元，不能按国家标准赔偿，并表白自己是替出事矿长到韩城追债而来，并非专职督促理赔。
这种显然是逼家属就范的口吻理所当然地被张振银拒绝。
如果事情属实，那么，河津市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报告、没有在第一时间调查事故真相，当地公安人员却主动替矿长说话，忙乎着打发家属。
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抢险指挥部。出事地点处于晋陕两省交界的山西一侧，紧邻黄河，抢险指挥部没有设在出事地点，反而设在了距现场20公里左右、陕西一侧的桑树坪煤矿，40多人的抢险指挥部，将桑树坪煤矿招待所二楼的１７个房间全部包下。在招待所二楼活动的指挥部人士，远远多于井口现场抢险的人员。
抢险指挥部各房间的桌子上，放满了桃、梨、西瓜和瓜子、葡萄干等各种时鲜水果和干果，在交通并不便捷的矿区，在人命垫底的事故背景衬托下，一堆堆的干鲜果品份外扎眼。
记者不禁心生疑问，一起特大事故发生后，没有比尽快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及时采取抢救措施、及时确定遇险人数，并安抚遇险者家属更重要的事情了。这种连局外人都懂得的程序，身处其中的河津市政府怎么就不明白？
矿长的手有多长
除了河津市政府官员，所有的采访对象，包括幸存者、遇难者家属和知情人，都频繁地提到一个词：安全。这个安全并非指安全生产，而是指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他们怕记者的稿件见报后，自己受到矿方的打击报复。
全部的采访对象接受采访时，并没有身处山西境内，而是在陕西韩城。这个小城距晋陕省界已是百里开外，他们中有的人，就是韩城的居民。
山西的一个小煤窑矿长，竟能跨过黄河，手伸到百里之外的陕西境内去报复？这个矿长的能量竟如此之大？
一件事证明采访对象的担心并非无缘无故。记者还没有离开韩城，一个知情人就受到了恫吓，他只是给记者带了带路，当时为了不暴露自己，他甚至钻进了吉普车的后备厢，以求不引人注目。
力度更大的威胁笼罩着湖北郧西县马安镇白家山村村委会主任高兰品。他代表 4户人家，来寻觅下落不明的亲人。以这样的身份出现，高兰品当然免不了要为家乡人说几句话。矿方却明确地告诉高兰品，要么我们给你一点钱，请你闭嘴；要么，小心你的命！
接二连三的恫吓，使许多知情人欲言又止。两个万幸之中从小煤窑中爬出来的幸存者，竟被吓得不敢单独居住，拉住记者的骼膊，要求记者保护他们。
透水事故一出，矿方就警告井上矿工，要他们不得通报井下遇险者家人，声称要等到尸体运出时再联系家属；当几十名家属蜂拥而至后，矿方又将他们安置在远离现场的陕西韩城一侧，并把监控家属的任务交给了相熟的旅馆老板，同时，富源矿方派出几个人，对家属们进行“盯人防守”，严禁外人接近家属。当发现记者已经找到遇险者家属居住地时，下午还在旅馆中活动的几十名受害者家属，晚间就神秘地不知去向。
来打探自己外甥下落的李国印，是湖北郧西县高级中学的理科教师。他向记者透露了矿方阻止家属与记者接触的手段：记者是假冒的，与记者接触保障不了家属的安全，记者会分走赔偿金的大部分，接受记者采访就不给你们赔偿。
于是，遇险者家属见到记者，纷纷避之不及。就是被记者拉住，也矢口否认自己跟透水事故有关系。
5月4日的透水事故发生后，陕西韩城矿务局的救援大队在当天就到达了现场。救援大队的刘参谋长描述当时的场景说：“两个小队共16个人当时就下井侦察救援。富源矿的斜井总长 350米，坡度为23度，救援队在距井口320米处遇水不能前行。当时井中的瓦斯浓度较高。”
救援大队在距井口20米处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脸朝下，头朝井口，背部的衣服被烧焦。救援大队把尸体抬出井口，交给矿方，并要求矿方立即上报事故情况。
可无论是事故情况还是已发现遇难者尸体的事情，都被矿方隐瞒了。
记者想知道的是，谁在背后撑腰，让这个矿长在如此大祸来临时，竟敢掩盖事实真相？谁又在背后撑腰，使他在此地呼风唤雨，如此嚣张？
希望还在
5月16日晚近8时，记者见到了急速赶来的湖北郧西县副县长一行。根据遇险者家属打来的电话，地处秦岭南麓的郧西县政府震惊地听到，县里的14名打工者可能在富源煤矿中遇难。
自从 5月11日得知不幸的消息，郧西县想尽办法与河津市联系，想得到关于事故的准确消息。但从查号台查出的河津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是空号，他怯执虻绫ㄖ梁咏蚴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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