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某清真寺（圖片來源：David Liu/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5月1日訊】四 再教育營
陳全國的鎮壓計畫目標只有一個：把大部分新疆人口轉移到群島一樣的強化營進行政治「再教育」。他到達新疆後不久，當地開始建設數百個類似監獄般的大型建築群。這種設施建築群後來被一位官員稱為「可疑分子必然的終點站」。通過把整個維吾爾族本土人口當成目標，陳全國正在逐步實現他醞釀多年的計畫。2015年，「一體化聯合行動平臺」（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 Platform,IJOP）正式被部署。與此同時，一個高層官員表示，三分之一的維吾爾族人口「已經被極端宗教勢力污染」並且需要「通過集中力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以及思想改造」。
習近平把分裂主義和激進伊斯蘭主義比作傳染病，中共官員也常常藉助「藥物」的比喻來消除民眾對於這種再教育營的性質的擔憂。「雖然一部分已經被灌輸了極端宗教主義思想的人並沒有真的犯過罪，但他們事實上已經被這種惡疾感染了，」一位官員曾說道，「他們必須被盡快送入再教育醫療機構進行治療，才能把這些疾病清除出他們的頭腦。」大規模逮捕開始時，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機關報——《新疆日報》第一次公開發文，宣布了陳全國改造新疆的計畫。文章用被分配到和田市裡再教育營的兩個男人作為例子：一個農民和一個村裡藥店的店主。兩個人都表示自己的錯誤思想被治癒了。「（因為極端主義的影響），我和我的‘家庭’越來越疏遠，」藥店店主解釋道，「當政府給我提供教育和幫助之後，我才真正地回家了。」
那位農民則解釋說，當他得知自己的思想正在被宗教極端主義侵蝕的時候，他非常震驚。他說：「我甚至沒意識到。」他補充道，「我們的生活每天都在變好。無論你是誰，最重要的是，你要清楚你是一個中國公民。」一位政府官員告訴《新疆日報》，這些再教育營已經改造了兩千人。「我們對學生的要求十分嚴格。但我們的態度很溫和，並且對學生以心比心，」他說，「再教育營的生活起居跟寄宿學校的一樣。」這位官員還表示，前文提到的藥店店主在剛入營時對教學十分抗拒。「但慢慢地，他意識到了自己從前是多麼愚昧無知，這種震驚讓他醒悟過來了。」
Sabit和另外一個被拘留者，一名年輕的維吾爾族女性，從警察局被押送到一個營地，營地周圍被高牆和帶刺的鐵網環繞著。門口的標誌寫著「奎屯市職業技能再教育培訓中心管理委員會」。營地裡是一棟三層高的建築，一個草草改建起來的警察局。警察把她倆押了進去，讓她們朝牆站著。Sabit想要暗中觀察一下她所處的環境，但房間太昏暗了。那個維吾爾女人站在她旁邊，開始嗚嗚地哭泣。
「不要亂動！」一個警衛喊道。Sabit這才注意到這個警衛的普通話並不十分標準；她回頭，驚訝地發現這個警衛是哈薩克族人。一瞬間，她感到一股強烈的憎惡。她們被帶去三樓報到，途中，Sabit瞥見幾個穿著灰色制服的男性被關押人員。他們陰沉沉的臉色讓她感到害怕，她把目光轉向別處。
接下來，Sabit被帶到一個大房間裡進行脫衣搜身。在她穿衣服的時候，她問一名警衛她要在這裡逗留多久。警衛說，沒有人會被在第十九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前被釋放。而此時距離大會的開幕式還有相當一段時間。拘留間使用的都是被大幅度改造後的辦公室：牆壁、門和窗戶都用鐵格柵牢牢加固，使得整個房間看起來像個鐵籠。門被鐵鏈拴在門框上，只能打開一條不到一英尺的縫隙（約等於30厘米）；被關押在裡面的人需要側身擠著才能出入。在Sabit的拘留間裡，五張雙層床被強行塞進一個僅有12乘15英尺的小空間（約為3.7米x4.6米）。不僅如此，天花板上還掛著三個監控攝像機和一個麥克風。
拘留間裡已經坐著幾個眼睛哭紅了的婦女。在Sabit之後，另外幾個女人也被陸續押送進來。她們都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前的撒網行動中被逮捕的。有些人的被捕原因是因為使用了Whatsapp交流軟體。有個人在美國大學上學，但她因為休假期間在國內使用翻牆軟體上傳作業和使用Gmai電子郵箱而被拘留。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因為家裡曾經去土耳其旅遊度假，也被逮捕並送進了這個營地。和Sabit一道被押送進來的維吾爾族女人也被送到了這間拘留室。她曾經為共產黨宣傳部工作。她告訴Sabit：數年前，她訂了一張去往喀什的機票，但一場沙塵暴的到來使得飛機無法按時起飛；航空公司給每位乘客安排了酒店休息。過了一會，奎屯的警察拘留了她，並且告訴她，另外兩名在酒店休息的乘客被認為是可疑人物。即使她在體制內工作，但她維吾爾族族人的身份加上和無關的可疑人物住在同一家酒店，就已經足以讓警察產生警惕。
新疆再教育營不像一座真正的醫院，也不像一座真正的寄宿學校。陳全國的計畫中清楚地指示了再教育營地要「實行軍事化管理並且要有監獄的防衛級別」。Sabit和其他被送進來的女性被要求必須將自己的衣服換成統一帶有熒光條紋和帶照片名牌的制服。男性警衛實行24小時輪班制，巡邏走廊和營地內外；女性警衛擔當懲戒員的角色，監視並且規範著被羈押的人員的一舉一動。她們走到哪裡跟到哪裡，洗手間也不例外。當懲戒員不在的時候，監控攝像頭依然能看清任何人的一舉一動，甚至在洗澡時，被羈押人員依然處於高壓監控之下，沒有任何隱私。
營地裡唯一被允許使用的語言是普通話。一些年紀大的維吾爾族婦女，除了幾句被逼要記住的口號以外，完全不會說普通話，她們就只好沉默。每個人在進入房間時都必須喊「報到！」。懲戒員十分嚴格，當學員偶爾忘記喊報到的時候，她會被激怒。其中一個來自新疆建設兵團的懲戒員經常辱罵以及羞辱被羈押的女性。讓這名懲戒員生氣的維吾爾族人必須接受各種懲罰，包括被銬在老虎椅上、關進一個極小的房間過夜。她經常用平和的語氣說道：「如果你不好好表現，那我把你在裡面關一輩子。」Sabit很快明白了，在這個教育營，她度過的每一分鐘都是被精準控制的。這些被羈押的婦女被要求在每天早上八點準時起床；但是，除了去盥洗室洗漱以及上廁所以外，她們每天二十四小時都被關在狹小的拘留間裡。洗臉加刷牙的時間被限制在三分鐘以內，被允許去小便的時間僅有一分鐘，一次淋浴不能超過五分鐘。有些婦女因為大意超時，只能連肥皂都沒沖乾淨就被迫停止淋浴。
在吃飯時，婦女們必須在自己的牢房裡背對著門等待餐車的到來。發給她們的杯子和碗是用廉價的塑料製作的；當Sabit看到食物的溫度和水的熱氣把塑料泡軟了的時候，她開始擔心化學毒素會滲入她的餐食中。（後來，這些廉價塑料餐具被替換了。）Sabit的牢房中沒有桌子，但每個婦女都分到一張只有一英尺高（約合30.5cm）的小凳子。這種小凳子使用起來極其痛苦：婦女們在吃飯時不得不蹲在凳子上，再把碗放在地上用餐。如果有人吃得太慢，或者沒有吃完定額分配的食物，便會受到嚴厲的懲罰。老年婦女和有牙齒疾病的人更是只能苦苦掙扎，但無論是高齡還是病痛，都無法令她們免受體罰和侮辱。
羈押人員在午餐後會被強制要求躺下，閉上眼睛打盹；但她們整個白天都被禁止坐在床上。到了晚上十點，她們被命令去睡覺，但拘留間裡的燈卻不許熄，而且還不允許她們用毯子或者毛巾遮住眼睛。（所以年輕一點的婦女會自願睡在上鋪，好為年長的婦女遮光。）如果有任何人在睡覺時間說話，一個破破爛爛的擴音器就會發出極其刺耳的聲音，吵醒拘留室內的每一個人作為懲罰。任何人想在夜間去洗手間的請求都會遭到辱罵，於是慢慢地，她們不再提出類似的請求了。不論多麼沮喪、不安、被頻繁地辱罵，她們都會努力遮掩自己的痛苦，因為一旦表現出痛苦和悲傷，只會帶來更大的懲罰。懲戒員告訴她們：「你不允許在這裡哭。」教育營也教會她們如何在監控攝像頭下掩蓋自己的淚水，一直默默哭到自己睡著。
這些維吾爾族婦女曾被告知她們參加的僅僅是個再教育計畫，但她們實際上得到的是沒有盡頭的、死氣沉沉的監禁。為了打發時間，婦女們會坐在她們分到的小凳子上互相講故事。為了給室友提供娛樂，其中一個曾在美國留學的大學生把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的全部情節複述了一遍。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結束日正好是Sabit被押送到再教育營的第12天。教育營裡的婦女們被集中傳喚到公安局裡和官員們進行面談。Sabit被帶到一間審問室；其中一名官員對她說：「你這個案子現在已經基本清案了。」她問道，既然國家安全委員會已經通過書面聲明的形式證實了她的清白，那她被關進教育營裡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可那名官員表示，他不知道。後來，另一名被拘留的婦女告訴Sabit，她被關押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某些領導認為她上次在機場無法離境給有關部門造成了不便。
在與公安局的官員們面談之後，很多婦女都重新燃起了被釋放的希望。但誰也沒有獲釋。Sabit被拘留一個月後，再教育營宣布，為了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每個學員被要求每週要學習六天普通話課程。Sabit打聽到有一個被拘留者在三個月後被釋放了，於是她想：也許她也能通過這門課程，順利「畢業」。她牢房的不遠處就是用鐵網牢牢加固了的「教室」。教室裡不僅有一排一排的課桌，還有一個在教室的前端被鐵柵欄保護著的講臺。每一個角落都安裝了一個監控攝像頭，而且每節課都有兩個公安站崗。
她們的老師——Y女士，本來是位小學老師，被從學校驅逐出來之後，不得不每週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這個再教育營裡。雖然她很嚴厲，但維吾爾族的婦女們都喜歡她。Y女士常常提起她對從前學生的懷念，並且也把她對學校教育的熱誠帶到了再教育營裡：她嘗試教維吾爾族婦女們中國傳統的戲曲和書法；她說服教育營的領導允許學員們使用塑料剪刀製作傳統漢族工藝品。（Y女士還試圖為被拘留人員爭取戶外活動時間，但沒有成功。）有一天，Y女士心情不好，到營地的時候明顯很不開心；她的主任因此強迫她站著參加會議來羞辱她。
剛開始工作時，Y女士沒有必需的普通話課本，甚至沒有活頁練習冊，所以她只好使用一年級的教材進行教學。後來，她終於拿到了一份課程計畫，但這份計畫錯漏百出。再教育營要求每個學員必須掌握3000個漢字，雖然Sabit和其他幾名婦女已經掌握了兩倍以上的漢字，但無論她們的漢語多麼熟練，她們都被迫一遍又一遍地陪其他學員練習，直到所有人都掌握了3000個漢字為止。一些從來沒有接受過普通話教育的老年婦女學得十分吃力；為了讓這些老人家免受懲罰，Sabit和這幾位婦女常常暗中幫助她們。
當然，這些所謂的普通話課程與學習語言無關。一份政府文件清楚地表明，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個民族和他們的本土文化切割開來：「斷了他們的血統，斷了他們的根，斷了他們的聯結，斷了他們的起源。」Sabit和所有被關押的婦女都被迫學習共產主義歌曲，並且要在每次吃飯之前大聲唱誦。（如果認為她們歌聲中的熱情不夠，警衛就會以拒絕提供食物作為威脅。）每天早上，她們都必須起立立正，大聲宣布自己對國家的忠誠。
熱愛中國共產黨！
熱愛偉大的祖國！
熱愛中國人民！
熱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她們被迫一起看中共宣傳片《百年夢》，裡面都是大肆歌頌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強盛國力。觀影之後還有討論會，在押人員都必須不斷重複這些政治宣傳口號，並向中國共產黨表達真誠的感謝，感謝黨將自己從罪行中救出來。每個星期六，會有外面的人來給她們講解反恐法。所有在押人員也被強行要求背誦宗教極端主義的七十五種「症狀」。
拿這種課程作為反恐工具來使用實在是太荒唐了，Sabit想。大部分被審查的年輕婦女生活都非常世俗化；她們週末都會去泡吧，跟宗教一點關係都沒有，更不用說是什麼宗教極端主義了。至於年紀大的婦女們，雖然生活方式更傳統一些，但也明顯人畜無害，當局只是認為囚禁了她們，就能有效阻止她們向年輕一代灌輸不好的文化思想。
共產黨的高官有時會來視察她們的學習進度，以及再教育營的工作情況。看起來所有這些課程最終只是為了給這些高官表演啞劇。高官來訪之時，通常就在警衛的宿舍裡，大家把床鋪推到一邊，騰出地方，讓在押婦女們當眾背誦習近平語錄，高唱愛國主義歌曲，並配上舞蹈，為高官表演一出漢文化的禮讚。「你必須滿臉含笑，」警衛會說，「你得表現出發自你內心的幸福。」
因為她流利的漢語和文化水平，Sabit在這裡面常常是一個模範表演者，再教育營也很希望讓她來作為自己工作成功的證明。她能夠在這種令人筋疲力盡的啞劇裡表現出足夠的熱情和積極性。很多在押女性對這種空洞的啞劇反感至極，但也還是不得不努力表演。準備這些啞劇表演可以讓她們少上語言課，而且能夠證明她們已經開始有效地接受了教育改造，從而可能得到被釋放的機會。
每次檢查都有一個環節是來訪的高官提問：」你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了嗎?」。為了準備這個提問環節，被拘留者要寫出悔過書；看守解釋說，任何不這樣做的人會永遠被關押在這裡。一名被拘留者是一個叫做「東方閃電「的基督教教派成員，她援引中國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宣稱：」我什麼都沒做錯！」她被帶走了。大家都認為，她被帶去了一個更嚴酷的地方，要麼是一個候審羈押中心，甚至就是監獄。
這些人被強迫關押的邏輯很清楚：為了獲得自由，被拘留者必須親手毀滅自己。Sabit努力用「有可能」這樣的詞來使自己的回答過關，並將她的海外生活描述為「缺乏愛國主義」，而不是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表現。但是，在上海生活過的她很難心裏不犯嘀咕。她認識的城裡的漢人也去馬來西亞度假，也用WhatsApp和VPN，那他們也被感染了嗎？
一遍又一遍，Sabit和那些女人都認罪了。然而並沒有人被釋放，所以漸漸地，她的那些樂觀的幻想崩塌了。2018年2月，中國一年一度的春節要到了，女人們正在一起準備一場春節晚會。某個夜裡，一位管理員把她們從睡夢中叫醒，強迫她們進教室寫悔過書。等她們寫完後，他就把她們的悔過書收集起來，全部撕碎，責備她們不誠實，然後讓她們再寫，這樣一直到天亮。Sabit開始懷疑自己了。她想，她是不是真錯了？她背叛了中國嗎？
後來，隨著春節活動的臨近，Sabit得知，在表演結束後，拘留在此的人員只要曾經是學校的學生，都可以被放走。因為Sabit一直在加拿大上學，所以她提出這個政策適用於她。管理人員同意了，她小心低調地填寫了放行表格，以免讓那些沒有被獲准離開的女性知道後情緒失控。主任告訴她，正式的離開日期還需要等官方批示。Sabit試著讓自己把希望放得很低，因為她已經失望太多次了。但是，據她回憶，當時這個消息對她來說，確確實實是」一線曙光」。
五 悔過書
莎車縣地處新疆西南，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離奎屯大概800英里。馬可波羅在十三世紀末曾到訪此地，據他記載，那裡穆斯林和基督徒併肩生活，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
莎車縣的維吾爾人口眾多，鎮壓運動十分嚴厲。2014年，當局禁止了穆斯林齋月慶祝活動，另據當地報導，公安在挨戶搜查帶頭巾婦女的過程中槍殺了一家人。持刀的當地人走上街頭，在與警察的不斷升級對抗中，數十人被殺。緊接著，中共派了一位富有經驗的官員王勇智來管理這個縣。
王積極執行陳全國的政策，但顯然他也有疑慮。正如他後來在聲明中指出的那樣：「上級採取的政策和措施與當地實際情況相距甚遠，不完全行得通。」他採取了一些措施來減輕打擊力度，這讓那些陳派去監視當地官員如何執行這些措施的人頗為不滿。據後來泄露給《紐約時報》的對王的官方評估中寫著：「他拒絕執行應抓盡抓。」實際上他走得更遠，他授權釋放了7,000名被拘留者。
王被免職，並做了檢討：「我偷工減料，擅自調整，以為抓起來這麼多人，其他人知道後會煽風點火，加深仇恨。」黨內猛烈攻擊了他，指責他腐敗和濫用權力。一份官方報紙這樣寫道：「王勇智喪失了理想和信念。」並補充說：「他是一個典型的’兩面人’。」「他的問題非常嚴重。」他從公共視野中消失了。王的檢討作為警告在新疆的官僚機構中流傳，顯然是到達了奎屯。就在Sabit和其他學生將被釋放之時，所在營地的管理層撤銷了決定，一名警衛告訴她，因為一名官員因未經授權放人而被撤職。他解釋說：「現在沒人願意簽發放人，沒人願意承擔責任。」
大樓裡一片沉寂，這是因為作為被拘留者的新聞渠道的看守人對他們說的話變得小心翼翼。起初，Sabit感到沮喪，但是，就像她曾經抑制住了她也許可以離開的喜悅一樣，她現在也抑制住了她的失望。現在她確定可以依靠的是她的耐心。她已經變得善於等待。
然而，她被禁錮的時間越長，通往自由的道路就越曲折。那時，她的看守人已經建立了一個評分制度：被拘留者被告知，他們每個人都被分配了一個分數，如果分數足夠高，他們就可以贏得特權——比如家人探視，甚至是釋放。在考試中表現良好，或寫出「思想報告「以證明自己有能力複述官方宣傳，便可以贏得分數。這些婦女還可以通過告密來贏得分數。Sabit回憶說，一名被拘留者」就像一臺攝像機」。
害怕掉分的恐懼在女人們中間迅速地蔓延。如果犯了個小錯，官員可能會說要扣一分。要是犯了個大點的錯，那麼官員有可能說要罰掉十分。但從來沒人告訴過她們到底她們是多少分，所以也沒人知道到底這個評分制度是真的還是假的。有一天，一個女人跟人打架，她被帶去見再教育營的官員，官員非常生氣地責罵她，把一張聲稱是記錄了她操行分數的紙撕得粉碎，「現在你是零分了！」他宣布說。她回到牢房時，Sabit和同伴們都紛紛來安慰她，但也想委婉地打聽一點官員所說的細節，希望弄明白到底這個系統是如何運作的。「我們想，好吧，看來也許他們確實在記錄我們的分數，」Sabit回憶說，「也許這的確挺重要的吧。」
2018年冬天，新來的人開始湧入再教育營。有傳言說，逮捕是由配額驅動的，一種新的隨機性。正如一位參與IJOP的官員後來告訴人權觀察組織的那樣，」我們開始隨機逮捕人們：在社區裡爭吵的人、街頭鬥毆的人、酒鬼、懶惰的人；我們會逮捕他們，並指控他們是極端分子。」集中營的一名官員告訴Sabit，這些逮捕是為了在「兩會」前維持穩定。
再教育營緊張地管理著湧入的人員。大多數新來的人是從另一個人滿為患的拘留中心轉來的。有些是老年婦女，有些是文盲，有些是瘸子。一位婦女是一家雜貨店的老闆，因她的馬奶供應商被認為不可信而被拘留。另一位是法輪功的信徒：她非常害怕，以至於企圖從三樓的窗戶跳下去自殺。對許多新來的人來說，再教育營的環境已經非常好了。拘留中心是連「教育改造「的幌子都不打的，維吾爾族人和哈薩克族人被蒙著頭、戴著腳鐐帶進來。婦女們談到了毆打、沒法下嚥的食物、沾滿尿液、糞便和血跡的床。Sabit遇到了兩名婦女，她們的手腕和腳踝上都有傷痕，她們告訴她，這些傷痕是從來沒有拆除過的腳鐐造成的。
由於婦女再教育營裡的床位不夠，當局將床墊扔在地上，然後將被拘留者四處挪動，以尋找更多的空間。婦女也需要服從新的規矩。她們必須在牢房內進行軍事演習，並接受理髮。在哈薩克族和維吾爾族的文化中，長發象徵著好運；有些婦女從小就留著頭髮，直到」頭髮又黑又密，到了腳後跟」，Sabit回憶道。後來，有證據表明，收容制度正在把頭髮變成一種商品。去年，美國攔截了一批13噸重的頭髮，白宮官員擔心這些頭髮有一部分是在集中營裡收穫的）。在奎屯，這些頭髮在婦女們乞求再多留一點頭髮的哀聲下被殘忍地幾刀剪斷。Sabit拒絕乞求，試圖保留一些自尊，但當她的頭髮落下來時，她感到十分羞恥，彷彿她已經變成了一個罪犯。
晚上，被拘留者被安排去幫助警察，婦女們將輪流值班兩小時。對Sabit來說，輪流值班提供了難得的隱私時刻。有時，在孤獨中，她想到了獨自生活的母親。幾個月來，她一直相信自己能夠按照哈薩克族的傳統，與家人一起紀念父親的忌日。但是，一年過去了，她仍然被困在這裡。
執勤時，Sabit經常透過小小的鐵窗凝視夜景：一個花園、一棵白楊樹，然後是奎屯市的全景——城市的燈火輝煌，汽車在高速公路上劃出的線條，這些讓她想起了以前的生活。後來，她把這些遐想整理到一首用普通話寫成的詩中，詩的結尾是這樣的：
守夜
我望向黑暗
和它肆意折磨的
弱不禁風的白楊。
幾個月過去了，再教育系統對每個人都造成了傷害。曾經仁慈的警衛變得反覆無常、態度嚴厲。有一天晚上，一名溫和的工作人員在面對多次要求上廁所的請求時失去了理智；她瘋狂地大喊大叫，然後在餘下的夜晚拒絕讓任何婦女離開牢房。被拘留者也開始屈服。他們開玩笑說，國家只是讓他們活著。有些人的頭髮過早地變白了。許多人停經了，是由於再教育營的強制注射還是由於壓力，Sabit不確定。因為她們只能偶爾洗澡，而且從未得到過乾淨的內褲，這些婦女經常出現婦科問題。由於食物差，許多人消化不良。一位老婦人在上廁所時會把大腸的一部分排出來，她不得不自己把大腸塞回體內。這名老婦人被送往醫院，但據說因為她有高血壓而無法進行手術。她被送回來後，大部分時間都在床上呻吟。
有一天上課時，一個在集中營失去大部分家人的被拘留者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她的姐姐也在班上，跑到她身邊，然後抬頭驚恐地看著其他人。她們淚流滿面地衝過去扶她，但被看守攔住，命令她們不准哭。」他們開始用警棍打鐵柵欄，嚇唬我們，」Sabit回憶說，」我們不得不忍著不哭」。
這裡很容易找到心理創傷的跡象。一位幾乎沒有受過教育的維吾爾族婦女一直在努力背誦普通話課文和漢字。一天晚上，她開始尖叫，扯掉衣服，躲在床下，堅持不讓任何人碰她。守衛帶著醫生衝進來，把她帶走了。但再教育營管理人員卻將她送回牢房，認為她是裝病。之後，這名女子偶爾會抽搐，被送往醫院。但她沒有被釋放。Sabit也感到越來越虛弱。她的體重在下降。她什麼東西都嚥不下去，甚至連一口水都喝不下去，不得不吃藥來控制不停的嘔吐。和其他女人一樣，她的情緒也很生硬。有一次，她和一個漢族守衛聊天，守衛提到再教育營的副主任對他說：」Sabit在這裡純粹是浪費時間。」Sabit笑了笑，擔心如果她表現出焦慮，他就不會再和她分享消息。但是，他一走，她就跑到床上，背對著攝像機，哭了起來。
到2018年夏天，陳全國的再教育運動已經運行了一年多。北京政府竭力掩蓋其存在，但與其相關的證言泄露了出來，慢慢地，人們發現，一些規模巨大的事情正在發生。自由亞洲電臺的記者打電話給當地的中國官員，這些官員習慣於與黨的宣傳員交談，他們的坦率令人震驚。當一位再教育營主任被問及他的設施名稱時，他承認他不知道，因為名稱經常改變，但他冒險地跑到外面從一塊牌子上讀出了最新版本的名稱。一名警察承認，他的部門奉命拘留了轄區內百分之四十的人。2018年1月，喀什(Kashagar)的一位官員告訴新聞機構，僅他所在的縣就有十二萬維吾爾人被拘留。
不斷增長的再教育營基礎設施也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加拿大學生Shawn Zhang開始使用衛星數據繪製設施圖。到了夏天，新疆大約10%的維吾爾族人口似乎被關押。阿德裡安-曾茲（Adrian Zenz）是一位獨立學者，他發掘了大量關於陳全國鎮壓運動的政府文件，他估計集中營裡有多達一百萬人–聯合國和其他機構也贊同這個統計數字。自猶太人大屠殺以來，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少數民族人口被如此系統地拘留。
隨著鎮壓的發展，倉促組裝的設施，比如位於奎屯的Sabit所在的設施，被位於偏遠地區的巨型新院落取代。當被迫公開承認這些設施的存在時，政府將它們描述為良性的或不可缺少的。政府指出：」新疆已經從大規模動盪的邊緣被拯救回來了。」那年夏天，在這些變化中，Sabit所在的再教育營的主任允許被拘留者在有狙擊手監視著的、有圍牆的院子裡活動；婦女們被限制進行有組織的活動，比如應急演習。但他還是堅持認為她們應該感恩。最後，她們還被允許在工作人員維護的葡萄園裡晾晒毯子。」我們會把葡萄藏在被褥裡面，」Sabit回憶說，」然後我們會把它們帶回牢房，偷偷地吃掉它們。」
當再教育營官員在7月宣布Sabit和其他婦女將被轉移到一個新的設施時，這個消息似乎是個不祥之兆。由於不知道她們要去哪裡，她們擔心自己的處境會變得更糟。一天晚上，警衛叫醒她們，讓她們收拾東西：一輛大巴車正等著帶她們離開。路上，一輛警車護送她們，警察在路口守候。」很多人都在哭，」Sabit回憶說。」我問旁邊的女孩，’你為什麼哭？她說，’我看到了一條我曾經走過的街道，然後我想起了自己以前的日子。」
在黑暗中，他們走近一個巨大的、與世隔絕的建築群。其中一棟建築的形狀像一個巨大的「L」，周圍有一堵牆。當大巴車駛過其中一翼時，婦女們數了數窗戶，來估計裡面有多少間牢房。Sabit被這死氣沉沉的結構震撼了，它沒有燈光的房間看起來很空洞。在裡面，她和其他人瞭解到，這棟建築確實是空的：她們是它的第一批住戶。當時是夏天，但在厚厚的混凝土牆內，感覺很冷，像一座墳墓。
在新的大樓裡，被拘留者按種族劃分。除了少數例外，維吾爾族人遭到了更嚴厲的管制；有些人被判刑，意味著他們將被轉移到監獄。與此相反，和Sabit同來的那批婦女則逐漸被釋放。那年9月，當她們為來訪的政要排練表演時，一位官員問Sabit她是否有平常穿的衣服。第二天——演出當天，他的一位同事告訴她：」明天，你就可以離開了。」後來她才意識到，由於她流利的普通話，她被關押的時間更長，而這只是為了讓她參加給政要看的匯報演出。
第二天上課時，她即將被釋放的消息在教室裡悄悄傳開。有的女同學向她討要普通話筆記本。」我當時就說，為什麼？」她回憶說。」她們說，我們知道你要走了！」她回憶到，「而我當時就說，還不一定呢!」一個守衛對她眨了眨眼，說很快就會用擴音器叫她的名字，她就自由了。當擴音器響起時，Sabit站在那裡，等待著門被打開，其他女人也祝願她。然後她回到自己的房間拿衣服。她回憶說：」我終於脫掉了那件噁心的制服。」Sabit被帶到再教育營的黨委書記那裡，他在一個有一把椅子、一個小桌子和一張床的房間裡等著她。她坐在床上，他教訓她，告訴她需要更加愛國：」你過去的生活方式太個人主義了——完全是為自己而戰！」Sabit暗地裡被激怒了。隨著釋放的前景擺在她面前，再教育營宣傳灌輸的疑慮也隨之消散。她想，只有為中國而死才能使我在你眼裡足夠好嗎？但她點了點頭，說：」是的，是的。你說的沒錯。」
秘書告訴她，地方的官員和他的助手正等著帶她去她叔叔家。當她從再教育營走向他們的車時，她想起了其他女人告訴她的一些事情。」不要回頭看，這是個不吉利的徵兆。」她決定聽從她們的建議。但是，她向旁邊看了一眼，看到馬路對面有一個隱約可見的門臉：拘留所。她朝著等候的汽車奔跑起來。（待續）
来源:紐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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