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中共摧毀知識份子的4種方法(圖)

作者:高瑜 發表:2020-12-20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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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發動的反右運動,是一場反對人類文明的運動
中共發動的反右運動,是一場反對人類文明的運動。(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50年多前,中共發動的反右運動,是一場反對人類文明的運動,那場運動的對象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他們是知識、思想和科學的載體,這場運動的結果,是消滅了20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孕育出來的中國幾代最優秀的知識份子。這場運動製造的嚴重後果有三個明顯的特徵,一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方位性;二是曠日持久性;三是可傳承的災難性(廬山會議和反右傾、文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都是反右的傳承)。我僅就中共用這場運動消滅知識份子這個結果談談我的見解。

中共要消滅的是知識份子的理性思想和批判社會的力量

我先引用畫家陳丹青一段演講:

「五四那一兩代人,單是模樣擺在那裡,就使今天中國的文藝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聯買到兩冊抗戰照片集,發布了陳公博、林柏生、丁墨村、諸民誼押赴公堂,負罪臨刑的照片——即便在喪盡顏面的時刻,他們一個個都還是書生文人的本色。他們丟了民族的臉,卻是照片上沒有丟書生相貌的臉。我斗膽以畫家的立場對自己說:不論有罪無罪,一個人的相貌是無辜的。我們可能有資格看不起漢奸,卻不見得有資格看不起他們的樣子。其中還有一幅珍貴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乾淨的長衫,瘦得一點點小,可是那樣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脫。你會說那種神色態度是強作鎮定,裝出來的,好的,咱們請今天哪位被雙規被審判的大人物鏡頭前面裝裝看,看能裝得出那樣的斯文從容麼?」

我這是第一次看見周作人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嘆他們周家人氣質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後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報紙上許多久違的老臉出現了:胡風、聶甘弩、丁玲、肖軍……一個個都是劫後餘生。我看見什麼呢?看見他們的模樣無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說句不敬的話,一個人模樣給弄成那樣子,還不如長得醜陋,猶不如法庭刑場上的漢奸們,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點最後的尊嚴。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藝家,倒也罷了,現在你看看,長期的侮辱已經和他們的模樣長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說句不敬的話:他們帶著自己受盡侮辱的面相,還居然去參加文代會,本身就是再次確認侮辱。那樣的會議,魯迅會去嗎?

用今天的話評論陳丹青先生,應該稱他是魯迅先生最狂熱的粉絲,他獨獨尊稱魯迅為「大先生」,他認為魯迅若活著,是不會去參加79年中共的文代會的。陳先生依據的是從來沒有接受過共產黨改造的魯迅的品德和風骨。直到2001年因周海嬰公之於眾,我們才知道,1957年7月7日中共在上海與38名文化界人士座談,翻譯家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問:「如果魯迅在世,他今天會怎麼樣?」毛回答:「要麼在監獄裡繼續說,要麼識大體,不作聲。」1957年的中共對魯迅都要封口,何況對其他人呢?魯迅果能被封住口,那脊梁骨也就被打斷了。

陳丹青用畫家目光審視的不僅是毛政權之下坍塌了、扭曲了的中國知識份子的相貌,也是他們坍塌了、扭曲了的靈魂。中共42年在延安搞「搶救運動」、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一次對知識份子殘酷的迫害和改造,是42年整風的直接結果,是他建立毛氏王朝,搞獨裁專制的開始。而57年的反右,規模和手段都是42年不能比的,這場運動從社會屬性上講就是要打垮和消滅中國的知識份子,消滅他們獨立的思想,自主的人格和批判社會的力量,社會屬性不再有了,知識份子也就不存在了。毛因此才能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作為右派的主體,是這樣幾部分人:

一、以「章羅聯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的頭面人物,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份子,是中國具有現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理念的大知識份子,他們針對中共建立的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提出批評,並提出多黨制架構的設計。

二、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一大批全國各地新聞出版界的黨內知識份子。他們最瞭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積累的大量的嚴峻問題,他們直接給中共和中央寫信,喊出人民的疾苦,批評黨的幹部的特權。

三、以林希翎和北大519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他們接受蘇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影響,激烈地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

四、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鍾惦棐、肖軍為代表的文藝界領導和著名文藝家,他們的知名度高,就黨對文藝的領導,對文藝作品的封殺和黨內宗派主義提出批評。

五、教育界、科技界著名教授、科學家,他們學貫中西,就教育、科學和經濟建設違反常識、違反規律提出意見。最經典的是黃萬里反對三門峽工程。

以上五部分人都是當時和未來中國的精英人物,摧毀他們,就是摧毀中國。從此中國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黨派,中共內部和各行各業開始逆向選擇,正所謂「表揚了指鹿為馬的,提拔了溜鬚拍馬的」。作為知識份子的群體徒具有學歷的標籤,而喪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會的功能。

中共摧毀知識份子的4種方法

「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與普世價值的尊嚴、理性、自主有一致性,中共反右就是從摧毀中國這一文化傳統入手,從而摧毀了全社會知識份子的靈魂。毛把整風中敢於或者被迫講了真話的知識份子,統統加了「右派」這頂政治帽子,是文革搞階級鬥爭為綱的預演。我就從「右派」這頂帽子談起。

1、「右派」帽子,相當猶太人身上的黃星。

中共為了建立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黨專制,建國之後,在連續的政治運動中,已經人為製造出「地、富、反、壞」階級和階層,另外還有「胡風分子」、「高饒分子」。上文歸納的右派主體的五類人,按照思想的光譜,基本與右不沾邊,有的甚至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但是中共統統給他們加了一頂「右派」帽子,在當時因東歐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左的思潮正在世界範圍湧動,中國更是高唱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進行曲》「向左!向左!向左!」在這樣的政治氛圍內,無疑是置「右派」於死地。中共在中國處於一言九鼎的地位,他拋出的帽子,相當法律裁決,輕而易舉就把一、二百萬人和家屬,一個大到上千萬人的群體續在「地、富、反、壞」的後邊,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被剝奪公民權。

2、所有右派必須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公開檢查,也就是公開認罪。同時要表態「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這是向中共具結畫押。這是中共剝奪知識份子尊嚴最厲害的一手,尊嚴沒有了,靈魂也就破碎了。

中共根據右派的職務高低,給右派也定了6個級別,一類最大,六類最小。1980年,為了準備國慶稿,我去採訪冰心的丈夫社會學家吳文藻先生,這次採訪成為我終生難忘的一次採訪,就因為吳先生講的一句話:「我是第五類右派,是性質最輕的。」按照吳先生的級別至少是二類,定為五類明顯是優待。講到右派經歷,吳先生忍不住流下淚水,但是他對被劃為五類,是心存感激的。每當我想到毛氏運動對人性、對人的尊嚴的剝奪,我總會想起吳先生的這句話。

中共正是根據每個人認罪的態度,又給右派定了五種處理方法。把最嚴重的送監獄,甚至被判死刑。次之送北大荒、夾邊溝全國幾十個右派改造基地,無異於肉體消滅的集中營,右派在改造基地承擔了中共搞大躍進的嚴重後果,成千成千被活活餓死,已經越來越多見於史書,這是作為右派的知識份子以他們九死一生的經歷成為史家,對中國歷史的一個貢獻。還有的被開除公職,下放工廠、農村接受改造。最輕的在原單位降職、降薪,拿20幾元的生活費接受改造。

拒不檢查的右派是極少數,其中一個是鄧小平拒不改正的中央統戰部管理的5個大右派之一彭文應,這是今天我們應該永遠記住的名字。彭文應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碩士,是共產黨真誠的朋友,資助過周恩來和多名共產黨人,因為參加共產黨的活動,1949年5月初,陳毅率人民解放軍進逼上海,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下達密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1957年,身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的彭文應,他在受到批判時,不僅就每一件具體事情與成百上千的圍攻者據理爭辯,固持事實和己見,而且在上海市二屆二次人代會上公布了一篇發言稿,對自己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所追求與堅持的社會責任作了總結和闡述。拒寫檢查。彭文應為他的「態度惡劣」付出了沈重代價。他的職務被撤銷,沒有了工資,六個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頓失生計。妻子急得舊病復發死去,次子自殺身亡。組織上來人告訴他,「只要寫個檢討認錯,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他堅決不寫。他說:「想用不給吃飯來逼我承認,是絕對辦不到的!」子女們跪著哭求他:「家裡沒有飯吃了,你就承認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寫。他對一同落難,奉命說服他認罪的王造時解釋說,他的經濟和家庭的確越來越困難,但是不應該從個人利害得失來對待政治上的是非問題,這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生命最後一年,還給中央上「萬言書」,呼籲「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全部右派份子帽子」。

1978年,全國的「右派」幾乎全都被宣布為「錯劃」而獲得改正,而彭文應卻被「升級」,與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並列,成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當年的「反右前臺指揮」鄧小平,報復的就是彭文應不認罪的態度。

王怡先生最近為我們提供了一名被稱為中國的巴弗(聖經中的一個聖徒)的基督徒右派吳維尊。

1987年5月28日,吳維尊被監獄哄騙出獄,寫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監日呈文》,聲稱1981年的減刑裁定是謊言,將他的「毫不悔改」說成「確已悔改」。文中說:「從今天出到監獄牆外之日起,進一步採取下列兩個方面的行動:一個方面,不使用釋放證去辦理釋放後的任何手續,不回天津或進而回南方與親友團聚,不享受從這張錯誤裁定書得來的自由和權利,不離開監獄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單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為一個留廠職工的工作)。」從此吳維尊在監獄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個監獄外的服刑人員。直到死。他以如此決絕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屈服。

右派份子最後的尊嚴,隨著這些人生命的結束而消失。更多的人隨著被摘帽,78年被改正,向黨表示感恩戴德。

3、對右派實行「全民共討之,全國共伐之」。反右是中共實行大民主的試驗,是文革的先聲,是讓中國人集體喪失人性的大動亂。

全國的人,包括右派家屬子女,親朋好友對待右派,沒有權利保持沉默,沒有權利不對右派下手,人人要口誅筆伐,揭發檢舉,人人必須學會撒謊,製造謠言,必須學會大義滅親、上綱上線。使得右派處於眾叛親離,人人喊打,無地自容的境地。很多右派不甘受辱,或畏懼受辱而自殺身亡。很多人只因同情右派,為右派講話,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光明日報》一位老記者,是我的大學長,他當年被定為中右,他說,當時一聽到班上一個左派的聲音,心裡就不停地哆嗦。

被稱為「中國知識份子唯一」的顧準的家庭變故,是頗具典型性的實例。讀了朱學勤先生對顧準六弟陳敏之的採訪《遲到的理解》,我流下了辛酸的淚水。顧準是57年、65年兩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境遇就更悲慘。我摘一些內容給大家:「1966年,顧準被迫與妻子離婚,搬離家庭。次年回去取書籍衣物,久喚門不開,後來還是鄰居幫助他把東西搬下了樓。不久,又被迫簽具了斷絕父子、父女關係的聲明。從此,顧準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饅頭度日,再也沒有邁進過家門。」

「顧準又是個孝子。從幾個弟妹的童年時代起,顧準即肩負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擔,幾十年來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可以說相依為命。1965年,顧準處境惡化,不得不將母親遷至太原三妹處。1966年,母親隨三妹一家遷來北京,住處與顧準相去不遠。終因形勢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終未能見面。不能見面的原因並不複雜。顧準妹夫當時正任部級官員,為避免對他有所影響,顧準和母親只能迴避。1972年前後,母親曾提出想見見顧準,年底,陳敏之赴京,也曾設想安排母子見面,亦未如願。離京前,陳敏之與其妹只能達成這樣的協議:將來母親病危進醫院,立即通知顧準,讓母子在醫院見面。1974年11月初,顧準咯血不止,先於母親住進了醫院。11月16日,經濟所黨內外群眾經過討論,一致同意給顧準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達病床,顧準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了。」顧準走在了母親前面,母子相見,終成泡影。

「1982年前後,顧準子女獲悉六叔陳敏之處保存有一份父親的通信筆記,向他索要去傳閱。這份筆記就是後來陳敏之整理出版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1984年2月,大女兒寄來了一份『讀者附記』。」附記說:「我逐年追蹤著父親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後,他是一步一步從地獄中淌過來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數不完的批鬥、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著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個父親,對於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他的女兒還說:「真正嚴峻地擺在面前的,是需要解決這樣的一個悖論——為什麼我們和父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途?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麼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

今天強迫中國人和知識份子接受和奉行的準則仍舊距離科學還遠,這就是1957年中共為中國留下的遺產。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辰君 来源:新公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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