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8年5月7日訊】99年前的5月4日,發生了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導的學生運動。學生們示威遊行、罷課請願,抗議在剛結束的巴黎和會中,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被轉讓給日本,而北洋政府對此沒有作為。
1939年,5月4日被定為中國青年節。在一些人看來,青年,似乎成了理想主義的代名詞,他們理所應當會承擔起推動社會改革的重任。
我曾嚮往的青年生活也是這樣的。記得二十出頭的時候,我第一次去香港。整夜看多年前的視頻和照片,淚流滿面。我覺得自己生不逢時,渴望做一些轟轟烈烈的事情,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感受到自己「活過」「活著」。
十年過去了,我對「自己嚮往的青年生活」有了不一樣的理解。對於現在的我來說,讓我感受到自己「活著」,讓我對青春無悔的,是日常生活的點滴,其中最關鍵的,是保持同理心,體察他人遭受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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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苦難最初的感知,是在七歲之前我和爺爺奶奶住在一起的時候。那是八十年代,我們住在西安城內社會階層比較低的一個社區。我對那個階段的印象已經很模糊,只依稀記得一戶人家,爸爸在車間裡失去了右手;媽媽小時候得了小兒麻痺症,行動有些不便;孩子是撿來的,有些小偷小摸的習慣。記憶裡總殘留著那個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聲。她經常在搓板上跪幾個小時,被她爸爸暴打一頓,一群孩子在旁邊哄笑。
後來那片社區被改造成樓房,因為子女爭房產發生了一系列悲劇。奶奶有時會和我講,哪個老人跳樓了,哪個老人被子女攆出了家門。不知什麼緣故,她講的時候表情和語氣都是淡淡的,寥寥幾句話,我也總是當成故事來聽,並沒有從中體會過多麼大的悲痛。
但我一直認為,童年「聽」來的這些故事,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
直到2004年,我在大學組織了一個暑期社會實踐考察隊,才對苦難有了更進一步的認知。我們在江西調查村民土地被徵收之後的生活狀況,走訪了很多人家。不少水田被當成荒地徵收,一畝地只能得到大概9000至1.5萬元補償,政府轉手就能以數十倍的價格賣給企業。上訪的一些村民被拘留數月,其他人只能拿著錢另尋出路。不少村民再花錢買地,蓋房,土地補償款很快就花光了。他們在鎮上打零工,一個月賺三五百元,過著比原來更貧困的生活。還記得看到一戶人家的井水時複雜的心情,因為缺少基礎設施,村民只能在新房子旁自己挖井,水發黑褐色,打上來沉澱幾個小時,就用來做飯洗衣。
井水
整個考察中,我覺得很難過而無力,但還夾雜著好奇和同情的複雜情緒,以及和同學們一起出行的興奮勁兒。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對社會問題的分析是很膚淺的,寫了一份報告,通過學校遞交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就沒什麼下文了。
但那段經歷,我自己全情投入的狀態,和我感受到的苦難生活,極大的影響了我的價值觀。
又過了幾年,512地震後兩年多,我到公益機構工作,做北川地震重建後的工程項目。那一段經歷讓我體會到,對苦難的感同身受,需要一種同理心,對事件的瞭解,甚至是想像力。北川老城,我坐車穿過上百次,兩側是坍塌的廢墟。
北川老城
有時我會想,那廢墟下,不知埋葬著多少屍骨,他們當時,是一種怎樣的感受?但走的次數多了,沈重也慢慢減輕了。那時重建項目已經接近尾聲,在工作和生活中和居民們聊天,因為種種原因,大家也並不會刻意提起地震的那段過往。
幾年後當我讀到張良寫的《汶川地震168小時》這本書,記錄了一個個真實的人物和故事,關於北川老城的記憶就迅速湧上來。不再夾雜著好奇或同情,而是一種感同身受的複雜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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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間,我還看到了各種各樣的苦難,它們發生在不同的地方,而一些公益機構和個人,在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我曾經讀了一本書《Half the Sky》,現有中文版《天空的另一半》。作者記述了他們在亞非拉地區看到女性遭受的各種暴力和苦難生活,她們被迫賣淫、被強姦、生育時死亡、失學、遭受家庭暴力,等等。如果沒有外界的幫助,她們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這觸發我去柬埔寨首都金邊一個保護婦女兒童的機構工作四個月。這個機構專門幫助遭受家庭暴力、強姦和人口販賣的受害女性和兒童,給她們提供長達一年的住處和一些技能培訓。這期間,通過翻譯,我和很多受害者有直接的交流,瞭解她們的需要。
記得有一個媽媽,帶著三個孩子,她的丈夫喝醉酒以後,用刀在她和女兒的脖子上劃下十幾厘米長的口子,她們差點沒被搶救過來。她和我談起自己的經歷,眼神中流露出麻木和絕望。等翻譯離開,她有些激動的和我說了半天,比手畫腳才讓我明白。她希望我把她的小兒子帶到中國撫養。我當時就淚流滿面。一個母親,要經歷多大的傷痛和絕望,才願意把自己深愛的孩子送給別人。而我,也沒法滿足她的期望。
除了遭受暴力,很多人的生活環境也很糟糕。
金邊郊區的一個簡陋小屋裡,一共十幾平米,住了大約二十人。他們靠撿垃圾為生,每天都擔心被政府趕走。
住了20人的小屋
他們三十多年前從越南來到柬埔寨,被當作非法移民,成了沒有國籍的人。但那段時間,政府已經貼出了要清除那片地區的通知,他們擔心自己不久後就會流落街頭。我採訪過一些街頭的流浪者,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女性會被強姦,需要不斷賄賂警察,依然只能撿垃圾,每天收入2-3美金。警察不允許流浪者在街頭做飯,他們只能吃最便宜簡陋的食物。
柬埔寨的貧困人口
在柬埔寨的鄉村,很多家庭每天的收入不超過2美金,存糧頂多能吃一個星期。我在靠近泰國的邊境採訪過一些柬埔寨人,因為泰國的日工資能達到6-7美金,他們每天找蛇頭帶自己偷偷過境,有的幹完活兒偷偷跑回來,有的打工一段時間會被泰國警察遣返,還有的做最危險的工作,比如去海上捕魚,就再也沒有回來過。每一天,泰國的警方都會遣返幾卡車柬埔寨的非法勞工,他們會被在泰國拘留幾日,身上的錢和物品全部被沒收,落得一無所有;但他們告訴我,第二天,他們又會找賄賂了邊境警察的蛇頭帶自己過境,因為在柬埔寨,他們根本無法生活。
這樣的苦難,也不止發生在貧困國家或地區。
前幾年,我跟著公益機構去臺灣考察當地的創新教育,參觀了花蓮的五味屋。
花蓮的五味屋
五味屋是一個二手店,其實也是一個公益機構,創始人是在高校教書的顧老師。十幾年來,她幫助和陪伴當地社區一些最貧困家庭的孩子們,他們往往來自於失能家庭,爸爸經濟貧困,可能酗酒或者很暴力,很多媽媽是從東南亞的貧困國家拐賣來的媳婦,生下孩子,有些就離開了。顧老師給我們講了很多故事,關於暴力、拋棄、衝突、絕望,很難想像,這些孩子都經歷了怎樣的童年。她也講了自己怎樣和每個家庭溝通,怎樣通過各種各樣的活動,最終讓很多孩子重新建立自信和對人生的希望。
這樣的苦難,也同樣發生在中國大陸各個角落。
我的朋友李暘和他的丈夫安東,八年來,在雲南靠近緬甸邊境的鄉村辦了一個公益機構,叫榕樹根。
兩年多前,我去那裡住過兩個星期,幫著做做飯,陪孩子們玩耍、學習,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那個地區毒品氾濫,很多孩子的家長因為吸毒被抓或者去世;當地教育質量不高,很多孩子也不願意上學。榕樹根並不是全日制的學校,而是孩子們在放學後和週末可以聚在一起的地方。記得有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基本每天都逃學,他在學校和家裡都遭受暴力,除了榕樹根,無處可去。我和他聊天,能感到他內心的複雜,也能感到孩子的純真。如果沒有榕樹根,很多孩子,會像當地很多人一樣,早早輟學,混社會,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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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講的故事,或許對你來說並不陌生。這個世界上,在各個地方,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承受苦難。
有人說,正是對這些苦難的同情、同理心,在推動著社會的進步。
但是,人們真的會對別人的苦難感同身受嗎?對此,我是懷疑的。有很多人,其實並不關心。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覺得一個原因是,很多人離得還不夠近,像過去的我,信息只來源於新聞報導。
《娛樂至死》的作者認為,我們處在一個一切都被娛樂化的世界,包括新聞。死了幾十人,甚至上千人,不過都是新聞裡的數字。主持人面無表情的報導,大家聽聽也就算了。
等我親身接觸社會中弱勢的群體,用平等和尊重的態度去關心和感受,我的認知才不斷被刷新,頭腦中的偏見才被顛覆,內心最柔軟的地方才不斷被衝擊。
不過即使在一線接觸,看到的苦難多了,人也可能會變得麻木。我在公益行業工作的幾年中,也見過很多麻木的例子,這也曾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讓我深刻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是發生在柬埔寨的一件小事。
我在當地有一些朋友,來自各個國家,都在公益機構工作。在一次聚會中,討論起為什麼自己會來到柬埔寨,每個人輪流分享。大家就談到,自己經歷了某個事件,或者不喜歡過去的工作,等等。然後輪到一位來自印尼的女性,她在公益行業工作了30多年。她就談起在很多曾經工作過的國家的小故事,巴布亞新幾內亞,孟加拉等等,當地的人遭受著怎樣的苦難,過著怎樣的生活。
我開始聽得很困惑,這和當天討論的主題有什麼關係呢?但是隨著她講一個個的故事,我看到她眼角的淚花,突然明白了:只有她的故事裡,那個「自我」是最小的。她看到的,記下的,依然讓她心動的,是別人的苦難。是這些苦難,是別人的需要,自然而然把她帶到了柬埔寨。
這些年,我一直以此提醒自己,希望減少個人的好惡,減少那個自我,真正去關注別人的需要,關心社會的問題。
或許可以用我最喜歡的羅素的一句話結束這篇文章,「有三種簡單而強大的情感主宰著我的一生:對愛的渴望,對真理的探求和對苦難大眾的悲憫。」
對我來說,這是我所理解的,讓我感到「活著」的意義。
讓我慶幸的是,在我身邊,還有很多關注著他人苦難,關注著社會問題的年輕人。成立C計畫後,我們和3ESPACE聯合舉辦C講壇,每月都會邀請這樣一些可貴的年輕人,和我們的社群分享他們的故事,他們在世界各地聽到的、看到的苦難,以及他們為此做出的行動。我們也不斷倡導與呼籲,理性的公共討論,切實的公共參與,身體力行的推動社會進步。在又一個五四青年節,與你共勉,成為這個時代,珍貴的年輕人。
来源:C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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