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反對性侵遊行(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5月14日訊】當好萊塢電影人哈維．韋恩斯坦因為性騷擾被調查、身敗名裂之時，我還以為「我也是」運動已經到了「大團圓」結局的時候。
現在回望，那時候一切才剛剛開始。
可能是因為缺乏相關經驗，我似乎默認，一場社會運動應該在揪出一兩個「幕後大boss」之後便偃旗息鼓。然而，從2017持續到2018年的夏天，這個幽靈依然在全世界各地徘徊。不止一條最近的爆炸性新聞都與這場運動有關。它洗牌了好萊塢，衝擊了聯合國，休克了諾貝爾文學獎，甚至波及到了這場運動長期以來堅定的支持者——紐約州總檢察長埃里克．施奈德曼身上。
這一連串故事的曲折、罪惡、衝突，遠超小說。
與事發前的韋恩斯坦一樣，施奈德曼是美國著名的自由派人物，一個女權主義的呼籲者。在5月7日《紐約客》發表長篇報導稱他對4名女伴有過身體暴力、性侵等行為之前，這位紐約州執法機構的最高長官一直是「我也是」運動的支持者，他曾對韋恩斯坦採取法律行動，還在社交媒體上為說出性騷擾真相的「勇敢的女性與男性」喝采。
此前，瑞典媒體揭露過另一樁性侵案：有18名女性表示，法國攝影師讓．克勞德．阿爾諾曾對她們實施性侵或性騷擾。這名攝影師的妻子是瑞典文學院院士卡特琳娜．弗羅斯滕松，夫婦倆拿著瑞典文學院的資金，運營著該國數一數二的藝術機構，因而在文藝界頗有權勢，受害者敢怒不敢言。
這也是「我也是」運動中許多案件的某種共性，最為駭人聽聞的並非「有人性侵」這件事本身，而是權勢與姑息構筑成的，讓受害者無力掙扎的世界。
在這場運動中，大眾發現，韋恩斯坦的「咸豬手」在好萊塢早已不是秘密，而他卻一直順風順水地出入於名利場中，控制著女明星的命運；在前美國奧運體操隊隊醫拉里．納薩爾被送上法庭之前，他對體操隊員的性侵已經持續了至少20年，也受到過投訴，卻沒有一條真正被重視。
這一次，瑞典文學院對性侵醜聞的反應，可以說，也是相當老派的。
他們切斷了與阿爾諾運營的藝術機構的聯繫，但決定保留弗羅斯滕松的院士身份，也不起訴她和她丈夫。
可是，有些東西已經徹底改變了——圍觀群眾似乎不再那麼老派，不再能對這樣的事情輕鬆放過。瑞典輿論沸騰，相關責任人不得不辭職，文學院內部對此持有異議的院士也紛紛與此切割，16位院士走得只剩下10位。於是，上週五瑞典文學院不得不對外宣布，「2018年不會再有諾貝爾文學獎」。
「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英國《獨立報》記者簡．梅里克對此發表評論說，「它顯示著，‘我也是’並非僅僅是2017年的一股潮流，而是難以再被阻止的、永久改變世界的力量。」
長期以來，針對「我也是」運動的爭議都很大。一群手裡毫無證據的受害人——大多數時候是女性，也有少數的年輕男子——通過在社交網路上嘰嘰喳喳，就形成了能讓知名人物身敗名裂的輿論，聽起來怎麼都更像個瘋狂的恐怖故事。在我看來，它能在歐美獲得像現在這樣的生命力，還是因為聚沙成塔的講述者們披露的那些細節，刺中了西方社會某種結構性的不平等：加害者掌握權勢，對任何事情都顯得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