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洛專訪（圖片來源：看中國）
【看中國2023年6月24日訊】 （看中國記者李靜汝採訪報導）旅居德國著名環保生態學、水利工程學專家王維洛博士，最近就三峽工程撰文指出：三峽庫區庫岸岩體劣化已經威脅到居民生命與財產的安全。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系統性的撒謊，恐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看中國記者就此話題採訪了王維洛博士。
沒有六四屠城就沒有三峽工程
王維洛在採訪中首先指出，三峽工程決策完全是中國共產黨利用它手上的權力強行通過。「三峽工程最後決策，按照官方的說法是1992年3月-4月初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後決定的。其實三峽工程的決策是在1989年六四之後大概七月下旬的時候，就已經做出了這個決策。當時江澤民當上總書記，六四屠城後一個多月七月，江澤民就親自到三峽壩址去表態了，表示支持三峽工程上馬。那時候李鵬正好鬧情緒，在醫院裡躺著。江澤民到了宜昌的第一天，就給李鵬打電話了，說他已經到了三峽了，他很支持三峽工程等等。
其實在六四之前4月3號這天，當時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姚依林，他代表中共中央，和李鵬一起出席了1989年兩會結束的一個記者招待會。對著中外記者，他說三峽工程我們5年之內是不會考慮上馬的，所以現在討論三峽工程都是沒有意義的，5年之內不討論這個話題。他針對的是1989年2月底。當時這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已經到北京來開會了。那時候的政協會議和全國人大的會議召開，要三、四個星期或五個星期。他們進駐賓館以後，當時戴晴主編的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長江長江》這本書，就已經發行了。這本書裡面收集了主要的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意見，就說為什麼三峽工程不能上馬。因為他們當時聽到了消息說在1989的兩會期間，中共中央國務院準備把三峽工程推上去，就是嘗試一下在兩會能不能通過。所以他們就組織了一批人寫了報告，做了採訪，表達了反對的意見。書都已經送到他們下榻的賓館開始出賣了。而且戴晴還專門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說這個書出版的意義。
但這本書的影響在當時它持續的時間不長。大家都知道胡耀邦死了以後，大家都到天安門廣場去紀念胡耀邦，就沒人去關心三峽工程的事情，大家更關心的是官倒、腐敗、中國追求民主的這些問題。就是說在六四鎮壓之前，三峽工程反對派他們在反對意見表達上，他們更具有系統性也更加完備，根本就沒有可能通過三峽工程這個提案的，就是你拿到全國人大來討論，也不可能通過。
就是已經到了1992年，江澤民、李鵬都還很擔心三峽工程依然不能在全國人大通過。所以江澤民當時就自告奮勇說，我到兩會的黨團代表的會議去講話，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我就是江澤民，都支持這個工程上馬，希望黨員代表能夠尊重黨的紀律來投票，這是黨的決定。所以最後投下來的贊成票，基本上和中共黨員在兩會裡面的黨員比例是差不多的。將近是2/3的人投了贊成票，1/3的人投了反對票和棄權票。這在中共全國人大代表的大會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現在你看到的都是100%的通過支持習近平連任的。
六四屠城以後，中共就發了一個通緝令。通緝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這些學生領導，還有這些知識份子的代表，還有所謂的幕後黑手。戴晴就成為了天安門廣場事件的一個黑手。就給戴晴主編的這本書下了一個定義，說是為反革命暴亂提供了輿論準備。就說你反對三峽，就是為六四天安門動亂提供了輿論準備。這本書就成了反革命的書，當時就被下架燒掉了，有的就回爐重新化作紙漿了。就說你利用了鎮壓六四來打擊三峽工程反對派，用政治迫害的手段。
我們這裡舉一個人的例子，他的名字叫田方。田方我在上大學就讀他寫的書。他寫過中國人口的遷移史，還有中國工業布局方面的書。田方這個人抗戰之前他是個學徒。抗戰爆發以後，他就像很多熱血青年一樣，到了延安參加革命。當時他儘管是個學徒，文化水平還算不錯，他就跟著彭德懷和習仲勛的部隊當隨軍記者。後來被習仲勛看中，就留在了習仲勛身邊當秘書。習仲勛到國務院那時候叫政務院當副總理的時候，他也是秘書。習近平出生的那段時間，他也是習仲勛的私人秘書。
後來這些秘書當的時間長了，這些領導人就說我提拔你，但我不能在系統內提拔，我把你調到外面去提拔。50年代初的時候，他就被提拔當了雞西市的市委書記。後來田方這個人他覺得市委書記這個活兒不是他喜歡干的，他說他要去搞研究，研究中國人口的遷移。所以他就又被調到國家計委去了，當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的副所長。經濟研究所有一個很好的訊息管道，他們有所有國外的報刊。中國當時有兩個單位可以接觸到國外的報刊雜誌，一個是人民大學的報刊中心，還有一個就是國家計委的經濟研究所。所以田方就接觸了很多國外的學者對三峽工程的評論。他就把這些評論都收集起來，發表成文章。而且他和他的助手林發棠，一共編著了三本書，叫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三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這還是在1989年之前，他們這本書出的比戴晴還要早。
六四屠城後中共要審查田方。你就想國家計委的研究所的副所長遭到審查，還有和他一起被審查的國家計委副主任林華，他也是三峽工程反對派。當時找他們談話的是另外一個國家計委副主任。當時都是這麼說的，領導說我們知道你是好同志，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但現在這政治形勢是這樣的，以後你就不要談三峽工程了，這一次是我領導以個人的身份把你保下來，以後你就不要再說了。從那個以後，田方他就沒有在公開場合發表過對三峽工程的意見。
你可以到中國的報紙上去找，一直到1991年總共只能找到一篇有一半意思上的反對三峽工程的文章，那是錢偉長寫的。那還是海灣戰爭爆發以後，他看到美國用導彈打伊拉克，伊拉克就說我們要把阿斯旺大壩給炸了，因為當時的埃及是站在美軍這一邊的，是打伊拉克的。伊拉克說我們把導彈部隊調到埃及的邊境，把阿斯旺大壩給炸了。然後美國就發了個聲明，說伊拉克你要敢移動你的導彈部隊，對準阿斯旺大壩的話，我馬上就把你滅了。
錢偉長是中國著名的右派、當時的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就寫了篇文章，說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有戰爭的風險，所以不宜建三峽工程。就是從1989年六四到1991年差不多兩年時間，中國報紙只發表過這麼一篇對三峽工程有異議的意見。其它的都是說三峽工程怎麼好怎麼好。所以三峽工程決策，完全是中國共產黨利用它手上的權力強行通過的。」
三峽庫區滑坡岩崩風險早已被專家明言
王維洛還談到，其實三峽工程庫區地質滑坡岩崩的危險早就被一些專家提及。「當時有一個老先生叫陸欽凱，他是中國研究長江洪水時間最長的。193幾年從浙大土木系畢業後，就到了國民黨的資源委員會研究長江洪水。1945、46年的時候，美國人要幫著中國人建三峽工程，他又被派到美國去留學，參與三峽工程的設計。後來美國人不建三峽了，他從美國回來，獲得了美國的一個碩士學位。這個老先生他就論述了三峽工程為什麼不能建，講了十個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他就講三峽庫區這個地方，地質條件特別的複雜，滑坡岩崩這些風險處很多，而且這個地方又是一個暴雨區。如果地震、滑坡、岩崩一起發生的時候，就是一個大的災難。當時贊成陸先生意見的人很多，包括我們前面提到的田方。田方還專門引了國際上的很多專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提到了義大利的大壩由於滑坡造成了幾千人死亡的案例。
還有一位老先生叫侯學煜，生態環境組的顧問，老的科學院院士。他也沒有在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上簽字。他也是說在討論這個風險的時候，我們要看這些災難同時發生的時候，它有多大的危險。他舉了20世紀80年代，由於建了葛洲壩水庫以後，水位上升，造成了新灘的滑坡，使得新灘整個鎮都毀掉了。滑坡有一個特點，不像岩崩石頭啪倒下來。滑坡它是一個慢慢流動的過程，先地面會開裂什麼的，它有一些徵兆，有個時間過程，人們有時間可以把人員撤出去。但是它的災害的損失是非常大的，比如說像新灘。當時新灘是長江邊上一個很大的鎮，這個滑坡下來了幾千萬立方米的土石，一下子就把整個鎮給淹沒蓋上了，這個地方就沒有了。而且大量的土湧到了長江裡，湧起很高的浪叫湧浪。它的湧浪能到高達30多米。義大利的那個水庫它還更高。湧浪湧起了以後，就把江對面的船全部都打翻了，也造成了死人的事故，就是危害相當大。侯學煜教授也指出了這個風險。」
三峽工程論證報告系統性撒謊
王維洛進一步指出：「當時指出三峽庫區地質條件不好的這個事實，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潘家錚作的三峽工程論證總報告裡，卻說我們這個三峽庫岸都很安全、很堅固、很穩定。最多的滑坡體、岩崩體就一百來個，庫岸絕大多數是都是穩定的，沒問題的。等到了鄒家華在向全國人大代表作的報告裡，他把這個危害又再往下減了，說庫岸都是堅硬的，穩固的，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就是有幾個滑坡體也都是離三峽大壩很遠的地方，所以對大壩沒有什麼危險。
但92年全國人大代表以2/3的同意通過了三峽工程後的幾個月，國務院馬上就開始投資，治理三峽庫區庫岸的這些可能產生滑坡和可能產生岩崩的地方。
隨著三峽工程往前推進，三峽庫區的滑坡體的個數很快的往上升了。先是到了700多，後來到了2000多，到了現在是7000多個滑坡體。你就想當時說的是104個滑坡體，到了現在已經7000多個滑坡體。當時說的庫岸絕大多數都是穩固的，現在說庫岸絕大多數都是不穩固的。就是說等到三峽工程上了馬以後，特別是三峽工程到了2003年開始蓄水的時候，它的滑坡體、岩崩體的位置的數量就不斷的上升。而且在2003年之前，國家就專門拿出40個億來治理這個地質問題。2003年蓄水到135米的時候，一個多月以後就發生了很大的一個滑坡體，叫千江坪滑坡體。當時死了20多個人，1000多個人無家可歸，房子都被壓沒了。而且這個千江坪還不在他們所說的這104個滑坡體之中。之後中央又再追加投資80個億。那個時候的40個億、80個億，和現在的40個億、80個億是不能比的。
到了2008年，三峽工程向正常蓄水175米沖，從第一次失敗了，2009年也沒有成功，第三年2010年它說是成功了，蓄到了海拔175米。為什麼之前不成功呢？因為當時潘家錚在可行性論證報告裡提出一個叫做排渾蓄清，就是說當三峽庫區長江河段到了汛期的時候，流量比較大，泥沙比較多，就把水位降到145米，當它水位比較低，讓水庫裡的泥沙比較容易衝下來，這叫排渾。等到汛期過去水量小了，江水裡的泥沙比較少的時候就把它蓄高到175米。
她做了一個時間計畫，從9月1號開始到10月1號往上蓄，到每年的4月份開始就往下放，到6月1號的時候要放到145米。2008年、2009年蓄水，基本上就按照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裡面的運行方案實施的。但是實踐證明這個方案是不可行的，因為蓄不到175米。所以他們後來就把這個方案改了，把蓄水的時間提前，把放水放到145米的時間往後推，這樣到了2010年的時候，它說蓄水成功。這裡順便提一下，2022年三峽工程蓄水到175米又沒有成功。「
三峽庫區庫岸岩體劣化嚴重
王維洛在採訪中還強調，目前面臨的最緊急問題就是三峽水庫庫岸劣化，對三峽水庫庫區生態環境與居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極大威脅。「隨著三峽工程蓄水到175米以後，三峽工程庫區的地質災害就不斷的上升。現在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他們給了它起了一個新的名詞叫庫岸劣化問題。什麼叫庫岸劣化問題呢？我們前面講了，三峽水庫它每年都是在海拔145米到海拔175米之間這個範圍，一會兒水升高了，一會水降下來了這麼一個過程。就是說在這個範圍裡的庫岸它的狀態一會兒是濕的在水下，一會兒又是乾的在太陽溫度的變化下。一會幹一會濕，就造成了這個庫岸風化很快，也很厲害。一會兒是水生生物它能活，但是到了沒有水的時候，水生生物都死了，陸生生物它能活著，但是水一上來了，陸生生物也都死了。所以你去看三峽庫區，它是有這麼30米高的一個生物死亡帶的。
地質工作者就發現，水位這麼不斷的上升和下降的過程中，這個庫岸的強度越來越差，就很容易就潰和倒塌。最主要表現在兩個地方，一個是在根部，還有一個是在頂上的那一部分。若頂上潰掉下來，整個下面也掉下來。還有根部垮了整個庫岸也就這麼全部垮下來。所以他們就很著急，就專門研究三峽庫岸的劣化問題。在谷歌裡你去搜索一下三峽庫岸劣化問題，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科學論文，關於三峽庫區不同地帶的劣化問題。
這個地質工作者就向中央建議了，說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將來還要嚴重，現在得趕緊投資治理這個問題。怎麼治理呢？他們就說，你在根部鑽洞鑽進去，然後裡面填鋼纜，再用水泥把它拉住，同樣在上部也是一樣的打洞，然後放鋼纜進去，把它和牢固的山體綁在一起。以前在論證的時候說我們這個庫岸都是很安全的、很穩固、很堅硬的，沒有這個問題。到了後來現在到處都是滑坡點、岩崩點。有一個大學老師帶著他的學生測量了一下三峽水庫周邊長度。這個水庫的總長度是600多公里，因為它有很多支流，所以它庫岸的周邊的長度是5000多公里。地質工作人員就說治理100米的庫岸，要1千萬元人民幣，就是說一公里是要1億人民幣，少說要幾千億人民幣。就是上現在要治理三峽庫岸劣化問題，起碼又相當於要再建造一個三峽工程。全國人大代表批准的三峽工程是571個億元人民幣，現在我們起碼要投幾千億人民幣來治理三峽庫岸。如果這個三峽庫岸不治理的話，地質工作師就說了，將來這個錢花的還要多。」
三峽工程真相一直被當局掩蓋
王維洛最後表示：「共產黨要是把真相告訴中國人，那個事情就干成了，所以它不能把真相告訴大家，它必須把真相掩蓋下來。如果中國大家都追求真相的話，中國很多災難都是可以避免的。但就是因為為了黨的利益，為了政治的目的，很多知識份子、很多專家，就迎合了這些利益集團，他不講真相。他無非在那個修辭上、在定義上做了一些竅門，然後就把真相給掩蓋起來。
最後你說是誰的責任呢？政客說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專家說的，沒有這種地質災害問題。地質專家說我們說了，你看我們後面不是一點點給你說下來了嗎，你也沒有把它當回事，兩邊就互相扯皮。共產黨需要這些專家們替它假話，這些專家也知道他們在說假話，但是他說這是黨要求我說假話。當然這些人說假話，他是有好處的。參加三峽工作論證的這些人，沒有在上面簽字的，沒有一個人後來成為科學院院士或者兩院院士。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支持三峽工程上馬的，起碼我認識的有30幾個人當上了院士，包括做地質規劃的劉廣潤教授，他就是通過三峽工程論證當上工程院院士，而且還很早就當上工程院院士。到了2003年的時候，劉廣潤教授就把104個地質災害點升高到3000多個，他為什麼敢說？因為三峽工程已經上馬了，他也當上了工程院的院士了。黨的目的也達到了，他的目的也達到了，三峽工程已經開始蓄水了，所以他就可以說了。
中國現在是不追查責任的，沒人去追查你當時說了什麼，你要對它負什麼責任？！而且現在的專家出來說話，大多數專家都是把名字隱去的，你也不知道是哪個專家說的。比如說像東方之星的國務院調查報告就說，我們組織了有工程院院士參加的專家組，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調查。哪個專家？沒有名字。」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