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受審照。（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81年1月25日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為首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被告人江青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文革中毛澤東和江青之間是什麼關係？是親密關係？是一般工作關係？是疏離關係？還是對立關係？如果按照1981年最高法院判決書：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為首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那麼她和「人民民主專政」和「革命集團」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就應該是敵對的關係。事實真相是不是這樣？
一年前北京拜訪江青秘書閻長貴，獲贈一本由他和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王廣宇合寫的文革回憶《問史求信集》，讀來饒有興味。下面用書中閻長貴回憶江青的五處細節來回答上述疑問：
1、「為江青服務，就是為我服務」
剛開始工作，閻長貴誠惶誠恐，覺得江青性格喜怒無常難侍候，一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服務員是他老鄉，當時開導他，毛澤東曾經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為江青服務，就是為我服務」，他於是感到釋懷。他後來查證確有此事，是六十年代毛對一名被江青責罵喊滾，因而感到委屈的服務員張素蘭親口說的。書中寫道：「毛主席的這句話，不僅成為江青身邊工作人員的強大工作動力，而且也成了化解為江青服務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鬱悶和不快的寬心丸——偉大領袖毛主席理解我們啊！」（《問史》「毛澤東和江青二三事」）
2、回家
文革前江青每年都要到外地避暑避寒，全年不在北京的時間加起來一般都會有半年或半年以上，唯獨文革高潮的1967年「很少見的，可能是絕無僅有的」，「就是一步也不離開北京」，沒日沒夜沒星期天，全副身心投入文革。那年6月份江青身體不大好，她對閻長貴說：「主席也叫我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時間……你看，這麼多事，我怎麼走啊！」（《問史》「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江青「主要住在釣魚臺，下午只要不開會，她幾乎每天都去看毛主席」，「其住處就是釣魚臺十一樓和中南海豐澤園『兩點一線』」。「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裡去，和別人（包括周總理）不同，因為她是回家啊。」（《問史》「文革初期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
——那時多少人想見毛澤東而不得其門！閻長貴親口對筆者說：「連周總理每次要見主席都得事先打電話問過，得到允許才能前往。江青不一樣，那裡就是她的家嘛！」
3、合影
1967年五一節，毛澤東等領導人到北京中山公園參加遊園活動。江青護士許春華代表工作人員向江青提出「我們想和主席照張相」，江青說：「那我去問問主席」。結果毛爽快地答應了：「好，照吧。」閻長貴本人也參加了這次合影，他回憶此事時很感慨：「而我們從這件事看，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是很親密的。如果不是這樣，即不是很親密，江青會向毛澤東提出工作人員要和他照相的事嗎？同時，毛澤東會爽快地答應嗎？！」（《問史》「文革初期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
4、贈字
網上傳聞江青臨摹毛的書法幾可亂真，現在流傳的一些毛澤東書法作品其實出自江青。此說本來應該借這次機會向閻老求證，惜一時忘記了。不過關於毛的書法作品，有件事還是第一次知道：
書中提到「毛澤東用大大小小的宣紙給江青寫過好多幅字」，閻長貴還親眼見江青大大方方一次就送給來訪的林彪夫婦幾幅，送給老夫子陳伯達也是幾幅（《問史》「1966——1967年江青同林彪和葉群的關係」）。
注意，第一，這不是丈夫練字後妻子收拾案桌上的墨寶，而是丈夫特意專為妻子寫的。「大大小小的宣紙」、「好多幅」——說明不是一次兩次，而是經常這麼做；第二，江青出手夠大方，能將毛贈她本人的書法作品（可能內容上還有某種寓意），「幾幅」、「幾幅」送人——不僅說明她收藏毛題字的數量一定不少，從中更可看到江青這麼做一點也不用顧忌丈夫怪罪。
5、改文《問史》
「毛澤東幫江青改文章」一文談到，毛澤東是「文章大家」，一生勤於寫作，還經常下筆修改其他人的文章，「至於幫妻子江青改文章那更不稀罕了」。文中舉出三個經典例子都和文革運動息息相關：一是66年2月《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簡稱《紀要》）；二是66年11月江青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會上的講話（簡稱《文藝講話》）；三是67年4月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為人民立新功》）。
《紀要》是江青主持部隊座談會的記錄，毛澤東指示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參與修改，本人還親自先後三審其稿，添加了十一處內容。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審閱時，毛澤東把在原標題「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前面添加了六個字：「林彪同志委託」。明明是江青主動介入軍隊文藝工作，這一改，不管林彪個人意願如何，他都變成主動方了（粵語：「食死貓」）。用江青後來的話說，就是請出了林彪這「尊神」。
——這真是神來之筆，把林彪圈進來了，把江青抬上去了，一石二鳥，令人拍案叫絕！閻長貴認為：「《紀要》是第一個明確提出要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紀要》與其說是江青的作品，不如說是毛澤東的作品……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步驟。」毛澤東對《文藝講話》和《為人民立新功》的修改也傾注不少心血，尤其注重語氣的收斂，原文中對許多用「我」和「我們」的地方，毛都反覆斟酌，或刪或改，儘可能讓自己夫人的「登基之作」給人謙虛謹慎的好印象。閻長貴當年看到毛澤東為江青修改《為人民立新功》的原稿時，感覺「震驚」
在《為人民立新功》原稿中，還有一個地方說到：「主席還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聽主席的話。在上海的時候，華東局、上海市委裡頭，可微妙哪。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也不聽，但是一個什麼人的話，簡直捧得像聖經一樣的。」毛澤東把「我的話也不聽」中的「也」字改成「更」字。當時（1967年4月），看到這裡時我（時任江青秘書）被震驚了，心裡長時間暗暗發笑，心裡想毛主席真厲害，真細心，也是對江青的真愛護，把「也」字改成「更」字，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了。按照原來的說法，「主席的話不聽」，可以理解為「尚可」，「我的話也不聽」，那還行，那還了得，這不是把自己擺在主席之上了嗎？！毛澤東看到這個地方時，可能感到了這點，甚至可以說一定感到了這點，要不怎麼把「也」字改成「更」字？這樣一改，就符合江青的身份了，「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更不聽」，和主席相比，我算老幾？至今想到毛澤東的這個改動，我還是感慨萬千！也許有人會說，這可能是江青講話時的口誤；恐怕這樣辯護不行，要知道對錄音整理稿，江青本人是「改了幾次」才送毛澤東審閱的。——退一步說，即便江青確係口誤，毛澤東給改正了，也是一件很值得體味的事情。
毛澤東修改文章「點石成金」，經毛澤東一改，江青的講話或文章其質量（姑且不論政治傾向）就顯著提高了。（見《問史》217頁）
我讀《問史》一個重要的收穫就是更感還原歷史之重要。毛也好，江也好，有人愛有人恨有人頌有人罵人言人殊，這是很正常的。要評價一個人，一段歷史，不能先入為主，憑主觀臆斷，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面對基本的事實，先擺「有什麼」，然後才談得上去討論「為什麼」。文革過去將近五十年了，歷史刻意被掩埋，「有什麼」都不知道（年輕人尤甚），何談「為什麼」？當然就只有任憑當政者胡說八道啦。一本《問史》，只講事實，不涉褒貶，就已經讓堂而皇之的一九八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無地自容，可以想像切割歷史掩耳盜鈴，是何其荒謬！
然前車之鑑，今又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