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肺炎（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0年2月15日訊】中國廣州週一（2月11日）緊急立法，授權政府可在「必要時」徵用房屋、場地、交通工具等私人財產抗擊疫情。以「戰疫」的名義，共產黨要第五次共產了？
據美國之音報導，建政的頭30年，中共已經有過四次徵收私人財產的高潮。專門研究毛時代歷史的學者、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主編過《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的宋永毅表示，「我一聽就是狼又來了。」
第一次共產： 土地改革
1950-1953年，先把地主、富農的土地無償分給缺地少地的3億多農民，免除地租。
農民拿到土地不到3年，共產黨搖身一變。從1953年開始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再次剝奪了農民的土地。
宋永毅說：「土地改革打著一個要把中國引向工業化的宏偉規劃、道德制高點，而且又偽造了一個數據，說地主、富農佔了全國70-80%的土地，實際上30%都不到。」
在這場運動中，廣東省也是第一波受到衝擊的，因為當地的華僑佔了全國華僑總數的70%。華僑多，意味著財產多。華僑的房子、土地全部沒收了。
當時搞暴力土改，廣東省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
據1991年6月第2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毛澤東在1948年的指示將土改打擊對象定為人口百分之十。
對於土改死亡人數，周恩來估計83萬人，毛澤東估計2-3百萬人。費正清等學者採用的數字都超過100萬。
宋永毅表示，雖然1980年代中共出臺了政策，承諾歸還被錯誤沒收、徵收的僑房，但是只解決了部分問題，高達45%的僑眷都沒有得到補償。
第二次共產：公私合營
隨之而來的是1956年開始的公私合營，針對民族資本家和私營個體勞動者。概括為：（1）企業由資本家所有變為公私共有；（2）資本家開始喪失企業經營管理權；（3）企業盈利按「四馬分肥」原則分配。
該運動對廣東的打擊也很大，廣州是當時除上海、北京、天津外，中國為數不多的有私人工商業的城市。
宋永毅說，「當時也是打了一個很好的牌子，說我們公私合營了，把你的私人財產變成國家所有了，但是我們還給你一點錢的，給所謂的定息。整個過程中間， 人大也立了法，說公私合營是符合法律的。」
然而所謂的定息只是一點利息，遠遠低於企業的盈利，也低於銀行定期存款利率。中共承諾將定息分20-30年還清。
9年後的1966年，又共產黨搖身一變。這個原本就不合理的，原定20-30年的賠償就戛然而止。
「中共中央發了一個文件，從此以後資本家就不准再領定息了，」宋永毅說，「他賴賬了。」
有報導稱，按現在的概念，相當於一夜之間股民股票歸公，房奴房產歸公。
第三次共產：大躍進
另一波徵收私人財產的高潮是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
「人民公社，所謂的‘一大二公’，一個是大，一個是公，全部變為公有財產了，」宋永毅說。「土地改革把這些地主、富農都分完了，現在要分普通農民的了，把他們的鍋碗瓢盆全部充公，本來是說你們到食堂吃飯，結果食堂沒有飯吃了，人就餓死啊。」
第四次共產：文化大革命
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對本國人民私有財產的又一次大規模掠奪。宋永毅說，「文革」中紅衛兵從民族資本家的家中抄出的黃金等資產大抵相當於196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5%。
更可怕的是它摧毀了中國人的道德，天花過後只是毀容，文革過後卻讓人們心魂俱殘。
依照法律「共產」
廣州市人大常委會週二（2月12日）在其官網上發出聲明，列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廣東省突發事件應對條例》等法律條文，以證明新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決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流亡美國的前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對美國之音說，「在中國的這種法治環境下，這種徵用很容易變成侵犯人權。實際上就是政府搶劫民間財產。」
他說，當局對什麼情況下可以對哪些東西進行徵用，什麼時候返還，有什麼賠償都沒有明確規定。即使有規定，各級政府也可不去遵守。也正因此，強拆民房，強征土地每天都在中國發生。
宋永毅表示，在戰爭、重大自然災害等特殊情況下，政府並非不能徵用私人財產，世界其他國家的「憲法」也有相關條款，但是徵用的一個前提是提供合理賠償，這一點在中共歷次的政治運動中從來沒有發生過。
更令人擔憂的是以「戰疫」的名義徵收私人財產的做法可能蔓延到全國，被認為是橡皮圖章的廣州人大週二的聲明在結尾處寫道：「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等地人大常委會近期作出的關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決定，都有此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