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活得好不好，不是可以一概而论的问题，尤其是在农村中的贫富差距愈见显著的情况下，我不打算就此做个抽象概括（事实上我怀疑自己有这种抽象概括的能力）。根据家庭经济情况的好坏不同，我从走访的农家中选取三个代表性的例子，竭尽自己所见所闻，来记述村民生活的"原生态"。每个例子所涉及的农村现实都是自己感性认识的一个整合，由于时间和理解能力所限，既不可能面面俱到，也决不是一面之辞。
在每一个例子里，我将侧重反映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税费，土地和村民自治问题，为了不损害故事的真实性，我只对主人公的名字做了处理，就简单称他们为费妈，地奶奶和治大爷吧。
“我不是一个好的述说者，那么你的耐心倾听就更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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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来访很明显吓到了这个淳朴的农妇，费妈弓着身子，头发蓬乱，目光迷乱的盯着我们几个不速之客，僵直的手高高托起充做门板的破布帘，一边迎我们进去，一边喃喃地重复着，“我没钱，没钱……”我们疑惑地进了屋，拉她坐下说话，她死活不肯过来，屋里晦暗的光线下看不清她脸上的神色，却从她模糊不清的话语中觉出惊恐来了，好不容易我们才听出“水电费”几个音，原来她把我们当作是收水电费的了。这户农家的贫穷确实让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连饭桌都没有，几片发黄的菜叶横在灶台上，边上冷冰冰地供着女主人的妹妹送来的一口旧锅，我们在屋里居然没找到一根火柴！不知道他们三餐吃的都是什么？
男主人出门捡破烂去了，据领我们去他家的乡亲说，费妈的丈夫先前给人赶马车轧了腿，落下残疾，不能种地了，只好靠捡破烂维持生活，家里有两个儿子，出去做建筑小工后就没影了，过年时回来一趟，掏出一块四毛钱买点盐而已。责任田荒着，猪圈空着，可土地税和各项摊派一样也不能少，村里人均分到六分田左右，农业税一年要30多元，特产税也按人头摊派，再加上三提五统人均71.5元（据村支书说41.5元归镇里，村里提留30元），一年这人均100多元的负担，也许我们看来还抵不上半个月的零花钱，可要想想看，靠拖着残腿走上好几里路捡破烂，一天下来也不过一块多钱的收入，怎么可能交的起这钱？有次来人收费了，把这家里仅有的一匹小马驹拖了去……在贫困的生活压力下，费妈有些精神失常了，我们不论怎么和她解释，她只顾抗拒地说，“我没钱，没钱……”我们商量着给她买点生活品，她惊恐地推开我们，说：“你们别再来了，我怕。”
费妈的抗拒和申述在沉重的负担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据了解，在这个192户人家的村里，象这样的特困户有十来家，而贫困户占了半数左右！真是难以想象这个村在早些年就已经申报是“小康村”了。而各项费用也因此标准折合百分比。拿计划生育工作的罚款情况来说，小康村标准为人均年收入1800元，根据超生情况不同，社会抚养费约在人均年收入的2.5 倍上下浮动，夫妻双方加和结果约为10000元左右。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计算大抵如此，直到现任支部书记才改了申报为“贫困村”，批没批下来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从我们访问的农户来看，通常都闹不清楚也不关心负担卡上的收费名目，按他们的话说，不过是换个说法罢了，交的钱可半点没少。而要是经济上负担的起，他们一般也不会拒缴“政府”要收的钱。对普通户而言，这个村的经济来源基本上是靠男劳力出外打工。其中以瓦工，建筑小工为最多，年均收入能有5000~6000元不等，但被包工头坑骗拖欠的事件屡有发生，也有些年轻小伙子出去打工就几年不再回乡了，于是交不上各项税费也并不出奇。像费妈这样的家庭没有劳动力和产出，自是穷苦到了极点。她所仅存的一点反抗意识，也许就是那反反复复的自语“我没钱”了，在那戒备的神经质下，我们始终无法和她沟通一句半句。管子说“仓禀足而后知礼仪”，我无法想象若是自己处在费妈的生存环境下，能不能察觉自己是值得尊重的生命个体？
农民活的好不好？农民都能好好活着么？
"土地是生存的依靠，农民的镢头下翻腾着对土地纠缠无望的苦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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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晓新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外出打工，但民工被包工头坑骗或拖欠工资的事件屡有发生，所以农民说，打工是"拿不准的"。唯有土地是生存的基本保障，哪怕六七十岁的老农也始终坚持在土地上的投入和辛勤劳作，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那样的自然深沉，而农民束缚于土地的无奈却也十分之明显。
晓新村192户880口人，统计原有耕作田1720亩，退耕还林后余800多亩，其中水浇地400多亩，其他为旱地和山坡地，人均分到约6分地，而人均要上缴的土地税和农林特产税约为30多元。我们走访的农户中多半都说种地是很难赚钱的。地奶奶算出一笔帐：她一家四口有两亩多地，一年400元左右承包费（她这里是指统算的农民负担），每亩地水费37.5元，合计要96元水费，再加上种子，化肥等投入，每亩地总要有两三百元投入，而这个家庭去年年产玉米1000斤，小麦800斤，粮价为小麦0.42元/斤，玉米0.48元/斤（村支书提供的粮价约为0.60元/斤，与此不符），这一笔帐算下来，一年辛苦耕种下来，试问农民要拿什么奔小康？
像地奶奶这样一笔帐在农户中是比较普遍的，若家里有出去打工的就能多收入些，家庭经济情况就好些。而真正能靠土地创收的比如栽种果树和培育小树苗都是需要投资的，据村支书说，培育树苗的大棚一个就要两三千元，没有抵押根本不可能贷到款。而经济作物的市场风险也比较大，所以不是一般农户能够致富的途径。
那么农民能够选择什么呢？种地不能致富，而离了土地生存都没有保障，浇灌心血的土地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不得不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活得好不好？
我们在村支书那里询问村政权的基本组织架构，晓新村设村委3人，党支部3人，在村委中安排会计，但因为有兼任的情况，所以整个权力机关就4人。比如支书自称兼任村主任（同时还是村里唯一小学的校长，没准还有什么可兼之职呢）。根据我们的了解，这几年晓新村里基本没有什么公益建设，而村支书一再说“工作不好做，村财政困难，债务积压”如此等等。支书原是分管农机的镇干部，因为前年原村支书私卖土地一事，村民愤而上访，镇里才把他派到这里当支书。
村民能够争取自己的利益并获得成功，其间该有不少艰辛和经验吧？我们怀着佩服的心思寻访带动并组织村民上访打官司的治大爷。
治大爷今年69岁了，是个瓦工，还是个老党员，也曾当过村里的副支书，对晓新村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膝下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都成家了，儿子多在外村做瓦工，身边留个老儿子，家境比较宽裕，家里还安了暖气管，这在我们走访的多户农家是基本难见到的。
听说北京学生想了解农村情况，治大爷十分热情，主动地约我们上他家，介绍村里的情况，希望我们把这些问题“反映上去”。据说他曾先后四次请村支书来家反映村里现状，可惜终究没能见面。治大爷早先当过村干部，村民有什么问题也常找他出主意。他说自己虽然是村代表（每个生产队有四五个代表），但村里开代表会商量事情的时候并不通知他，而是按需要叫人。通知来开会的每人给发100元钱。所谓议事民主，却有小利益群体的滋生。
提到上访打官司的案子，我们多次听村民提及，却往往夹杂不清。治大爷的解释是这样的：
第一例：2000年正月的时候前村支书将堡垒山坡上约27亩土地划给保定，合同上协议为保定付给晓新村12万元，预付了6万元，但晓新村村民事先并不知情，6万元也没有发放给村民分文。该山目前植有树木已划户管理，村民突然被侵夺了土地，心中不平，集资上告。为了上县城说理，交通费，食宿费和材料打印等费用都是村民自发筹集的，有2元钱到100元钱不等，这笔钱有账目可查，而治大爷还从箱底拿出红布包着的一摞上访材料给我们看，都是农民个人出具的证明书。字字深情，呼唤政府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上访历经三个月，由县信访局判定堡垒山归晓新村，追回该合同，而6万元定金早已不见踪影。保定方面告状，由西陵镇出面还了欠款，但这笔款项将来会不会巧立名目摊派到农民身上，还是百姓心中疑虑。
第二例：陵后头有道沟，四十来亩，本是晓新村村民的承包地，因为旱地要看天打粮食，所以有种着的有荒着的，突然有天村民在沟里撞见有人开沟种树，才发现土地被侵占，于是村民约四五十人组织了一次集体上访，后因集体上访不合国家法规，改派了五六个代表，历经一年多，上访了镇政府，县政府，人工部，法制科等许多部门，村民把镇政府告上县法院，官司输了。因“村民闹事”，县公安局来人开进村里抓人，村民们拦住公安讲理，不解决问题不让走。后地区法院二审判决将土地判归晓新村，但始终未落实，村民说，“民告官本来就难，只要把土地还给我们，也不敢要求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了。”
淳朴的村民呼唤正义的愿望，却还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实践民主权利，农民怎样才能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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