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劉歆：父子事業相繼 兩漢學術承傳（繪圖：Winnie Wang/看中國）
西漢學術有兩個高峰期。其一是在漢武帝時期。漢武帝一方面設立五經博士，使儒學在官學中之地位得以確立。一方面廣收天下書籍，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使諸子傳說皆充於秘府，百家之學皆得以傳承。同時亦有一批精通詩，禮，春秋的先師學者們湧現出來，皆起於建元年間 。這是第一個學術高峰期。另一個學術高峰期，卻是在西漢走向衰微的末年。漢元帝朝可以視為一個拐點，從這裡，西漢收起最後一抹輝煌，急轉直下，經歷成帝、哀帝、平帝三朝皇權旁落、外戚干政的局面後，終至江山易手。然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則是這一時期的學術活動並未因國運之衰落而停滯，相反，卻在一場巨變來臨之前，做了一次學術大總結。
在此次學術總結中，不僅書籍得到整理，還催化了讖緯之學的發展，並使隱沒已久的古文經重新面世，大放異彩。這一學術總結過程中，有兩個人功不可沒，正是經學大家劉向劉歆父子。這一篇我們就來講述他們的故事。
劉向，字子正，本名更生。史載，劉向為人平易，沒有什麼威儀，他不喜歡應酬交接，一生樂道好學。他常常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有時不寐達旦 。他曾於宣帝時受召學習《春秋穀梁傳》，也曾參加過甘露年間石渠閣講論五經的重要學術活動。
國運之傾難輓 讖緯之學肇端
元帝即位初，劉向與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等同心輔政。但當時的西漢，已是國運日衰，奸人用事。中朝有宦官弘恭，石顯當權，外朝有外戚許氏、史氏在位。眾小結黨排斥正直大臣。上天不斷降下災異，於是劉向上書，陳述天人相應的道理，勸漢元帝用賢臣，遠小人。
比如，他在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的一份奏書中就歷數了從上古到近世的天象之變。上古虞舜、周文王，周武王等這些明君聖主在位時，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諸侯和於天下，於是上天降下種種祥瑞。此皆和氣所致，而那時國運也很興隆。到了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至於春秋之世，從魯隱公至魯哀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發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崩兩次，慧星三次等等。對應於當時社會之動蕩，弒君之事有三十六例，亡國之事有五十二例，諸侯出逃，社稷不保者，不可勝數。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則舉國安泰，異眾則社稷危殆。
接著劉向又推及近世，指出自漢元帝即位已六年，考察春秋之世，沒有在六年之中災異發生有如今天這樣頻繁的。劉向認為這正是由於奸邪並進，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引起的。
這封奏書上陳後，並未得到採納。直至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發生了日食。元帝才有所醒悟，但此時朝中要職皆是石顯黨羽，已是大勢難回。劉向傷傾危之不救，於是寫了《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等八篇文章，借古悼今。
公元前33年（竟寧元年）五月，漢元帝駕崩，漢成帝即位。次年（建始元年），石顯服罪，劉向才得以進用。劉向將自己的名字由更生改為向，也就是在此時。
成帝之世雖無石顯之黨，而外戚王氏在成帝朝的權勢卻更甚石顯。劉向對此很是憂心。他在秘府整理書籍時讀到《尚書》洪範篇，講的是箕子為周武王陳述五行陰陽休咎之應。於是劉向也決定以災異之說向成帝進言不要重用王氏。
劉向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戰國以至秦漢之際，所有關於符瑞災異的記載，並對應當時的事跡，講解禍福佔驗的道理，又將其分類整理，各有條目，凡十一篇，名為《洪範五行傳論》。後來劉向又為王氏權勢過重而多次上書，以災異之變勸諫成帝不要讓國祚移於外戚。可惜的是，漢成帝雖然瞭解劉向的忠心，但始終沒有削奪王氏的權力。
此外，漢成帝因沈迷酒色，以貌取人，竟以趙飛燕為皇后，趙合德為昭儀。而像班婕妤這樣德才兼備的人卻被疏遠。古時帝後帝妃的人選有嚴格的標準，要以德行為重，能夠示範後宮，母儀天下。趙氏姐妹驕橫擅妒，更行誣陷之事。劉向認為天子欲行教化之道，應當由內及外，從自身做起。於是他收集詩書中所記載的女子德行故事，編成《列女傳》，希望成帝有所參照。又作《新序》《說苑》等，以助觀覽，以補遺闕。成帝常常對劉向的觀點贊嘆不已。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元延三年正月，蜀地岷山發生了山崩，劉向認為這是大不祥之兆。於是再次上書言災異。劉向說春秋時期災異頻發，日蝕發生三十六次，最密集的時候，三年多就會發生一次。然而現在，自建始以來（即漢成帝的第一個年號），二十年間發生了八次日蝕，平均兩年半就一次。這是古今罕有的。
大概是漢朝國運始然，劉向的話雖然很有道理，卻並未得到採納。但這一過程中，卻催化了讖緯之學的形成。所謂讖緯，讖通常是隱語，有時也有圖，叫圖讖。緯則是緯書，是經文的支流。讖緯本於陰陽之學，雖肇起於上古，而成為一門學術則成形於西漢末年，可以想見，這一過程中，劉向等當時學者對於陰陽災異之學的精研功莫大焉。
劉向七十二歲時去世。十三年後，王氏代漢，一切如其所言。
劉向領校秘書 劉歆總成《七略》
雖然劉向的忠言未被漢成帝採納，但在成帝之世，劉向的才學還是有了用武之地。漢武帝在位時廣開獻書之路，到了漢成帝時，百年之間，圖書積如丘山，腐敗散亡者頗多。漢成帝精於詩書，喜讀古文，他看到中書藏書頗多散失，遂於公元前26年（河平三年）八月詔命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命劉向領校皇家藏書。
校書工程甚是浩繁，當時，延閣、廣內、秘室之府都是皇室藏書之所。劉向每完成一部書的校訂之後，還需登記篇目，總結大意，上奏成帝 ，而這也成為後世目錄學之發端。
西漢學術有兩個高峰期。（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劉向去世時，已是哀帝在位。其子劉歆在大司馬王莽的舉薦下受到重用。漢哀帝命劉歆承其父業，繼續書籍整理工作。劉歆完成群書的校定，又作《七略》。《七略》中將群書分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六類，之前有總述《輯略》，故而稱為《七略》。
古文經與今文經之學術分野
不過劉歆校書，子承父業，並不是從哀帝時開始。早在成帝詔命劉向領校秘書時，劉歆就同父親一起受命參加校書。過程中，劉歆飽讀秘府藏書，而他最大的收穫則是發現了古文《春秋左氏傳》。當時被立為官學的《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皆屬今文經。
所謂今文，以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成，故稱今文。所謂古文，以秦時通行的籀書寫成，故謂古文。但今古文經不只在於文字不同，其篇目，解讀，治學方向皆有不同。如今文學者尚微言大義，古文學者詳章句訓詁。劉向所治正是今文《春秋穀梁傳》，劉歆則更喜歡古文《春秋左氏傳》。學問之事，雖父子不能相苟同，劉歆數次問難於劉向，這些討論都沒有結果，於是劉向與劉歆在學術上分道揚鑣，而古文與今文也在此時成學界之分野。
後來，劉歆提出將古文經立為官學，但因朝中學者多主張今文而作罷。到平帝之世，王莽擅權，由於王莽在學術上傾向於古文，這從他後來一味復古的政治措施上也可看出。在王莽的支持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皆立為官學。不過，古文經被立為官學的時間並不長，到了東漢開國，光武帝劉秀將古文經從官學中取消，但古文經學作為一派學術思想已為學界所共識，所以才有了東漢經學家們古今文兼治的局面 。
結語：
展讀西漢末年的歷史，在那個狂瀾既倒大廈將傾的時代，學術界並未出現走入末流之類的頹廢，相反，卻呈現出傳承遺教之氣魄，與務實開拓之新局。學者們治學精神之嚴謹與強毅亦令人感動，雖學術見解各有不同，卻為兩漢經學的發展共同開疆拓土。這大概就是江山代有更迭，文明長存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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