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怪不怪，文革中的卧底、告密都是尋常事。圖為文革批鬥會。（網絡圖片）
按：臥底、告密，甚至秘密搜查，早已是文化大革命時代公開的秘密，見怪不怪。
自從章詒和女士在《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中批露了聶紺弩的好友、畫家黃苗子正是聶紺弩身邊的臥底者，又在《臥底》中揭露了章家的座上客、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也是章伯鈞家的臥底者後，社會輿論大嘩，譴責者、質疑者之聲都不絕於耳。但是我的心情卻是十分的平靜，因為這種事經歷得太多，所以見怪不怪。
章伯鈞是頭面人物，聶紺弩是知名人士，中共政權對他們不放心，要派暗探對他們進行臥底監控，應在情理之中。但是，像我這樣一個螻蟻不如的二十來歲的小小摘帽右派學生，以及和我有同樣遭遇的芥末微塵之類的人物，中共政權是不是就放心了我們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改正」後與同類相聚時，大家都談到幾十年來的辛酸與苦難，其中的共同之處就是身邊幾乎都有臥底者，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一句不經意的言談、玩笑，乃至動作、表情，黨對我們都瞭如指掌，成為整治我們的依據。開始時我們都莫名其妙，在吃了許多次虧之後，我們終於明白，我們身邊暗藏著臥底的宵小之人。其中只有一個黃姓難友因禍得福，派在他身邊的臥底者通過觀察瞭解，發現他不僅不是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妖魔鬼怪，而是品性高潔，學識過人，一表人才的優秀青年。臥底者終於良心發現，終止了罪惡，還把自己的一位親戚介紹給這位右兄當老婆，這大概是右派中絕無權有的一例。還有一位陳姓好友，無論出身、表現都是我等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幾十年後相聚，他仍是一個不黨不群的平頭百姓。原來他畢業後分配到某地一所知名學校教書，黨支部為了培養他入黨，分配給他一項「光榮任務」，就是監視同寢室的另一名右派老師的言行，及時向黨支部匯報。好友覺得這是對他人格的侮辱，說：「這不是叫我當特務嗎？」就拒絕了這項任務，由此得罪了黨支部入不了黨，他也沒有再把「共產主義戰士」的虛名作為追求的目標。可見臥底在毛澤東時代是一種十分普遍的存在。
如果說階級鬥爭是共產國家的基本國策的話，那麼臥底告密則是中共統治人民的基本策略。試想一想，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每個庶民百姓，哪一位逃脫了黨的監視與監控呢？哪一級黨組織不對他的下屬進行「階級分析」，確定依靠對象、團結對象、和孤立打擊對象呢？哪一位黨員不明白周圍人群的左、中、右而對右派進行監視呢？可以說臥底、告密，甚至秘密搜查，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就個人的經歷來說，1957年暑假，雖然當時還沒有戴右派帽子，但是假期結束返回學校時，發現我原來鎖著的抽屜已被撬開了，席子下面的鋪草也被翻得一片狼藉，信件、日記之類已被拿走。這件事，西南師範學院生物系60級2班住李園一舍105寢室的同學大概不會忘記吧？這種偷偷摸摸又十分野蠻的搜查，是哪家能人的手法？
1960年春，在西南師範學院生產部右派學生勞動隊勞動改造兩年之後，我摘帽復學。此時我以為自己「回到了人民內部」，可以像一個正常的學生一樣堂堂正正地讀書了。殊不知來到一個陌生的班級，我馬上就感覺自己是一個可卑的異類：沒有歡迎，沒有招呼，更沒有笑臉，幾十雙警惕的眼睛注視著我，絕非看西洋把戲似的好奇，我就像遭受了機關槍的攢射一樣不敢抬頭，此時我感覺到當老鼠的優越性，如果我是老鼠，一定就閃電般鑽到地洞裡……
在這樣的班級中生活，除了被孤立，被歧視，被拒於千里之外，你還能有什麼感覺？不久政治輔導員就叫我去談話，她說：「你為什麼說你不是右派？」
我的天！我認錯悔罪還來不及，哪裡敢不承認是右派？這是翻案啊！我說：「我沒有說過啊。」話音有些顫抖，就像伊索寓言中羔羊在狼面前提心吊膽地辯解一樣。
她說：「那你為什麼要向別人說你被劃為右派的事呢？」
這時我才想起兩天前有同學問我為什麼當右派，我便把我如何寫信揭發家鄉生產隊長長期姦污女地主的事告訴他們。這是實話實說，我絕沒有想到這就犯了罪。我對輔導員說：「他們要問我，我就把實情告訴了他們。」
輔導員嚴正地訓斥我說：「問題是你沒有批判你的右派言行。沒有批判就是放毒，你懂不懂？就是放毒！」
後來我知道，進入這個班級那天起，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監視。
好不容易才把這個有如牢獄般的大學讀完。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大巴山下一所鄉村中學教書。那裡，窮鄉僻壤，山高路遠，學校很小，只有6個班30來個教職工，除了睡覺時各上各的床之外，辦公、開會、吃飯、聊天、休息乃至上廁所，教職工們幾乎都在一起，人與人之間三頭對六面，一言一行幾乎沒有什麼隱私。這樣的環境該不會有人臥底，不會有人打小報告了吧？可是我又錯了。
當文化大革命開始，工作組進駐學校的時候，平時與我一起聊天、打球的z君，迫不及待地拋出了大字報專欄《一個右派份子的嘴臉》劈頭蓋臉地向我殺來。大字報言事之具體，時間、地點、場景、言論，樣樣俱全，讓我目瞪口呆又無法否認；有的是談過即忘的小事，有的是毫不在意的議論，有的是相互交談中的某一句話，沒有想到都被他掐頭去尾記錄下來，上綱上線成了「反黨」的鐵證！例如他不知什麼時候記下了我說「流沙河其實很有才氣」，「西師的右派學生多得很」，這就成了「為右派份子喊冤叫屈」，「說反右運動整錯了學生」。
因為z君還給許多教師寫過大字報，因而激起眾怒，當學校批判工作組的「資反」路線時，他遭受造反派的搜查，從繳獲的筆記本上，看見他幾乎記錄了每一個人的「反黨」言行。這樣的臥底者，真讓人不寒而慄。
還有一位h君也是臥底者。h君雖然出身「硬梆梆」，但他的表現不盡人意，群眾關係也不好，正在「接受組織考驗」。他深知組織考驗最重要是「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而立場的堅定則表現為「對敵鬥爭的堅決」。這樣他就在周圍的人群中尋找「階級敵人」，暗暗警惕著、監視著這些人的言行，當機會（政治運動）來臨的時候，就把這些人踩在腳下當成上爬的墊腳石。而黨也正是要利用這種人來監控人們的思想言行。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正在外地搞四清運動，但絲毫也沒有妨礙他對我等「階級敵人」的「關心」，不遠數百里寄來成捆的大字報進行檢舉揭發，而大字報的內容就是平時他臥底的種種記錄。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
後來我調到另一個地區的另一所學校教書，在這裡，臥底告密之事仍然層出不窮，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有一位c老師就被他的鄰居告密，說他唱歌時故意把毛主席「萬壽無疆」唱成「萬臭無香」，從而遭受殘酷的批判鬥爭，並被開除工職，押去農村管制勞動。還有一位d老師還在讀高中時就被他的親嫂嫂告發，說他書寫「反動標語」，直到該案告破才還他以清白，可是考大學的機會卻喪失了……此類出賣靈魂告密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真是難以盡說。
幾年前，我和幾位老師受退休教師的推舉參加維權活動，為退休教師爭取集資建房（集資建房是建造不以盈利為目的，帶有福利性質的低價住房）的權利而上下奔走時。不料一位退休教師悄悄向黨支部告密說：「其實我們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就是一個右派和一個反革命跳得高。」這裡所說的「右派」指的是我，而「反革命」是指上述被他嫂嫂告密的那位d老師。這位告密的退休老師，在享受了我們為他爭得了集資建房的權利的同時，卻昧著良心出賣了我們。可見告密這種文化心態，已經根植於某些人的靈魂之中，是何等的可悲、可嘆而又可恨！更可以看出，臥底告密這種人類的醜行，在我們這樣有著深厚專制傳統的國家，還遠遠沒有結束。
以上是我個人的一些經歷，沒有什麼傳奇，也沒的悟出什麼深奧的道理來，只不過因為最近網上關於告密問題的討論十分熱烈，寫幾句話來湊熱鬧而已。從網上的討論可以看出，有人認為告密是人性的墮落，有人認為是制度的怪胎。而我認為，是制度促進了人性的墮落，而墮落的人性又支撐了大量滋生怪胎的制度。
（文章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