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的紅衛兵。(網絡圖片)
「高幹子弟」這個詞,現在不常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紅二代」、「官二代」一類的時尚詞彙。 但是在文革時期,這是一個讓人望而生畏、聞之色變的稱謂,指的是文革以前在中共體制中位居十三級以上的黨政幹部的子女,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就是以他們為主體的。
我五十年代出生於一個平民家庭,少年時所接觸過的人裡,很少有高幹子弟的身影,只是經常能聽到社會上對高幹子弟的許多負面傳言,他們給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文革災難結束後,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生活範圍的不斷擴大,我遇到過的高幹子弟逐漸多了起來, 發現其實這些人也都是普通的一群人,也是千人千面、良莠不齊,不可一概而論。 由於父母的高幹地位,他們自幼便有一種傲視平民的優越感,從而導致了他們的一些與眾不同的另類特點。 然而這些高幹子弟們成年後進入社會,也不得不與平民子弟一樣,接受 大浪淘沙般的社會選擇,服從優勝劣敗的自然規律。 這裡,我想選擇其中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四個人,與大家聊一聊。 為尊重隱私,文中人物皆隱去真名,對事不對人,務請看官理解。
人物 1:S 工友
1973 年 4 月至 1978 年 3 月,我在某省汽車運輸隊保修廠裡工作,是一位基層的工人。S 與我一起工作,是我的工友之一。我們廠數百員工當中,只有他一人是高幹子弟,也是我結識過的第一位高幹子弟,他父親是某軍醫大學某部門的政委,1965 年取消軍銜制之前,就已經是少校或中校級別了。 雖然現在看起來這個級別好像並不算太高,但那個時期,卻已經算是十足的高幹了。S 工友為自己的父親而極感自豪,開口閉口都是:「我父親當年鬧革命的時候」如何如何。在我們工廠裡,雖然 S 工友的地位與我們相同,都是最基層的二級工人,但與他交談時,他總有一種高人一等的氣勢。1977 年恢復高考時, 我是我們工廠唯一的投考並被錄取的人。
在我離開工廠之前,S 工友忽然失去了那往常的高傲,第一次用恭謙的口吻與我說話,以至於我一時間很不適應。S 工友對於我多年來持續不斷的努力自學,表示了尊重和敬佩,歎息自己以往坐吃父輩老本,目空一切, 玩世不恭,以至於今日痛失上大學的機會。 他說,他在父親的教誨之下,現在明白了,人生當中唯一可靠的「老本」,絕非父母的官位,而是自己個人的努力。
S 工友後來開始從電視上學習初中的課程,刻苦鑽研技術,提升業務能力,並且最終爭取到了上學深造的機會。 那時留在廠裡的青年工人,大多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同齡人,平均文化水準是小學畢業,對於國家恢復高考之類的事情,不是妄自菲薄,便是望洋興歎,只有 S 工友一人產生了奮發圖強、努力學習的想法並且付諸實施。 由此我也相信,在高幹子弟這個群體中,S 工友一定不會只是個別現象。
人物 2:楊班長
我上小學時看過一本書,作者之一是楊植霖,記得那時他的職務是中共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兼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 對我來說,楊植霖是一位遠在天邊的大人物。 1978 年 3 月至 1982 年 2 月,我在西北大學計算機系上學,很意外地發現,我們班的班長就是楊植霖的兒子。
楊班長年長我幾歲,多才多藝,待人謙和、熱情,做事穩健、成熟,很有當領導的才華,我們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學習了四年。 眾望所歸,楊班長是班裡自然形成的領導。 他很擅長處理人際關係,與人稍微打幾次交道就能知道對方的興趣愛好和優點缺點,分配工作時總能讓人感到恰如其分,高興愉悅。以我自己為例,他發現我是一個「書呆子」,於是,班裡各種與學習有關的事情就都安排我來做,我很願意幹,而且總能把工作幹得很有起色。
大學畢業時,或許是高幹子弟的緣故,他直接進入了某部門去搞行政工作,我覺得很合適,今後定會是如魚得水,扶搖直上,甚至日後他如果當上國務院副總理,我都不會感到意外。 不過現實非常殘酷,黨內競爭激烈,他後來好像也不順利。 仕途沉浮,變幻莫測,前幾年我在網上看到了一篇對他的介紹,他在黨內的地位仍然不高,與父親的顯赫官位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
人物 3:Y 同學
Y 同學比我小幾歲,自幼生長在北京高幹大院裡,盡享優渥物質生活,從小就在最好的學校上學,但卻學習成績平平。 1977 年恢復高考,Y 同學努力奮鬥了兩年,均名落孫山, 只有把希望寄託在高幹子弟的特權上了。 Y 同學的父親早年間是一位馬來西亞的華僑,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Y 父回國參加抗日,此後在共產黨內一路升遷,官至國務院某部副部長。1979 年,一位新加坡富商打算承包中國政府的一項大型工程,北京當局就派遣代表團訪問新加坡商談,Y 父就是代表團的團長。
這位富商很精明,事先在馬來西亞找到了一位 Y 父當年的中學同學,拉其入夥。 談判開始後,Y 父意外地發現對方團隊中的這位自己當年的好朋友,這使得商業談判不僅友好、和諧、順利成功,而且還增添了一分私人情誼。 1980 年,Y 父的馬來西亞朋友,以自己個人的名義,出錢、出力,把 Y 同學送到了美國去留學。
Y 同學到美國後,眼界大開,生活大變,他一邊打工掙錢,一邊努力學習英語,準備圓自己未能在中國實現的大學夢。 數年之後,Y 同學果然如願畢業於美國某大學的計算機系,並在美國一家大公司的計算機部門找到了一份滿意的工作。 在公司裡,他倍受重用, 待遇豐厚,使全家人都過上了殷實穩定的美滿生活。
1989 年春夏之際,中國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當時在美國的留學生們潮水般地 湧上街頭,聲援北京學生; 即使一些平日受大使館掌控的學生會的首領們,也都是保持沉默,一言不發,既沒有表示支援,也沒有表示反對。 唯有 Y 同學與眾不同,表現特殊。 由於某些機緣,Y 同學一家人多年以來就是中國駐美國的某領事館裡的常客,常常可以從總領事那裡獲得一些特殊關照和內部情報。流血鎮壓發生後,Y 同學頻繁出沒於各個場合,反覆宣揚,堅決支持軍隊出動坦克車和機關槍鎮壓學生。 對民主運動仇視到如此這般的地步,不能不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我結識的人士中,公開支持血腥鎮壓的人,只有 Y 同學一人。
人物 4:王同學
王同學是我的鄰居,比我小幾歲,自幼生長在北京高幹大院裡。 我們在一起聊天時常常 愛聊一些自己的童年趣事,他對我說,他童年時常常與父母親去一間特殊商店購物,商店不大,顧客不多,一般老百姓禁止入內,外面沒有的商品,裡面應有盡有,商店裡也常見有李先念、鄧小平、陳毅等顯赫人物的出入,王同學常常與這些人的子女們在一起玩耍,回憶起來津津有味。如此童年趣事,使我大出意外,不由自主地問了他一個問題: 你父親是幹什麼工作的? 叫什麼名字? 級別這麼高,竟然能隨意進入副總理級別的特供商店!
1989 年,王同學在美國 D 市上學,他思維獨立,並見解深刻,為人謙和,且有領導才華, 是華人學生圈內自然形成的領導。 1989 年春末,他多次組織中國留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並從 D 市市民手中籌措了大批捐款。 1989 年 5 月,王同學身帶重金,隻身一人返回北京,他安排廣場附近的飯店老闆們,每天運送大批食品到廣場,讓學生們免費取用,所有費用都由他一人支付。 鎮壓之後,王同學被關押進秦城監獄,他母親驚聞此訊,來到鄧小平家中大發脾氣,鄧小平只得下令釋放,讓王同學出獄回家, 並返回美國,繼續自己的學業。
王同學畢業後則就業、移民、娶妻、生子、入美國籍, 買房子、過日子,後來成了我的鄰居。在我結識的高幹子女中,王同學的父輩是級別最高的一位。 不過,他的父母雖然身居高位,還得到過鄧小平的説明,但作為高幹子弟的他自己,卻是一位信奉普世價值,崇仰自由民主的人士,是一位反對共產主義專制的人士,深得來自華人圈的廣泛讚譽。他常常就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發表精闢論述,讓我增長了不少知識,眼界大開。
来源:作者授權《看中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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