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蘇共在一個月內剝奪20萬富農財產，實行農業集體化，農民家產包括雞鴨和日用品全部充公。（網絡圖片）
星期六義務勞動
這是蘇俄實行勞動軍事化和戰時共產主義過程中的事。 書中介紹說，列寧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在六個月內便能到來，這段時間裡就要完全消滅商品生產。 他們同樣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前景懷抱強烈的期待，認為至少德國可以受俄國影響很快取得革命成功。 十月革命後俄國所有五人以上的企業悉被沒收。 生產凋敝，「只有印鈔機」在工作，政府沒有了財源。
托洛茨基向列寧建言：「要強迫所有工人吃苦受罪，讓他們尋找活路，但不能單獨地一個一個地去做，而要集體進行」。 要想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把日常生活條件社會化; 消滅家庭，掀掉一家一戶的鍋灶，吃大鍋飯...... 不實行軍事化，這樣的社會化是做不到的...... 軍事化加上一天兩頓熱飯，大家都一樣。 吃大鍋飯的做法定能為社會監督創造必須的條件」。
作者們認為恰恰是這樣的革命「急性病」導致了一系列嚴重錯誤。 「國內戰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二十世紀俄國史》，496~498頁）。 在作者筆下，勞動，根本無「自願」和「熱情」可言，多達1500萬—1600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時，吃的是大鍋飯。
僅聖彼德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於出生率3—4倍。 從1917到1920年該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饑餓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這裡1917年的46名科學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僅有23名。 其他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總數為6800萬，到1920年僅剩下3800萬（同上，498頁）。
全盤農業集體化
1930年，在一個月內，蘇聯60萬富農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農民私有山林土地被掠奪侵佔。（網絡圖片）
書中把20—30年代之交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個農奴法」（同上，883頁），說它是蘇共開展的一場對付農民的鬥爭，當時估計有200萬富農，150萬中農，800萬貧農。 而富農乃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勢力，所以要消滅之。 對富農實行了「區別對待」的政策：第一類，頑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槍決; 第二類，予以流放或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 第三類，則將其掃地出門，趕出原住地。
1930年1月30日蘇共中央記錄顯示，僅僅在第一期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就有20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15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同上，884頁）。 蘇共中央派出了25萬名共產黨員工作組分赴各地，兩個月內就有全體農戶的58%加入了集體農莊，其家產包括雞鴨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 許多農民屠宰牲口，已經被充公的「富農」的牲口由於無人照管而死亡。 1928—1933年牲口總存欄數劇減，直到蘇聯解體，牲畜總數也沒有恢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913年的水準（同上，885頁）。
群體性抗議事件不斷發生，也不斷遭到鎮壓，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國家安全部門抓獲，其中18，966人被槍決。 這一年13，754例群體性案件中7382件因農業集體化而起（同上，890頁）。 難怪有人將其稱為第二次國內戰爭（同上，889頁）。
農業集體化後1932—1933年出現了大饑餓，遠遠超過1921—1922年列寧時期的嚴重程度。 這次國外援助沒有一粒糧食到達饑民口中，歸「聯共中央，國家安全總局，紅軍和『在農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間餓死的人數是650萬，其中有400萬在烏克蘭，因那裡反抗最力」（同上，900頁）。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影響更加深遠的是出生率明顯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達10％。 但史達林依然堅持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化所需的機器。 總計「第二次國內戰爭期間（1930—1933年）死的人數是930萬。哈薩克共和國有20萬人逃到中國」（同上，頁901）。 軍隊士兵大多來自農村，1933年35萬餘名官兵被發現對蘇維埃制度「不滿」，「鬧事」隱患多達4000起（同上，896頁）。 可以說這是造成1937年史達林大規模清洗「階級敵人」的伏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