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人们又从文字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进行了新一轮研究，形成了自明清以来的第三次高潮，目前已有十几种说法。
“红崖天书”的内容神秘莫测，最新解说认为它是建文帝“伐燕檄诏”，隐藏着一段历史谜案，对此，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悬赏百万，竟是口头支票
最近《云南日报》载文，称“贵州有关方面已把对林国恩的奖赏提到了议事日程，也就是说，林国恩在不久的将来有望成为那100万元奖金的获得者”。
然而山东大学艺术系副教授、“红崖天书”的研究者刘乐一说：“悬赏百万，只是当时安顺地区专员即兴的口头提法，并未形成相关文件。”近年来，不少人凭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致电或直接去安顺索要奖金，孰不知该专员早于1993年就调离了安顺。因此，“悬赏百万，破译‘天书’”连一纸空文都算不上。
在1999年，贵州省文化厅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了林国恩破译“红崖天书”学术报告会，认定“红崖天书”被林国恩所破译。
当记者打电话问及江南造船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是否得到100万元时，他说：“我还在就悬赏事宜同有关方面交涉。一些律师和媒体都支持我打官司，但我不愿过多参与此事。”
刘乐一说，他曾在1996年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并被《新华文摘》转载。他在与当地有关人士直接接触之后，他能够比普通人更清楚地知道悬赏的内幕。他说，1996年前后出现了以讹传讹的“悬赏百万”的说法，一方面，反映了某些研究者的心态，另一个方面，也促进了第三次研究高潮的形成。
据介绍，“‘天书’研究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的代表人物是明朝嘉靖举人邵元善；第二次高潮兴起于清朝光绪年间，当时的人们纷纷拓印“天书，或考证，或收藏，或以送礼；第三次高潮是近十年的事了，其间更多的学者试图从更多的角度对天书作出解释。
“红崖天书”与明建文帝有无关系
“建文帝当时是出逃了，后流落到贵州，并在那里出家。”刘乐一认为“红崖天书”是建文帝的留言牌。林国恩经过九年考证，认为“红崖天书”是建文帝的“讨燕檄诏”。
建文帝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根据遗诏登上了皇位。这招致了早就怀有野心的燕王朱棣的不满。第二年，朱棣以“清君侧”和“靖难”为名义，起兵反叛。本来中央军队数量占优，但由于建文帝手下大将李景清指挥不力和宦官的内应，叛军攻破了应天城（今南京）。就在这时候，皇宫起火，建文帝也不见了踪影。《明史·恭闵帝》记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林国恩称自己与同济大学地质学教授景学立一起为了确认摹本采用了地质分析的方法，根据岩层下面的痕迹与二十多种摹本相比较。后来又找到了《明史纪事本末》中有关建文帝纪闻的原始史料：指出建文帝出走在前，宫中火起在后，实施了“金蝉脱壳计”。燕王入城后将计就计传言建文帝被火烧死，为自己登基做铺垫。
刘乐一说：“‘天书’中的年号‘丙戌’，即建文四年，正是燕王叛乱的后一年。建文出逃时，有众多亲信随行，但在流亡的过程中分散。安顺处于交通枢纽,是进出云贵必经之路。在此留下‘天书’，其目的在于告知众人自己的行踪。”
林国恩则认为，建文帝在皇叔朱棣篡位之后，便在亲信随从的保护下，隐匿到了贵州的山谷之间。在躲避了数月后，建文帝很想号召臣民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于自己的身单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众多，难于应付，便想出了这么一个讨伐朱棣的檄文，让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上篆体、隶书、象形文字、草书以及图画的形义综合成一种“杂体”，然后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写于红崖之上。
林国恩把“天书”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皇龙）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害（段、殴、牢、杀子民），致尸横、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难书。使大明日月无光，变成囚杀地狱。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斩首消灭）。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允（火+文）（御制）。
北京师范大学明史专家、博士生导师顾诚教授介绍，建文帝下落现在仍是一桩谜案，他是否逃到了贵州，仅靠对红崖天书的猜测还不足以证实。依据红崖天书来断定建文帝的下落纯属个人猜测，在史学上价值不大。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历史学界长期流行两种说法：一是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死，一是建文帝流落海外。
刘乐一称自己在研究“红岩天书”的过程中，他在安顺境内高峰山寺找到了建文帝在那里出家的证据，寺院里有一个藏身洞，洞里刻有一段铭文：“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刘乐一说，秀峰是当时高峰山寺的住持，“肇”即“创建”的意思，“建文迹”与后半句连起来，指建文帝出家的地方。寺院里有一幅“大明皇帝建文帝遗像”，画面上，建文帝已是垂暮之年，以僧人面貌出现，高坐在靠椅抚琴，系工笔写真。这幅遗像成了建文帝在此修行的铁证。高峰寺对面的石崖上，有“西来面壁”的石刻，据当地传说是建文帝所书。
“红崖天书”是不是汉字系统
刘乐一说：“1992年去贵州安顺看到了‘红崖天书’，当时石崖上只剩下四个半字形。看上去像水牛血写上去的。”
根据明清及民国时期的文献记载，自有人发现了“红崖天书”之后，当地及贵州的许多官员和文人全都纷纷对天书进行拓印，或进行考证，或收藏悬于堂中，或作为送礼之物，这样，使得红崖天书在多年的传承沿袭当中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或附庸风雅的器物。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永宁州团首罗光堂为了晋级想要拓印一大批“红崖天书”，好送给顶头上司，便命令工匠用桐油拌石灰涂凸字面，使字变成阳文进行拓印，之后又命令工匠用锤钻将桐油石灰铲平，让人参照还残留的某些笔划，随意乱刻上一些似文似图的字。“红崖天书”的本来面目给彻底破坏了。此后，许许多多的官员和文人便依照着自己的想法和猜测，模拟出了各种各样的“红崖天书”。
刘乐一认为“红崖天书运用了钟鼎文等篆隶书体，采取了添加、省减、移化、图释四种方法将字形肢解。林国恩认为天书亦文亦画，不能单纯地理解成文字或者图画。他描述道：“观其文，它是道圣旨，从右至左直排成一篇《伐燕诏檄》。察其图，自左向右看，它是一幅御驾亲征图。”
而顾诚教授认为，“红崖天书”是一种古怪的文字，应该不属于汉字系统，可能与少数民族文字有关。古代的云贵、广西多称南蛮之地，当地的文化、文字与汉民族不是一个系统，而且当地壁画较多，所以把天书和壁画联系起来也似乎合情合理。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专家、博士生导师董晓萍认为，“红崖天书”可能与壁画有一定的关系。四川凉山、内蒙古的一些地方都有一些壁画。壁画的内容是用来祭祀、描写当时人的生活及其与自然的斗争。所谓的“天书”是神仙、超人力量制造出来的东西，有一种神授的感觉。所以，用“天书”来形容红崖上的符号并不是很恰当的。
那么，“红崖天书”究竟是属于汉字系统还是少数民族的壁画或是文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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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碑刻专家赵超先生说：“对于‘红岩天书’，学术界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我只见过‘红崖天书’的摹本。摹本的内容趋向符号化。目前关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在的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可以说，哪一种说法都能说，但哪一种说法也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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