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7月31日訊】小說書當然不是歷史書，然而人們確實常常通過小說來瞭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比如，我們閱讀雨果的小說《九三年》和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來瞭解法國大革命，從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帕斯捷爾奈克的《日瓦戈醫生》瞭解俄國歷史。小說中的歷史事件不但生動，而且深入，讓讀者在歷史事件之外，還看得到個人命運和道德善惡這種在歷史書上難以展開探討的命題。
在什麼小說中能看到文革歷史呢？姚蜀平女士的《似水流年》(花城出版社，2009)是很好也很難得的一部，如果還不能稱為唯一的一部。文革後，最初的鬆動是從「傷痕文學」開始的。然而好景不長，1980年代初「傷痕文學」還沒有充分發展就已經被壓制。在短暫興旺的「傷痕文學」中，對文革歷史事件的描寫還相當粗糙模糊，甚至把時間都弄錯–似乎這並不被認為需要嚴肅對待。關於文革歷史的寫作，長期以來一直被當局嚴格禁止，在小說書寫中的萎縮也不意外。不過意外的是，這麼多年以後，我們會看到這部在文革大背景下展開故事的《似水流年》(以下簡稱《流年》)，書中對文革歷史的描述在真實和深刻方面超過以往任何一部。
《流年》中的第一個文革場景，是1966年紅衛兵興起之時的「紅八月」。小說以40頁的篇幅，以高度寫實的手法描寫了在北京發生的紅衛兵暴力。這尤其是中文小說中前所未有的。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中一個名叫「紅衛兵」的學生組織，17天後又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紅衛兵組織在全國迅速建立的同時，紅衛兵恐怖也一起發生。紅衛兵抄家，燒書，破壞文物，「鬥爭」人，打人，乃至殺人。僅在北京城一地，就有1772人被打死，有近十萬人被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暴行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進行，受難者的屍體不加遮蓋丟在卡車上或平板車上從市中心運往火葬場。那場大型的迫害和殺戮，一批當時或者後來的「作家」都看到了，都不是看不到，但是他們卻一直沒有記錄或描寫這樁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罕見的暴行。姚蜀平寫了，這是因為她的文學才能，也因為她的勇敢和她的價值觀念。她寫了血的1966年8月，那些見到卻沒有寫出的作家們，會願意起來推崇這部作品和加以旁證嗎？還是反過來否認罪惡的發生或假裝沒有看到這本書呢？這應該做進一步的觀察並得到答案。
實際上，《流年》不但寫了紅衛兵暴力的場景，而且描述和剖析了紅衛兵個人。大家都知道，要認識文革，也必須瞭解文革中的各種人物，而人物刻畫正是小說的要素之一，也是小說所擅長作的。書中主要人物之一是一名女紅衛兵。作者不但寫了她如何打她的中學老師，抄老師的家，而且寫了她漂亮的外表下冷酷空虛的內心。一個細節是，他們的「造反」在1966年造成了老師一家三口的死亡，但她在1980年代遇到這位老師的倖存的小兒子的時候，她心裏湧出的念頭不是對死者的憐憫也不是對自己的責備，而是惋惜自己抄家時從老師家拿走一把小提琴，因不知道價值而賣得太便宜了。這種內心沒有道德感和負疚心的紅衛兵顯然相當有代表性。如果當年的殘酷行為(想一想吧，1772人甚至不是用子彈或者大刀殺害的，而是用拳頭、棍棒和銅頭軍用皮帶毆打折磨幾小時甚至幾天虐殺而死的)還可以拿年輕不懂事和革命狂熱來解釋，那麼在四十年後面對受難者家人還無動於衷拒絕道歉(這樣的紅衛兵為數不少，有的甚至至今以此自豪)，就只有從道德心(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缺德心)方面來解釋了。小說對這一紅衛兵人物的刻畫剖析是相當深刻的，這在中國文學中即使不是首創也非常稀罕。對這類人物的探究，不但對說明文革迫害和慘劇的發生有重大作用——除了文革的最高領導者毛澤東、江青、林彪等，還有多少下面的打手來進行所謂「群眾專政」而害死了數量巨大的受難者，而且也在一般意義上對建立人的道德感和羞恥心有很大意義(並非每個人都會生逢文革，但是那種善與惡之間的選擇，確實今天的人們也仍然會面臨)。只是要正視和理解這樣的人物，評論家和讀者也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和力量。
《流年》裡不但寫了已存的場景和人物，並且也寫了作者的思考和願景。實際上，不論當局的「愚民政策」有多麼長久和強大的控制力，也不論中國知識份子追求真理的毅力如何薄弱，文革結束後的30年來，關於文革的思索和討論始終是在中國人中間進行的，只是沒有公開進行的機會。小說《流年》寫進了這些思考和討論。一方面，作者對於在思考文革的人物有冷靜的觀察。例如其中有一個老幹部「牛主任」，他在文革前迫害了他人，文革中自己也受到殘酷迫害，文革後他也試圖反思，但是他仍要肯定他當年「為理想」「為信仰」「投身革命」，也不願面對他們的「革命實驗」造成的幾千萬人的生命代價。他最後把一些歷史紀念物鎖進了櫃子最深處。這個細節讓人啞然失笑。作者並未刻意加以諷刺，主要是這種真實的描寫給人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解釋了為什麼在中國對文革慘劇的反思會如此無力。在另一方面，《流年》還是抱著信心和期待，安排了書中最年輕的人物冬生，1966年紅衛兵恐怖的年幼倖存者，放棄他學得很好的科學技術專業，選擇了學習文科，為了改變「那個極權制度和孕育它的思想文化土壤」。書中的主要人物尚安妍大夫，在書的結束處，也是在她的晚年，決定把歷史寫作當作自己的新的工作。作者和我談到這樣的結尾方式，她說她看到了只有很少的中國人在做這樣的嚴肅的研究，於是她才這樣寫了。這不是寫實，而主要是表達她的期望。她知道她為什麼做了這樣樂觀的有暖意的結尾。
我和《流年》作者從來沒有見過面，但是我們之間通信卻始於十年之前。這本書的開始寫作更是早在我和她通信之前就開始了。我看過這本書在印到紙上之前的草稿。這本書反覆修改，在80萬字、60萬字幾個稿本上修改，現在印出來的是45萬字的一冊。曹雪芹在《紅樓夢》中自述，寫書時「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紅樓夢》純潔的語言和精粹的敘述，和這種寫作過程無疑有很大關係。曹雪芹的說法也是這本《流年》的寫作經過寫照吧。這種工作精神和方式應該感動我們。我不是說快速製作快速獲得市場效應的作品不好，但是這種超越了實利為文學而文學的做法，無疑對文學品質的提升有最大的貢獻。我要向作者致敬，不單為這本書的文學價值，也為作者給中文寫作界帶來的這份崇高。
