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10月2日訊】最近在網上看到《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各地非正常死亡情況》，據說在2005年9月，中央政治局經兩次討論決定，對1959年至1962年全國大飢荒的歷史檔案有限制地解封。但是不知為何，解封的檔案嚴禁公開，只准有限的高幹接觸這些檔案。比如規定要專業部門對口，經省委宣傳部核准，省政府新聞辦、人事部門核准；並規定解封檔案材料一律不作新聞、政論、宣傳用途；還規定獲准審閱解封檔案部門、人員要登記備案，嚴格限制在廳局級或以上幹部，等等。
以下是該文件披露的全國各地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情況摘要：
．1959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共計死亡522萬人，其中城市人口95.8萬多人。
．1960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共計死亡1155萬人，其中城市人口272萬多人。
．1961年，全國各地區共計死亡1327萬人，其中城市人口217.7多人。
．1962年，全國各地區共計死亡751.8萬多人，其中城市人口107.8萬多人。
按以上統計，「三面紅旗」總共造成3755.8萬人死亡。由於1959年只統計了17個省級地區，這個死亡人數是偏低的。但是這個數字和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估計的至少餓死3600萬人，非常接近。
1959年，新華社資深記者楊繼繩的父親在那場災難中被餓死。父親嚥氣前深陷的眼窩、乾枯的手，是他心中永遠的痛，也是他要搞清楚這段「舊聞」的直接動因。此後，他傾盡十多年的心力調查研究終於完成了《墓碑》這本約100萬字的巨著。可是他的書在大陸不能出版，2008年在香港出版。據說，趙紫陽去世前半個月，在醫院病床上看完了這本書。他評價說：「這本書的份量很重，敘述是公允的。對我採訪的記錄是準確的，我擔心作者的安全。」
對此，2010年我也做過兩個計算【1】。計算依據的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49-1989年間中國總人口的數據(《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一個計算表明，1959-1960年的總人口減少了2200萬，1960-1961年又再減少1500萬。兩年間的總人口總計減少了3700萬人，正好介於楊繼繩的統計數字和官方文件的統計數字之間。第二個計算考慮了出生率的變化，結果表明，1959-1960年的總人口減少了2236萬，1960-1961年減少1711萬，1961-1962減少100萬，三年總人口數的減少為4048萬，不僅超過楊繼繩的統計數字，也超過了官方文件的統計數字。
4048萬人是怎樣的規模？讓我們來看看三組數據。第一組數據，眾所周知，從1931年到1945年，中國軍民進行了14年艱苦卓絕的全民族抗戰，殲滅日軍超過133萬，終於贏得勝利。為此我們付出了慘重代價：中國軍人和平民的受傷和死亡總人數約為3500萬【2】。第二組數據，受到世人一致譴責的納粹種族滅絕大屠殺，殺害猶太人約600萬人。第三組數據，波蘭全國人口3800萬，羅馬尼亞全國人口1958萬，荷蘭全國人口1708萬。
真是觸目驚心，和平年代的1959-1962三年間，由於瞎指揮、瞎折騰，全國的非正常死亡（餓死）人數竟遠遠超過了慘烈的14年抗戰！是死於納粹種族滅絕大屠殺的猶太人數的6倍之多，等於抹掉了一個中等歐洲國家——波蘭，或者抹掉了羅馬尼亞加上荷蘭兩國的全部人口！
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針對當時客觀存在的問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包括他在農村調查研究時的所見所聞，全是真話和實話。可是毛澤東聽不得不同意見，認為彭德懷等右傾機會主義者在向黨，向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他立即在全黨全國大反右傾，號召繼續高舉「三面紅旗」，即人民公社、總路線、大躍進，繼續在致命的錯誤道路上狂奔。當年我正在復旦大學物理系唸書，暑假結束返校，一開學就發現，黨委書記王零在慣常的全校每週政治學習報告會上，以異乎尋常的口氣強調「三面紅旗」，大有「就是好，就是好」的蠻橫氣氛。在隨後的全系和全年級的會議上，系總支和年級黨支部的大小書記們也高喊「三面紅旗萬歲，萬萬歲！」簡直到了聲嘶力竭的程度。黨支部書記還告訴大家，王零同志為貫徹廬山會議決議，接連幾天連軸轉，缺乏休息，以至於在彎腰拿痰盂時暈到在地。三面紅旗萬歲就萬歲吧，為何要如此聲嘶力竭？對此，我們這些家在城市的學生是弄不明白的。
但是事後回憶起來，還是有一些蛛絲馬跡的。記得1958年底的寒假，有幾個同學家在附近省份（安徽、江西），回家過年。返校以後正值1959年初，見面以後大家都很興奮，想知道農村裡「敞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大好形勢」。不料回鄉的幾位同學們都低頭不語，問得急了，不是推說自己身體不好，就是推說爸爸媽媽身體不好，未出門。全然沒有一點形勢大好的喜氣。這事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隱隱地覺得，形勢可能不如宣傳的那麼大好。但是我立刻就制止了自己：這是危險的念頭，講出去了就是苦海無邊的右派。與此同時，也在復旦校園裡，離開我們學生宿舍不遠處的中科院技術物理研究所裡，有位家在無錫的G女士也回家過年。回來以後唉聲嘆氣，連聲說慘：人人都吃不飽，消廋，浮腫。尤其是看到小孩子們互相從碗裡搶飯吃，心裏難過極了。素稱魚米之鄉之的太湖流域，老百姓居然吃不飽。這位天真的書生在小組政治學習會上說道：「新生事物到底靈不靈，先要選擇試點，不能拿六億人民做試驗。」幾年以後的文革中，這句話成了她的催命符。她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由於不堪被批鬥，一個文弱的女子居然敢從五樓頂往下跳。由於她是貼著牆面墜落的，落地時多次骨折、嚴重內傷，並沒有立即死亡。同事們見了連忙用「黃魚車」把她送往醫院。一路上她不斷地呻吟：「痛啊，我不想死了」。由於她是「反革命分子」，醫院拒絕搶救，眼看著她呼號聲漸漸微弱，直至沒有了聲音，永別了丈夫（復旦教師）和兒子（一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我大學畢業以後，進入技術物理研究所裡工作，和這位女士是同事。她是一個很好的榜樣：講了真話就是這個下場。
現在看來，如果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聽得進彭德懷等人的意見，或者按照黨章規定的原則，對時局展開討論，達成共識，立刻停止極左的路線，並且採取搶救措施，1959-1960年的總人口減少斷不至於2236萬，隨後的兩年裡全國的非正常死亡（餓死）人數一定會大大降低！可惜，沒有「如果」，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裡只有一個「毛主席」。
痛定思痛，出現這樣慘劇的原因還是在於制度。這是個集權的制度：黨在國之上，人在黨之上。這個制度容不得人說話，尤其是真話，一切都要聽從那個高高在上的人，權都集中在他一個人手裡，黨章只是個擺設，憲法也是擺設；一旦那個人犯了錯誤，沒有人能夠糾正他，他會一條道走到黑，全國人民也跟著他一起，直到萬劫不復。現在，那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記住了這個慘痛的教訓嗎？
曾經有過為這慘劇辯解的說法：這是因為蘇修逼債和自然災害。近年來解密的材料表明，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例如《墓碑》揭示，1961年3月蘇聯以貸款的方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蔗糖，中國政府不要小麥，只接受蔗糖援助。蘇聯沒有逼債，是毛澤東為「爭一口氣」，主動提前還清了債務。最令人不解的是：糧庫裡有大量庫存，在上千萬農民餓斃時卻大量出口糧食，僅1959年援助「社會主義小兄弟」的糧食就達416萬噸：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總額為35.5億元【3】。至於自然災害，楊繼繩曾五次到國家氣象局查資料並求教氣象專家，結論是那三年是氣候正常的年景。真有底氣，為什麼不公布蘇修逼債的文件和那三年的氣象資料？記得那句話嗎，為了掩蓋一個謊言，往往要撒更多的謊。幾十年來，我們聽到的謊言是如此之多，以至於我們已經分不清真話和謊言了。例如，去年夏天我們在德國旅遊，遇到一對來自上海的夫妻，男的62歲，看樣子退休了，閒聊中提起大飢荒，那位男的毫不猶豫地說，大飢荒是由於自然災害。看來，等我們這一輩人都死去以後，大飢荒真的也就無人知曉，無人相信了！
什麼是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政府？
1937年12月侵華日軍於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6週的殘酷大屠殺，被害中國平民及戰俘達30萬。1985年8月15日，即中國抗日戰爭勝利40週年紀念日當天，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終於在南京建成，並對民眾開放。慘案發生48年以後，決策者終於想起來要在國家層面上紀念這30萬遇難同胞，雖說是晚了，但比沒有好。從此，30萬的亡靈終於有了歸宿，14億人心中的傷痛終於得到了一點慰藉——遲來的正義也是正義啊。
年景正常的和平年代1959-1962三年間，全中國的非正常死亡（餓死）人數是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的120倍到130倍！事情已經過去了60年，還要等到什麼時候，這4000萬左右的亡靈才能在國家層面上得到紀念和哀悼，所有在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人為的大飢荒中失去了親人的中國人心中的傷痛才能得到一點慰藉？
人命在決策者心中有多重？什麼是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政府？
其實，每一個寧願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問題的中國人都知道，有許多重大問題是不能追究的，因為問題的後面就是執政的合法性問題，以及執政集團的切身利益問題。所以，大飢荒要瞞騙，文革要粗線條。對這些大是大非問題，講真話，對個人是災難，對某組織更是災難。打江山為的就是坐江山，為此，那怕是幾千萬條人命，都是不值一提的。可怕！
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不准講真話的結果就是災難。對所有的人都是災難，無一例外。
中國人民還會再面臨一場災難嗎，願上帝（或菩薩）保佑我們——人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也就只有這句話了。
註釋：
【1】http://qian-dingrong.hxwk.org/2015/08/07/
【2】https://k.sina.cn/article_6264218989_17560656d00100i8yg.html
【3】楊繼繩《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