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是来上访的。在她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装着厚厚一叠材料，委屈和愤懑都在那儿－－－
袁的家位于乡政府即将兴建的一个大市场的范围之内，因价格谈不拢，袁家不愿意拆屋。2000年12月6日，袁15岁和12岁的女儿，因所谓的“阻挠施工”“被推倒在地”，并“被抓住脚倒拖到乡政府的汽车上关了两个小时”。
2001年4月26日，袁家房屋被人强行拆除，当时袁和丈夫在外未归，两个在家的小孩手脚均被铐，直到房屋拆完。
2001年7月10日，袁和二女儿被抓到乡政府关押，女儿被打得“脑子出现问题”。几次惊吓之后，年仅13岁的女孩变得“精神失常”，时常发病。
袁德华对记者直言，拆他们家房屋和打她女儿的皆为湖南省隆回县罗洪乡政府的少数干部。
从县里到市里，从市里到省里
因为孩子被打之事，袁德华从2001年2月份开始到隆回县上访。“隆回县政府信访办、检察院、公安局、纪委都去了，都没结果。开始也有讲得好的，后来就说是我‘无理’，‘没管好孩子’。检察院和公安局答复说只要纪委签字就给解决，但纪委不给签字，还是解决不了。”
在隆回县搞了3个月，看看没希望了，5月份袁德华来到了邵阳市。
“在邵阳市，我找到了市政府信访办，信访办的同志给我打了个电话，要隆回县政府信访办的同志去调查一下。后来，在乡政府干部的陪同下，县里来了几个人，看看就走了。
我又找到邵阳市信访办，信访办又给我往隆回打电话，隆回那边答复说，‘调查过了，是他们（指袁家）不对’，实际上没调查一个群众。再后来，市政府信访办的人跟我说，‘我们信给你写了，电话也给你打了，县里不给你解决，我们也没办法。’”
2001年9月，袁德华上访至省里。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决定到省里来上访的。一开始是找省政府的信访办，信访办的同志给我写了封信，我拿着信再次找到县里，县里一个人说，‘这种信我们收多了，有什么用？你再怎么拿信来，都没用的。’连接都不接省里的信。”
从去年到今年，袁德华来长沙已经有10几次了，每次都去找省政府信访办，信访办的人也烦了，对她说：“你次次来，这个事我们也解决不了。你还是要找隆回县，隆回县不处理，我们也没有办法。”
“先拿钱，拿了钱好说话”
到省里上访之前，在长沙打工的袁德华的丈夫聂凤羽，辗转认识了一个叫屈永俊的人，此人自称是“省政府新闻办”的。他答应到隆回采访，帮袁德华一家解决这件事。夫妻俩大喜过望。
2001年9月上旬，聂凤羽陪着4个人－－－屈永俊、刘爱龙（也自称是“省政府新闻办”的）及长沙某报两个记者，从长沙到隆回采访。袁德华告诉记者，丈夫在长沙时就给她打电话，要她在家里准备好钱，每人要600元钱的红包。
第二天，袁德华赶到信用社用治病的名义借了2200元钱。第三天上午10时左右，屈永俊4人到达袁家，一进屋，屈就开口要钱，“拿了钱好讲话”。这样，2200元，屈永俊与刘爱龙每人600元，另两人每人500元。
离开长沙前，聂凤羽向包工头借了1800元，加上原来带的700元，共2500元。回到家里一看，就只剩5元钱了。
在述说这个过程时，袁德华突然变得有些不自然，在记者的追问下，她叹了口气，说：“这不好说。那两个人（屈某和刘某），还找‘小姐’，在长沙玩了一次，新化玩了一次”。
“吃了饭，他们了解了一些情况，屋前屋后都拍了照片，当时他们承诺这个事一定给见报。没过多久，乡里就知道上面有记者来采访了，马上赶了过来，请他们吃了中饭、晚饭，第二天早上又送到隆回县，在县里住了一晚，第三天，他们就回了长沙。听说乡政府又特意到长沙请了他们的客。”
在那些人走后，袁德华和丈夫来长沙找姓屈的，屈某却说不能见报了。袁德华找到其中一个记者，那个记者退了400元钱。她给屈某打电话，要他退钱，屈某让去东风广场拿钱，袁德华一个人不敢去。
后来，在一个中间人家里，屈答应退钱，写了张退还500元的字条，要袁签字，其实最后只退了410元。据了解，湖南省新闻办没有叫屈永俊、刘爱龙的人。
“冒着危险来上访”
上访期间，袁德华还有过被收容遣送的经历，那也是她刻骨铭心的记忆。
“去年12月28日，我到省政府信访办去，信访办的同志说给我打个电话，要隆回县的人来接我回去。我就在省政府大门口等。等到下午6时多，突然来了几个公安把我送进了长沙市收容所。我不肯进去，说，‘我是有冤来上访的，为什么要把我抓到收容所？’”
袁德华说，在收容所，她的两个大袋子都被没收了，里面有上访的全部材料，还有棉被、毛巾。最重要的是女儿被打的照片、在长沙的医院做的伤情鉴定，都是原件，全被没收了。
“过了两天，我就病了，发高烧。收容所要求，交300元钱就可以放人，我没钱，便出不来。第四天，我被送到娄底市收容所。”
“在娄底，我又呆了3天才出来。那段时间我心里难受，又生病，差不多有7天7夜没吃东西，一出来我就昏到在娄底火车站，幸亏被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救了。”
回到家，休息了10来天，身体稍微好转后，袁德华又到了长沙，来找回那些上访的材料。
“我向省政府信访办反映，信访办让找政法委，政法委让找民政厅。民政厅又说这事属长沙市民政局管。找到民政局，民政局打电话到收容所，让自己到收容所去。”
“收容所不承认拿了材料。我又找到民政局，民政局又给我打电话，还是没拿到。”为了找回材料，袁德华说到收容所去了4次，都没有结果。
最近一次出来上访，袁德华是偷偷跑出来的。她告诉记者，今年年初，罗洪乡政府曾经就房屋被拆一事跟袁家协商，并要袁写保证再也不出来上访了。袁不愿意。后来袁所在村的村长替袁在保证书上签了字。
袁德华说，那之后，“天天有人围着我家，怕我出来上访。”直到3月中旬的一天深夜，袁找了个机会，冒着危险从家里偷跑了出来。
“留在长沙也没有用”
4月19日上午，大雨。记者随袁德华去她目前在长沙的住处－－－一处即将被拆迁的楼房。
袁说，每次来长沙，都是找在这里“拆房子”的老乡，蹭饭吃，蹭地方睡。周一到周五袁去上访，周末就帮老乡做点事，抵作生活费。住处是不断更换流动的，去年在南门口，今年就到了新风街。
袁告诉记者，家里房屋被拆后，她和丈夫在马路边临时搭起一个棚子，30来平方米，一家5口人全住在里面。屋顶是稻草铺的，时常漏雨。在袁的临时住处，记者发现不少塑料布，袁说捡了准备带回家铺屋顶的。
袁“精神失常”的二女儿已经没法再上学。两天前，袁德华打电话回家，家里告诉她女儿又病了。家里请了个赤脚医生看了看，也不知情况怎样。袁心里很着急，家里让她回去，但她还想去省政府信访办看一看有什么消息。
4月22日从信访办出来，她再次深深地感到“留在长沙也没用”。当天深夜，袁德华无望地登上了返回邵阳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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